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走马上任
（11）瑛子在家休息两天，起来活动一下，觉得没啥处不舒畅，腰也不疼了，这天做完早饭，把女儿打发上学走了，把小海小河送到我母亲家，她跟队长去公社参加三干会去了。
所谓“三干”会，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基层干部会，大会动员如何抓好今年“四夏三抢＂工作，“四夏”即夏收、夏种、夏管、夏分；“三抢”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抢管棉花，生产队干部是基层组织，直接和社员一起战天斗地，流汗拼搏的带头人，领了任务回家就要付诸实践的。
按说生产队有文化的姑娘、媳妇多的是，瑛子扁担长一字也不认得，凭什么有资格当选为妇女队长，大家说她人缘好，能吃苦耐劳，干活不躲奸卖滑，在姊妹娘们中间有一定威信和凝聚力，穿着干净，长得俊气，招人喜欢。
我听说她当了妇女队长，担心她干不了，自己带三个孩子，又得办饭，哪有精力去担那份责。瑛子很自信，她说；“不就是带头干活嘛，不当这个官我也没闲着，又不拿队里补助，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怕啥的？”
确实，没出嫁时就是共青团员，嫁进我家，我是人民教师，思想本来就不落后，有个“官”帽头上一带，干活更卖力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国家恢复了停招十年的高考制度，我们“老三届”毕业生特殊优待，可以和应届毕业生一样参加高考，我有点心动，决定试一试。
从毕业到现在，虽说带了几年小学附设初中班的课，只是教语文，数理化早以陌生，离高考日期近，我又带初二毕业班，没时间坐下复习功课，抱着有枣无枣打一杆的思想，仓促进了考场，除了语文试卷还能应付一下，数学，政治，史地生稀里糊涂做下来，自己知道没希望录取，出榜了，果然名落孙山。
一九七八年夏季还招生，机会还有，这时我下决心再拼搏一次。
大年三十晚上我和瑛子一起包饺子，我说了今年再考一次，不知她怎么想的，不愿我参加考试。
她生性率直，半真半假开玩笑地说:“人还没丢够？三十多岁了，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你不想要了？”我说:“好不容易赶上这班车，考试试呗，要是考上了，户口能转公办，吃商品粮，拿财政工资，不好吗？您娘几个也能跟着沾沾光！”她嗤之以鼻，说:“哼，你考，若能考取了，今后你吃一碗我给你盛一碗。”
我被她鄙夷不屑的神态激怒了，我一拍案板说:“哼，考给你看看，今年非考上不可，到时说话得算话。”
或许她是激将法，也或许她怕我考取走了，这一摊家务都落在她身上，她担不了，反正心神不安。
寒假开学后，我找了一本去年高考的综合试卷习题集，开始一门一门攻关。
一九七八年，教育战线刚开始拨乱反正，新华书店也没有教辅书，我的高中数理比课本都被邳城我二辈老表王乐善拿去复习了，他是炮兵某部退伍军人，也是“老三届”，当年我高三时他高一，去年高考，没有课本怎么复习，我的都被他借走了，上学时他就聪明，复习几个月，一炮打响，考上华东某军事院校走了，课本也给我丢光了。
我就啃住这本高考综合试卷，一科一科地做了一遍，报考文科，不考理化，语数政史地生必考。
我当时正代一个初二毕业班的语文课，有空就看书做题，工作学习两不误。
一九 七八年的高考时间是从七月二十到二十二，共三天，我复习了一百天，一本综合试卷做了两遍，又在官湖中学找来时政材料，抽空就死背硬记。
下半夜起来推磨，瑛子刷好磨，备好材料，我擎掌磨棍助她一臂之力，刮糊子刷磨抱柴烙煎饼，一系列活都是她包了，挤点时间，我就背政治和史地生资料。
七月二十日那天，瑛子把三个孩子都托派给母亲，陪我去“赶考＂。
考场设在官小二埠，我邻边坐的考生都是应届的孩子们，我这个“范进”之流进去后，真有点不好意思。
那天真热，考场内如蒸笼一般，热汗珠子顺着胳膊往下滴，我不抬头，不管邻边考生怎么焦急，我只管思考试卷上的问题。
上午考语文结束，自我感觉不错，瑛子在大门口等着，也是热得大汗淋漓，中午休息两个半小时再考，我和瑛子没回家，我们来时带着煎饼了，找片阴凉地休息吃饭。
下午的考试还是热，好不容易坚持下来，我和瑛子步行八里地才回到家，她不问我考的什么，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瑛子又投身到沤绿肥活动中，带着那班姊妹娘们铲草皮，挑水灌粪坑，掺青草和人粪尿，搅拌着让粪池里混合物发酵。
这是又脏又臭的活路，她以身作则脱光脚巴站在池中绞绊，雪白的细长腿被沤得尽是红点点，痒痛钻心，瑛子不在乎。
（12）主动流产
一九七八年九月初的一天，在官湖中学上高中的胡广胜给我送来一份体检通知单，这预示着这次高考有被录取的希望了。
消息传开，生产队里一片沸腾，瑛子被“花木兰，穆桂英”们包围了，纷纷向她祝贺，说她从此可以“一步登天”了。
在那个年代，村里有人考上大学可不是一般的轰动，哪怕考的是小中专也被认为是考上了大学，贺喜，办酒席，忙的不亦乐乎。
这份佳音影响很大，瑛子心里暗暗高兴，她和我打的赌（吃一碗盛一碗）将兑现，我暗暗笑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几号，我接到正式录取通知书，学校不让我再上班了，回家准备上学去。
此时一件严峻的大事摆在面前，瑛子已怀孕两个多月了，是生还是流？
若留下来，也行，计划生育政策刚宣传不久，绝育措施执行的还不严厉，但我上学走了，再生就四个了，她一人带不了，最大的才刚十岁，面临生产队繁重的农活和家务活，比如麦口铲麦茬，秋天刨玉米疙瘩，晒山芋干……，这些活能把一个健康的劳力累趴下，何况她一个弱女子。
流产，瑛子下定决心，我带她到了官湖医院妇产科，我学生也是我本家妹妹富荣给她作的手术，对瑛子说:“二嫂，是男孩，流了多可惜。”瑛子毫不犹豫，响应上级计生号召，流吧！
人不知鬼不觉流了产，她怕人知道，三天后就参加了抬汪泥劳动。
大约一个月后吧，公社计生办公布落实计生政策的数字，大队妇联主任怎么也对不上号，怎么多一个妇女流产的名额，是一队瑛子，还是主动流的。
大队支书给队长下令，奖励物资和工分，队长亲自上门送去30斤黄豆（可换豆油），记50个工分，还表扬瑛子:“二妹，你这个妇女队长当的好！起带头作用不张扬！”
瑛子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多，瑛子背着被包，提着网兜（装脸盆和暖水瓶），我被着日用品包，去了白埠汽车站。
妻子送郎去读书，三十二岁的我一路没少嘱咐她，少拼命干活，多照自己的身体和孩子，咱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两年我毕业后，工资高了，就不怕再透支了。
瑛子深情地告诫我:“家里的事你不要掛虑，我能干多少是多少，别多想其它烂事。”
从此，繁重的家务都压在瑛子一人肩上，她又累出一身毛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