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路中寻找出路——我的回忆录之六：我的同学（作者：李坚强）

 我所居住的邳州市八义集镇（那时候还是八义集乡）石横村全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姓李。据说我们李家最早的先民为首的是亲兄弟俩，他们带着家人从山西迁居而来，当时从西往东正要通过现铜山区郑庙村东侧时，发现有一条小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时候，有人找来一块石板搭在小河上，一家人便顺着石板走过了小河。之后，我的先人们便在这条河的东部地区立足建家，兄弟俩便把这块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取名为石横，石横村的村名便由此而来。

后来，兄弟俩因故分家，老大迁居到了现在的邳州市李集镇的周边地域，而老二则在原地生活。从此，李集李被称为东李，石横村的李被称为西李。

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我家的东南侧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坟子，据说里面就埋葬着我们的老祖宗老二。每当我从旁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怀着崇敬的心情行注目礼，思虑着他们一路迁徙的艰辛，以及后来繁衍后代创业的不易。

我现在已弄不清楚石横村行政村当时有多少个自然村，大概分为四个自然村，在村子的南侧顺着东西方向一分为二，西边的叫圩西村，东边的叫圩东村；北侧的一部分，顺着东西方向直线型的有两个自然村，东边的叫后东村，西边的叫后西村。我家就住在后东村。

在我整个的学生时代，除了大学之外都是在邳州市八义集度过的。而在这个阶段，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有十余位，其中小学时代的一起玩的有周维啟、民生、培全、治业等等。

有人说，友谊是一把雨伞下的两个身影，是一张课桌上的两对明眸。

还有人说，初识学知课堂，共同寒窗苦读，经历摸爬滚打，不怕大浪淘沙，陪你前行，知你困苦，时常惦记，就是幸福。

玩跑步游戏的时候，我的腿被摔了，完全失去了走路能力，本来就不怎么利索的右脚肿得像个大馒头，痛得夜里睡不着觉。也许是我忘记了，还是怎样一个状况，可能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进什么医院检查，家里人觉得就是这样了，也没有人管。那时候我正上二、三年级。

腿被摔了但学业不能耽误。

不能走路咋办？我的父亲在矿上托人做了个钢轴，在轴上安上一个轴承，又用三条木棍做了一个三角形的简易车架子，在窄的一头装上轴承，在宽的一头做了两个把手。我坐在车上，我的同学周维啟（小名八狗子），可能还有治业他们几个，艰难地紧握着车把，吱扭吱扭地每天四趟推着我，到三四里路远的石横小学去读书，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我记得大概整个时长要有三四个月到半年的光景，直到我的腿脚慢慢康复，他们才不再推我上学。

直到如今，我还没有忘记他们，时常牵挂着这些曾经推过我上学的玩伴。几年前，我回家吊唁我的五奶奶，我还专门带着一个高档一点的水杯，找到周维啟，把杯子赠送与他，借此致谢。两三年前，我回家去看望我的恩师李克典老师，我专门请李老师邀请这几位小学时候的同学一起聚聚，可是他们都在外地打工，没有如愿。

到了初中，和我关系密切的有三位同学，一位姓贝、一位姓利、一位姓曹，加上我一共四位，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说。

姓贝的同学和我有点远亲，我叫他父亲舅老爷，是我奶奶的远房弟弟,按照辈分我应该称呼他为表叔。虽然是远亲，但对于我们这个亲戚比较少的家庭来说，我家都倍加珍惜，总觉得与人家很亲近，现在想来有点单相思的感觉。

我的这位贝同学的父亲在车站（济南铁路局八义集火车站的简称）八义集乡屠宰场（我们那时候美其名曰“食品站”）做炊事员，在那个食品极度匮乏的年代，炊事员是个非常吃香的职业，一是炊事员可以近水楼台，可以多吃多占一点；二是炊事员一般都是领导的嫡系，会有人托其找领导办事；三是手中有一定的权力，购买东西方便一些。我记得每天我和曹同学一起去到食品站约他一起去上学，看他从厨房的柜子里拿出一碗肥肥的酱油色的红烧肉，一打开盖子，一股浓浓的肉香扑鼻而来，弥漫满屋子的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钻，勾起了我腹中饿瘪了的谗虫，就这香味光闻不吃，也已经把我谗倒，也感觉是人间一种至高无上的舌尖上的享受了。

