暮色中的邳州运河仍流淌着四百年前的波光，那些被船工号子磨亮的石岸，至今刻着一位治水能臣的名字——刘东星。
当万历年间的黄河水患屡次冲断漕运命脉，这位官至工部尚书的山西人，以凿山开河的魄力推开了泇河航道的大门，让邳州从此成为南北漕运的“黄金节点”。
一、漕渠危局：当黄河咬住运河咽喉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邳州百姓望着决口的黄河水涌入运河，漕船搁浅如枯木。自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后，大运河虽成国脉，但黄河与运河在徐州至邳州段的纠葛始终是心腹大患。
据《邳州志》记载，隆庆至万历初年，黄河在邳州、宿迁一带决堤达17次之多，“漕舟阻于吕梁，漂没者岁以千计”。
时任漕运总督的舒应龙曾提议开凿泇河，但工程因耗资巨大而搁置，直到刘东星以工部右侍郎衔总理河道，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漕运困局才迎来转机。
刘东星初到邳州时，眼前是“河身浅隘，沙砾胶结”的景象。吕梁洪（今徐州东南）的险滩每年吞噬数百艘漕船，而黄河倒灌让邳州段运河常成“地上悬河”。
他在奏疏中痛陈：“今邳、宿之间，运道如线，持杯水以救车薪，安能持久？”
这位出身寒门的官员深知，开凿泇河虽需凿山填谷，但唯有避开黄河主泓，才能根治漕运之患。
二、凿山导水：十七里石梁上的经纬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刘东星在邳州东北的马陵山脚下立下标杆。
泇河工程西起夏镇（今山东微山），东接邳州黄林庄，需穿越层峦叠嶂的青石山脉。
面对“山石如铁，斧凿难入”的困境，他独创“火烧水激”法——
命工匠在岩石缝隙堆柴焚烧，待石温灼手时泼以冷水，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使巨石崩裂。
如今邳州境内的“官塘坝”遗址，仍可见当年爆破留下的参差石痕。
工程最险处是开凿邳州段的“梁城石滩”。刘东星常裹着布衣蹲在工地，用竹枝在沙地上勾画水渠走向。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他“亲量丈尺，计工给值，不役一夫于民间”，甚至变卖自家田产以补工程资费。
当民工在寒冬中畏缩时，他脱下官袍披在冻僵的少年肩上：“吾辈食君之禄，当与民同其苦。”
这种身先士卒的作风，让十万民工在两年内凿通十七里石渠，将泇河水位抬高三丈，使漕船得以绕开邳州境内的黄河险段。
三、利垂千载：一河清流润邳州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首艘漕船从泇河驶入邳州运河时，两岸百姓以“万人空巷”的盛况相迎。刘东星站在船头，望着船舷划过的清凌凌河水，鬓角的霜雪被运河水汽濡湿。
这条新航道西接微山湖，东连骆马湖，不仅让漕船避开黄河险滩三百余里，更使邳州成为漕运枢纽——
每年数百万石漕粮经此北上，沿岸的窑湾镇、土山镇因漕运而兴盛，“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的景象延续了三百年。
他还在邳州修建“柳口坝”“茶城闸”等水利设施，将泇河与邳州运河的水位差控制在三尺以内，既防旱涝又便行船。
至今邳州民间仍流传着“刘东星凿河，百姓吃穿不发愁”的民谣，老人们会指着运河边的“落马碑”说：“那是当年刘大人督工时坠马的地方，碑上的‘泇河永济’四个字，是他用血染的朱砂写的。”
四、青史留痕：治水者的精神运河
刘东星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病逝于治水任上，临终前仍握着泇河工程图喃喃：“吕梁之险既除，邳宿之民可安矣。”他的灵柩归乡时，邳州百姓自发沿运河两岸设祭，连漕船上的纤夫都解下缆绳系在灵舟上，逆流拉纤三十里。
如今漫步邳州运河风光带，仿古漕船划过的波纹里，依稀可见那位明代官员的身影。他开凿的不只是一条水利航道，更是一条贯穿时空的精神运河——
当后人在窑湾古镇的石板路上踩出回响，在泇河故道的石缝中触摸到斧凿的痕迹，总会想起刘东星在《河防奏议》中写下的话：“治河如治心，必去其壅塞，方能通乎神明。”
这或许就是邳州运河留给后世的启示：真正的功臣，从来不是站在岸边指点江山的人，而是纵身跳进洪流中，用脊梁撑起航道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