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县的前身，唐代是宿豫县，治所在今郑楼西宿豫大古城，与泗州同处一城。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泗州城南迁汴口临淮县。宝应元年（762年），为避代宗李豫名讳，改名宿迁县。这时候的宿迁县，并没有因泗州城的南迁而北徙，仍固守在宿豫古城原地。
根据《江苏省志·地名志》，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宿迁县治开始了他自宿豫大古城的第一次迁徙之旅。需要指出的是，它不是迁往泗水河西岸的下相古城，而是迁往泗水河东岸“项王故里附近”。
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原本唐时先是属于宿豫县、后属于宿迁县的下相古城，以及当时宿迁西北境睢陵地，在北宋初期，曾经一度割归下邳县，不再属于宿迁县了。
先来看看南北朝以后的睢陵县。睢陵县，北齐属临清郡（治下相县），旋废，地入宿豫县；隋开皇时，地入下邳郡（治宿豫）；唐贞观间，下邳郡废，睢陵地入宿豫县。故《乾隆徐州府志》疆域志记载：睢宁县“唐为宿迁县地。”故而唐时，今睢宁县地属于宿迁县，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宋割唐宿迁县西北境入下邳”，印证了这一史实。《江苏省志·地名志》载有“唐宋时今睢宁为宿迁县地”。那是因为“太平兴国以后，又割下邳故睢陵地入宿迁”的缘故，这也是不争的史实。
再来看看从唐初到宋初这一时期的下相故城。《括地志辑校》宿豫县：“下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说明唐贞观年间（642年）下相故城属于宿豫县。《元和郡县志》宿迁县：“下相故城，在县西北七十里”，说明唐元和年间（813年）下相故城仍属于宿迁县。到了《太平寰宇记》（983年），则情况完全变了，下相故城（“下相故城 项羽生处。…即此地也。”）、项羽井（“项羽井在下相城也”），以及原本属于宿迁县的北陵故城（即今睢宁凌城）、睢陵故城（在今睢宁县桃园境）、取虑故城，均列于下邳县项下。也正因为如此，《宣统宿迁县志》才有“宋割唐宿迁县西北境入下邳，故寰宇记录下相故城于下邳县也”的记载，才有“宋时，宿境瀛於东南绌於西北”之说。根据古代“界水而止”的通常惯例，北宋初宿迁县城北迁，是不可能迁往泗水以西之下相城的！只能迁往泗水河东项王故里附近。
北宋初期，宿迁县城北迁，它会在哪儿落脚呢？综合《正德淮安府志》《乾隆江南通志》以及《万历宿迁县志》给出的信息。本文作者认为，这个地点应该就在《万历宿迁县志》所载的“去旧治南三里，临淮门外，泄侍丘湖水”的草狼沟、草狼新沟以北一带。地理坐标定位在如今项王故里东南方向的饮马堤附近。
《正德淮安府志》在“街市·巷关附”项下的“梧桐巷、广济巷，俱治北。”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既然梧桐巷在治北，反过来说，县治就在梧桐巷之南。梧桐巷、老银杏树，是宿迁城南仅存的两个历史遗迹，是不会随意更动的。为了印证这一猜想，在《乾隆江南通志》又查到：“项羽里，在宿迁县旧治北一里梧桐巷。”到这里，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在梧桐巷南方一里的地方，曾经是宿迁县历史上的县治。那么，梧桐巷又是怎么来的呢？说到梧桐巷，就绕不开项王庙。据《宿迁志资料》记载，“项王庙，在城南灵杰山西南黄河东堤下。唐时已有庙，不知在何时圮废。明嘉靖甲午，里人公建西楚王庙，面向黄河”。此事，《万历宿迁县志》中载有嘉靖二十四年曾任宿迁知县李九功写的《西楚霸王记》，叙述更为具体：“宿迁下相，项王故里也。王没距今数千年，里人犹能诵说其英风武烈，想象其游处之处，相与歌思不绝。旧未有祠，迨嘉靖甲午（十三年，即1534年），里人始凿木陶瓦为殿五楹，前为覆尾，凡三楹，中塑像，冕而衣裳如王者。……因山为址，巍然峙于县之乾隅。岁时伏腊相率拜祠于堂。宿当南北冲，以是往来者益知为英雄故里。”这里明确了项王故里的方位，是在宿迁县的“乾隅”。“乾”，在古代天文学中代表西北方，项王故里既然位于“县之乾隅”，那无疑是在县的西北方向，而且是面向黄河。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知县姚一元移建，易西向为南向”（《宿迁志资料》），这就是今天项王故里南大门的样子。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乾隆江南通志》，还是李九功的《西楚霸王记》，记载的只是“旧治”或“县”，而没有“县城”之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时的所谓县治，可能就是衙门、厅堂、廨舍、库房，几处院落，仅供县署一干人等处理公务、维持日常生活而已。
王家栋先生主编的《宿城镇志》也认为，宋代，在宿迁城南是有城的。该志在“元三皇庙碑刻”下记载：“宿迁县三皇庙位于宿迁宋城东郭外（项王故里东300米），创建于元祐（误！应为延祐。本文作者注，下同）六年（误！实为三年始建，五年功成）。”六年，岁次己未春二月下邳刘源专门为其刋《宿迁县创建三皇庙记》，这块碑刻于1995年10月25日出土。到了“后至元”二年（丙子春），始在三皇庙堂前建两庑十间，类似于如今的项王故里碑刻廊道，撰历代名医录。三年（1337年）岁次丁丑秋七月下邳刘云孙镌《三皇庙创建两庑记》，这一碑刻于1985年7月出土。目前，这两块碑刻及赑屃，均在项王故里南大门外，不知可否作为宋代宿迁县城或县治在项王故里以南、饮马堤附近的又一佐证？
