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母亲不死的话，今年就九十三岁了。她生于一九三一年，卒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终年七十三岁。
我母亲一九五五年和我父亲结婚，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在那讲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过着极其贫穷的日子。受尽了折磨、饥饿和被人欺辱。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在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中，母亲是最疼爱我的。因为我是受十年内乱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没有上好学，小学四年级没有上到头，就被迫上不下去了。那时候，因为受我父亲政治迫害的影响，一些顽劣的同学打我骂我。母亲曾到学校找过老师和校长，都无济于事。有一次，我们班里有一个最调皮捣蛋的孩子，拿着砖头砸向我的头部，从头的后半部流进破棉袄里许多血。到家后，我母亲用热毛巾给我一边擦着血，一边哭着对我父亲说：不能让小幸上学了，在这样下去，说不定那天让人给砸死了。我父亲低着头不作声。正好我也不想上，这样我就不上学了。可是，不上学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没有办法，母亲就让我跟她去田里挖猪草。
起初母亲怕我掉到河里，就在她去生产队干活时，把我带在她视野范围内让我挖猪草。后来我稍大了一点，我也不太听了，在挖猪草的余暇时，就学着逑逮鱼。那时候母亲对我不放心的是怕我淹死了。因为我们沙沟湖野里，地势低洼，只适合种植水稻，所以，田间地头水渠沟沟都是满满的水。那时候我又不会凫水，母亲成天对我提心掉胆的。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家里很穷，我们从来不吃精米白面，就是生产队里分了一些稻谷，加工成米后，母亲带着我一起背着去官湖街上卖，然后买山芋干子再背回来。母亲很疼我，一到官湖街桥南头，邳苍公路东边刘家粥铺里，给我买一碗粥，然后再买一串包子。那会儿包子都是素馅的，从来没有卖肉的，因为都贫穷，就是有卖肉包子，也没有人吃。母亲站在粥铺吃饭桌旁，看着我吃，就是她想吃，也舍不得钱买。我知道母亲想吃，也知道母亲不愿意多花那一斤多的大米钱，母亲看着我吃，我抬头看见她正往肚子里咽口水。当时，我没有心眼，就感觉那粥特香，那韭菜鸡蛋包子特别好吃，叫我一气全吃完了。母亲问我吃饱了吗？我说再有几个还能吃下去。现在想想，那会的我可真够二的，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母亲，哪怕留一口粥，一个包子给母亲吃也好。
我们卖完大米，买了五十斤山芋干子，母亲背了三十五斤，我背了十五斤。我们从官湖街回来了。十五里的路程，我们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母亲走不动了。她放下山芋干子，到麦田里找豌豆苗子和酸柳菜吃，吃的嘴唇发绿，我们继续往家走。我们歇了好多次，才来到家里。
又过了几年，我到十六七岁的时候，能参加生产队劳动了。我的父亲从南方回来了，我们家有三个劳动力了，条件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穷。我母亲说：幸，咱们好好干活，在过几年，我们家的日子会好的。现在，我想想，当时，母亲看着我能干活了，虽然每天只能挣七分（一个整劳力，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挣十分），但是，母亲还是看到了希望。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十七八岁了，我每天拾屎、薅草，一天能挣两个整劳动力的工分了。还不耽误我天天逮黄鳝卖钱，这个时候，我们家偶尔也能吃上一些纯粮食煎饼了。可是，这一年春天，我的最小的弟弟乐庆在四月中旬，突然发高烧。因为，当时，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夜里烧的实在不行了，父亲用平板车拉着我的母亲，母亲抱着我弟弟，夜里三点多钟到官湖医院。到医院，医生说，这孩子不行了，没多会儿就死了。
我记得，那天我拾大粪，是十点多钟来到家里的，我们家里，已经来了许多婶子大娘等妇女。进屋里只看见我母亲在床上睡着，她巳经没有力气再哭了。我到母亲跟前，母亲对我说：幸，你小弟弟死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泪如泉涌，就背着屎箕子跑到自留地里，用双手扒拉着泥土，培我们家的土豆苗子。我的手磨了许多水泡后，实在受不了了，肚子饿的受不行了，才回家。这时候，母亲已经把饭做好了。我母亲说：小六子死了，可我们还得过啊！
