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有很多专家、学者，研究探讨“法治与吏治”的问题，多数文章其引证的材料都以“贞观之治”为范本。
鄙人理解，在中国，吏治虽是古已有之的概念，也是历朝历代都“常抓不懈的工作”，法治却是自古所无，不仅社会没有过法治的状态，即便“法治”的理念也从未有过。诸子百家有一家叫法家，但其所论不过势术权霸，严刑峻法以震慑臣民。
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贞观之治”的秘诀，就是“法治与吏治”。“法治”的标志，是“那时候上下都重视修定律令，更重视执行律令”；吏治的表现，则是“尽一切努力选贤任能，广开言路，鼓励直言进谏，所以出了魏征、戴胄那样的忠臣。”看看当今反腐败现实，吏治队伍建设，无论是有章可循，还是有法可依，都还很不完善，唯此，卖官鬻爵层出不穷，良吏与清官难以立足。
其实，细析“贞观之治”，不过是一个开明皇帝的人治而已，虽然有律令、有仁政，“爱民如子”，但那时谁要有“有限政府”、“公民自由”、“权利平等”等法治观念，恐怕要以谋“大逆”来治罪。如果说中国古代有过“太平盛世”还不算全盘夸大，说中国古代有过法治时代，还要值得商榷。
至于贞观时代的吏治，确如上述所言，是“出了魏征、戴胄那样的忠臣”的。可是，这又怎能作为现代政府的官员的标本？人治之下，能让直言进谏、平平安安当忠臣，就算是好皇帝了。
回溯古国的荣光，自然不妨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或者康乾盛世开讲，然而，讲法治与现代吏治，还能以这些古董作标本吗？封建法制，最好的不过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但更经常的是王子犯法不与民同罪。封建吏治，最好的情况是出几个忠臣，但更经常的是可以尽其对皇上之忠而做不了臣——因犯颜直谏落得杀头的下场。
而今讲中国特色的法治，资本主义的法治固不足效法，“封建盛世王朝”的也不可作标本；讲吏治，西方吏治要多揭其虚伪重重，封建吏治也要辨证借鉴。社会主义的法治与吏治，既然是走中国特色道路，就要干净彻底摆脱“人治”的阴影，多在维护遵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法治吏治才能收获真正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