根据《元丰九域志》，北宋中期，宿迁县治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迁徙。据下断于1085年的《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仍隶属于淮阳军下的宿迁县，在“军东南一百八十里。三乡。”与下断于983年的《太平寰宇记》比较，宿迁县与淮阳军（治在下邳）的距离由一百二十里，增加到了一百八十里，很显然，宿迁县治南迁到了宿预大古城。隶下的崔野、桃园、鱼沟三镇依然没变。
此次向南迁徙的理由，与黄河决溢有关。若是没有大的决溢事件，是不足以迫使县治轻易迁徙的。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以后，黄河南向大决溢，有三次：一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历五月，河决滑州“夺泗水经宿迁入淮水，至八月河水归槽。宿迁水灾犹烈”；二为天禧三年（1019年）六月，河决滑州“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被灾者十三州邑”；三为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河决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泗水）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大清河）入于海。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决口塞”。此后，黄河徘徊于北流（天津）、东流（大清），南河相对稳定。
北宋元符二年黄河东流断绝(资料来源：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12月版《黄河大事记》）
由于《元丰九域志》始修于熙宁八年（1075），刊行于元祐初（1086年），晚于淮阳置军（982年）、早于河决澶州曹村（1077年），故而可以认为，宿迁县第二次南迁与太平兴国八年河决滑州无关，亦于熙宁十年河决澶州曹村无关。可能性较大的就是天禧三年（1019年），河决滑州，造成宿迁县治南迁宿预大古城。
北宋徽宗初期，宿迁县治开启了他的第三次迁徙，自宿预大古城向北迁徙至下相故城。迁徙的理由是，这一时期的黄河相对稳定，金国尚未南侵，原来割给下邳县的睢陵县、下相故城，又复割归宿迁县所辖。
据成书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在淮阳军下记载：“宿迁县。秦下相县地，城在西北，项羽即此县人也”；同时又记载：宿豫县“安帝义熙中置城，在今县东南，临泗水，南近淮水，自后为重镇。”
这里，交代得很清晰：宿迁县，此时已在项羽出生的秦下相县地，“城在西北”；而唐后为重镇的宿豫县，则“在今县东南”；两者相互印证了宿迁县北迁的事实。《同治宿迁县志》则证实了“太平兴国以后，又割下邳故睢陵地入宿迁。北宋末故下相地复割归宿迁”的事实。至于睢陵地、下相地割归的具体时间，史无可考。
宿迁县城北迁下相故城后，不久，金国南侵，宿迁便成了宋金交战的前沿。其后，虽有“绍兴和议”，继之“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宋金依然战事不断，黎民百姓饱受蹂躏，多避乱逃散。宿迁县复立旋废，地域隶属，时有更迭。金兴定二年（1218年）析置睢宁县于宿迁县西境之睢陵县故城一带。元光二年（1223年）废宿迁县。景定三年（1262年），地暂入宋，复立宿迁县。是年，蒙古人占领宿迁，因城毁民少而废除宿迁县，地入于邳。“此时县城已沦为废墟。”时人陈孚有“古宿迁二绝”为证：“淮水东流古宿迁，荒郊千里绝人烟。征衫不脱夜无寐，舟在西风乱荻边。”“日落狐鸣野草黄，雁飞无数水茫茫。数星鬼火寒沙上，知是何年归战场。”这样的局面一直延宕宋、金的灭亡，乃至元朝的初立。
这就是北宋年间宿迁县鲜为人知的三次迁徙之大致脉络。此后，宿迁县至少又经历了三次迁城。
一次是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复置了宿迁县后，“易址于黄河东侧项王故里附近，另建宿迁县城”，具体何处？史书没有确载。从历史上宿迁县城渐次北移的规律性上来看，似乎迁徙至饮马堤一带的北宋初期旧址的可能性要大些。另据《宿迁市城乡建设志》记载：“1985年7月，元代宿迁县城的三皇庙碑刻及两尊赑屃在项王故里东南150米处的鱼塘底出土。”似可为证。
一次是迁治于今幸福南路原师范附小、城南中学一带，史称“土城”“旧城”的地方。此城为明正德六年（1511年）宿迁知县邓时中所筑，通称为“正德土城”。此次迁徙，具体时间，史无可考。
一次是万历五年（1577年）宿迁县迁治位于马陵山南麓、今幸福中路西侧的金港花园一带。此城为万历四年（1576年）宿迁知县喻文伟所筑，初为土城，城堞以砖。后经知县何东凤整修，城墙以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新城”、宿迁县城，现如今都称它为老宿迁县城。
明代万历年间宿迁县新城形胜图（资料来源：2017年点校本《万历宿迁县志》）
历史上的宿迁县城池，因地处洪水走廊，屡屡遭受洪水侵蚀。又因处在南北交战双方的前沿，历朝历代，屡屡遭受兵燹毁圮，县治屡屡北迁南徙，也是在所难免。泗州、泗阳、桃源、下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陈宏仁，退休干部。参与多部地方史志资料的编写，撰述10多万字的舆情史考，先后发表几十篇各类学术探讨、科普资料以及散文等，为弘扬、传承历史文化发挥余热，笔耕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