母亲知道我饿了，炒了一碟干辣椒炒咸菜，一碟干辣椒炒锅靠鱼。家里的黑黑的山芋干煎饼，卷的这辣乎乎的菜吃了起。尽管母亲只喝了几口稀稀的稀饭，但是，我还是拼命的吃。
吃完饭后，我不想呆在家里，背起粪箕子离开了家。
春天的风吹起来还有许多凉意，但是，爬到六保河晒太阳的老鳖看到我却突突突的钻进了清清的河水里，立即泛起那一小片浑浊的水来。我立刻脱下破棉裤子和棉袄，小心翼翼在那片浑水中踩着找老鳖，我立刻踩到了一个大如洗脸盆那么个硬东西。我伏下身子，水淹没了我的头顶，憋着一口气，把那个大老鳖给抱上来了。大老鳖被我翻过身来，露着花白褐黄色的肚皮朝天，它就翻不过身了。我把脚朝青草上蹭了蹭，穿上破棉裤，穿上棉袄，穿上前露脚指头的破鞋后，抱着那个有六七斤重的大老鳖回家了。
回到家里，和我们家相处的较好的三爷爷、三奶奶还在我们家安慰着我的母亲。说我母亲不难过那是骗人的，我的小弟死了，作为我母亲是最痛苦的。落到这样的结局，我三爷爷说：如果不是我们村几个坏种陷害俊才的话，你二嫂子怎么能过这样的日子呢？
我母亲说：三叔，这就是命吧！我认了，人倒霉，日子穷真难过啊！
我到家，把老鳖放在屋里地上，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感觉惊讶！他们从小到现在，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老鳖。说实话，那个老鳖要是放到现在市场上卖，没有一千块钱是吃不着的。在说了，一般情况下，是逮不到那六七斤重野生老鳖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村却很少有人吃它。就是黄鳝，也没有人吃。可是我们家吃，尤其是我爸爸善常烧长鱼老鳖汤。
不过，我的三奶奶不主张我们吃老鳖，她说：别是鳖鱼精，吃了它别再惹出什么祸患来。等我三爷爷、三奶奶走了。我父亲说：什么祸患事端，我的儿子都死了，我不相信那一套。就对我母亲说：你别难过了，咱们好好的把这五个孩子养好也不孬。
我母亲不睡了，她爬起来把鳖鱼洗净，让我大妹妹烧锅，就把老鳖放在锅里煮了。慢慢的，锅热水，就听到那老鳖在渐渐的热水里挣扎噼噼嗵嗵的声音。我母亲的情绪稍好了些，她声音不太大的对我说：这叫温水煮鳖，松松垮垮。在渐渐的加热，那老鳖在淌极汗后，就在极端难受之际，它会把体内的粪便和尿尿毒素都会排泄出来。等到老鳖死后，就赶紧把老鳖捞出来，开堂破肚，把鳖胆及其肠子和不能吃的东西取出来，然后再重来放入锅中，煮成老鳖汤，那可好喝的不得了。
说实话，我母亲在烧汤方面不如我父亲烧的好喝。因为我父亲是个巧人，他会自己酿造酱油醋，他能掌握住大众的口味。不过，那时候我们家穷，对口味上基本上忽略不计，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母亲烧的老鳖汤也很好喝。
我们一家老老小小饱餐了一顿老鳖汤，但是，整顿饭没有欢乐的气氛，因为，我们都在想着我那刚刚死去的小弟弟。
第二天，下雨了，我早上醒来，感觉头疼的十分难受，我父亲早早的去生产队的池屋抄火纸（去制作给死人烧的火纸）。我母亲用手试了试我的脑门，她惊讶的说我发烧了。可是，我就感觉头疼和冷。母亲让我起来跟着她去大队卫生室去看病。我不想起来。母亲接受了我小弟弟的教训，赶紧把我托起来，快速的穿上衣服，到了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一量体温，对我母亲说我高烧。她立刻开了点退烧药，我来到家吃了下去。但是，高烧仍然没有退下去。我母亲有点害怕了。赶紧来到池屋对我父亲说了我的情况。我父亲说：你找板车拉去公社医院去给他看吧！你看我不得闲，不行的话你带他去吧！
听到父亲的话，我母亲还能说什么呢！
我母亲拉着我去了公社医院。走的时候，雨不怎么下的，看起来天就要放晴了。可是，当离医院还有两三里路的时候，天又开始下雨。我母亲怕淋着我，把一块塑料布苫在平板车上，母亲淋着雨快步的朝医院拉去。
到了医院，已是中午的时候了，母亲怕耽误我看病，就挂了急诊。医生说：先拿药去打退烧针，过二十分钟之后化验报告出来再说。
打完针之后，我和母亲就在医院的观察室。等到下午上班的医生上班了，我们又重新让一个医生看了看，医生说：可能是受凉，不要紧的，我给开些药，吃两天就好了。这时候，我母亲悬着的心才放下。
我们回来了，雨还是在下着，下了沙石路，走在庄里的路上，那泥泞满路我母亲吃力的朝前拉。看到这样子，我坚持要下来，母亲就是不让。她说：我已经一身泥了，你下来又弄一身衣服泥，还是算了吧！
在泥泥水水的路上，母亲拼命的拉着我，这时，由于用力过猛，挂在肩上的绳子拉断了，母亲一下子栽在泥水的路上，我也差一点从平板车上滑了下来。母亲一脸一身都是泥人似的，我母亲又哭了。看到母亲这个样子。我在也不能让母亲拉了。下来和母亲一起把车子好不容易拉到家。这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的病好了，这一年我种在自留地里的土豆长势特别的好，出的苗齐不说，那苗儿绿油油，望着就让人心生欢喜。因为，在种土豆之前，三分地的土豆地，我拉了三大平板车的土杂肥上作了底肥。我每天余暇的时候都要在到菜园地里去看看，连一颗小草我都不让它生长。
记得就在我生病好了的第三天中午，我从自留地里回家，看见一个陌生的老婆子。我本以为是我们家的哪里来的不认识的亲戚，她看见我朝我点点头。然后她问我母亲：＂这是你的儿子？＂
只听我母亲答应道＂：是的。＂
老婆子说：＂你儿子是大富大贵之相，可惜了，生在你们这样的家庭中，不能好好上学，太可惜了。＂
我母亲问道：＂师傅，麻烦你给我儿子算一下，看他今后能不能娶个媳妇？＂
老婆子说：大妹子，还能不能娶上媳妇，你尽管放心，他不会缺媳妇的！＂
我母亲听到老婆子这话后，多少天不见笑容的她，露出了一丝丝微笑，只是一闪而过。
我母亲让我坐下来，让算命师傅给我也算算，今后的前途如何。
老婆子说：＂大妹妹，一切的一切，五年后再说吧！你儿子不要算，五年以后，你们家的情况自然就会好的。＂
我母亲要留算命的吃饭，老婆子说：＂我不在你们家吃饭了，你给我点钱就行。＂
我母亲掏出来一块钱，可老婆子只收了五毛钱。她说：＂我只收这么多，如果五年后再来给你算命的话，妹妹，恐怕就得十块钱了。＂我母亲说：＂师傅，只要你能算的准的话，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老婆子说：＂准不准过五年再说吧！＂
从那之后，我母亲进行了漫长的上访活动，主要是替我父亲翻案。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随后，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并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
我母亲两个的姑姑，原来都是右派，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全部工资。受到了她们的影响，我母亲又一次激发了上访的热潮。她先后到徐州政府部门上访，无果后上北京去南京，找有关部门给我父亲落实政策。当时我们家很穷，我母亲徒步途中要饭，走到了一个奶奶的妹妹，我知薇二姨家。我二姨给我母亲烙了饼，给了去北京的路费。到了北京，我母亲举目无亲，常常在北火车站借宿，白天到饭店捡人吃剩的残渣剩菜，有时候还上门要过饭，受尽了折磨和苦难。有一次被饿的晕了过去，是北京火车站人员把我母亲送进了收容所，在哪里吃了几天饱饭。为了我的父亲的翻案平反问题，可以说我母亲搅尽脑汁，想尽办法，吃遍人间的苦，受尽了磨难，最后，在人民日报特约记者，邳州籍老乡顾雷先生的帮助下，找到了冶金工业部信访处的邵处长，责令冶金工业部第九冶金建设公司为我父亲落实工作。我父亲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如果不是我母亲的极力上访，我父亲的平反将会是遥遥无期的。
我父亲落实政策，我们家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经济上也得到了好转。在兄弟姐妹中，我是直接受益者。九冶公司，为了照顾老干部，特批照顾一名子女作为内招，我就顺利的招进了九冶公司工作了。
在我到陕南汉中工作期间，我的母亲时常给我写信，督促我认真看书学习。在母亲的督促下，我参加了由《工人日报》举办的刊授大学文学评论大专班的学习。三年后我取得了大专学历。现在想想，自从母亲督促我学习以后，我就没有间断学习过。那时候，母亲的信中说：底子差，学习进步的更快，只要你学了，就比不学要好，你千万要记住，没有文化人造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只要国家要富强，就必须要靠有文化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来实现。现在想想，我母亲那个时候说的话是多么正确的。
我的母亲虽然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亲，可她生长在邳州官湖西房上的文化村。尤其是她们的家庭，可以说文化村最杰出的代表。我母亲的祖父是老中医先生，父亲干过国民党县党部主要负责人。这样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抓得是很紧的。我母亲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自解放后从教以来，到六十年代，国家精减城市人口下放后，内乱期间受到父亲的影响，一直在农村生活。我母亲是一个忠诚善良的人，父亲遭受陷害被错划成＂反革命分子＂后，仍然忠诚于我的父亲，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我母亲一生都在帮助别人，那怕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别人向我们家借钱，我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两块钱借给了人家。可这个人最终没有还我们。我们家在没有吃的时候，我母亲抱着我二妹，领着我大妹，带着我到文化馆姑姥娘家去，临来的时候，姑姥娘给我们蒸了一锅馒头。我们回来的路上，遇见到了我们庄我喊姑爹的一个人。一路上我们说了许多话。他对我母亲说：在运河街上没舍得买饭吃，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离我们庄还有七八里路的距离，我母亲就让我把背包放下，从包里取出几个馒头让他吃。我心里不情愿，因为我们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但是，母亲的话我不敢不听。也可能是我那姑爹饿的太很的原因，他一气吃了四个馒头。我心里疼的很难受，可我母亲还让我掏出两个馒头给他。我那姑爹也不作假，竟然收下了，我气的不行。但是，我憋死气没说出口。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宁愿自己不吃，也喜欢给别人。
在那普遍贫穷的年代，人们特别自私，我母亲讲究，可一大些人不讲究。他们感觉你给他们是应该的，还大有我们巴结他们的感觉。可我母亲从不计较这些，她还时常的对我说：＂帮助别人是幸福的。＂说我今后，只要有能力，一定要多做善事，多做好事，不要图什么回报。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穷怕了的原因，我活到现在，母亲的那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我没有继承过来。
我母亲最疼爱我的儿子，她绝对不让我们两口子打孩子。只要我和我老婆打孩子，我母亲就不理我们。她主张＂树大自直＂的理念。她推行贺拉斯的＂寓教为乐＂的教育理念。并且当面批评打孩子是作父母亲教育无能的表现。
静下来心平气和的想想，尽管孩子犯了错误，当你和他力量悬殊这么大的时候，那双可怜无助的眼神望着你，期待你不要打他。在这种情况你就应该极时的调整情绪，加以说服解决为最好。但是，在生气的时候，要是能够控制住情绪者，我想这样的人，一定是解决矛盾的高手。人啊！在生气的时候，往往是最不理智的，打过孩子后就会后悔，便嚎啕大哭，想想不应该打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可是当孩子再犯错误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情绪，还会再打，再后悔，这样循环往复，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在对你的感情上产生分歧，严重的还会采取极端行为。为了征服孩子，现在，我作为祖父辈的人，希望现在正在作为小孩子的父母亲，千万不能打孩子。还是上帝说过的话：＂打孩子是有罪的。＂作为我逝去二十年的母亲，她活着的时候是多么明智的。
我的母亲，一生做了多少好事，说也说不完，数也数不清。她老人家得脑出血是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号晚上六点多钟的时候。当时她巳经烀了两天咸菜了，每年这时候，她都要烀一大些黑咸菜，因为我们三中家属宿舍后院的人，都喜欢吃我母亲的黑咸菜。还有我母亲做的浸汁咸菜，那个好吃的味道，真是用文字，是无法表达的。我母亲把这些咸菜做好只后，一家子送上一些，那些成天忙忙碌碌的老师们别提多高兴了。
记得那天晚上由于劳累，又加之和我三妹婿来接孩子，丢了一只小鞋，我母亲炒了四个菜，烧好了粥，他也没有吃。连劳累加上生气，所以，就突发脑出血。当时幸亏我们学校校医杜祥花和孙福华二位医生及时的把我母上送上铁二处医院，后又紧急转到邳州市人民医院，在出血量达到五十多克的重度病情下，还挽回了我母亲的生命，真是不容易。为此，感谢负责当时我的表哥刘兆义副院长。我母亲的这场病，直接导致了严重的后遗症，不能讲话，造成严重的半身不遂。在这样的情况，多亏了我爱人从事医务行业，她精心护理，及时给吃药、打针，吊水。在最后的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用鼻饲管的方式进食。由于长期卧床，生肉疮都是我爱人一点点给清理。那股子恶臭味，每清理完一次，我的爱人都好几天食欲不振。就就这样，我母亲自从生病到去世又活了七年又四个月零七天，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早上五点三十六分在市人民医院老干部病房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现在，我母亲去世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们的国家和我的小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日子越来越好。我虽快到古稀，还在南京儿子的家里带小孙女，还能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我想，这些都是母亲的基因遗传给我的结果。我母亲的一生，只讲别人，不为自己，勤劳朴实善良。我现在不是夸我自己，我也是这样的。
母亲啊！我要对你说：我们现在不愁吃不饱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过的都很好。请你在天国里，好好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