我到现在也无法忘记，在白同学那里幻想的，那红烧肉外观流露出的“浓油赤酱”的美味，色泽金黄，肥而不腻，口感微甜，入口酥软即化的幻觉感受，真的都想将其夺下，自己享用。看着白同学慢慢悠悠不慌不忙地自我享用美食，我的口水如泉涌如春潮，绵绵不绝，不能自抑，心想什么时候咱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那个时候正处于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国家物资短缺，为保障供应，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而且数量很少，城里人还好一些，农村户口的几乎没有，好多物品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大家时常攥着各种票证在各个商店门口通宵排长龙抢购年货。百姓衣食住行样样离不开票证，吃饭要粮票，买油要油票，穿衣要布票，还有什么副食品票、煤票、棉花票等这些票据成了“第二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当时，供销社职员、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在当时都是很吃香的职业。谁家有亲戚若是在供销单位上班是绝对的香饽饽，他们能早些知道一些走俏的东西什么时候到货，就不用去排长队了。而且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票比钱更有用，因为在计划经济年代有钱也买不到想要的东西。

这种供应紧张需要票据来供应商品的情况的转机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实行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物资开始慢慢丰富，到了现在不仅仅是吃好喝好的问题了，物品已经极大地丰富，只要有钱，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而是我们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票证也随之失去存在的意义，已经成为历史的见证，成为了收藏夹的收藏品了。

以我家为例，我家兄弟四个，两个妹妹。因为我父亲在煤矿上班（俗称这样的单位为国营单位，其工作人员为正式工），在农村是不得了的一种岗位和身份。回想起来，我只记得我父亲当时的工资是31块钱。因为我父亲先是在贾汪采石场工作，后在煤矿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每周六晚上，我母亲会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到村子的西头大路边去迎接我的父亲，见到父亲时，我会看到父亲笑盈盈地拿出一个帆布包，帆布包里会装着大约五公分宽的一小绺猪肉和十个左右的白馒头。回到家后，我的母亲会将猪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拿出一部分，将其与萝卜、白菜之类的炖成一小锅，一股香味喷薄而出，我们几个都眼巴巴地随着这一盘子猪肉转。等到这盘子猪肉上来后，早就急不可耐的我们都拿着筷子，等待母亲将这几块可怜的猪肉进行平均分配。等母亲分配好了，我们才能开吃。每到这个时候，父亲都会端着饭碗到大门前的小广场去吃饭，把菜省给我们吃。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依然非常感动。

利同学后来当了不大不小的官，我们之间接触的不是很多。但在小学阶段，我们还是接触地比较多，那个时候，他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记得临毕业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个笔记本。要知道，在那个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能有个笔记本也是很珍贵的。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叫朱士诚，比我大几岁，在家里曾经干过农活、当过木匠，是个非常成熟、热心、实在的老大哥。不仅在学业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需要什么学习资料都很热心地帮我搞到，而且在生活上非常关心我，每天帮我从食堂里打来饭菜，送到我的跟前，我有什么心事也喜欢告诉他，他都用他极为丰富的生活阅历劝导我、开导我，帮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心理的和现实的困难，是我大学期间的良师益友。

在我整个求学阶段，对我最好、让我终生难忘、我最为感恩的是我的初中同学曹清华。

我的几位同学都非常帅，贝同学成熟稳重，无欲无求；利同学聪明干练，思维缜密；而曹清华同学则器宇轩昂，和蔼可亲，白白胖胖的身材，浓浓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白里透红的脸蛋，举手投足间的厚道与善良，不经意间增添了他的帅气。他可真算的上是一个一等一的美男子，叫他帅哥一点也不为过。

因此，我的五奶奶逢人便开玩笑地说，你看人家超产（我的小名）的同学，一个比一个帅，你看你五叔，一个个歪瓜瘪枣。

我和曹清华结缘是一次偶发事件。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晚自习已经下课，我们都忙忙碌碌做着各种就寝的准备工作。就在就寝铃声响起的时间，传来了某位同学的惊诧的大叫声“某某生病了”。我记得这位同学好像是急性痢疾，还是什么病，已经记不清楚了，痛得嗷嗷叫，反正这位同学病很重。已经上了床的曹清华二话没说，立即和几位同学一起将这位同学搀扶着到了医院。所幸我们学校距离八义集医院不太远，不多会我们就到了医院，曹清华不仅忙前跑后帮着找医生，当时我们有的同学是真的穷，没有钱；有的同学可能有点钱，可是没带，是曹清华帮着垫付了医药费。事后这位同学还没还曹清华垫付的医药费，我已经不知道了。

但我知道，曹清华应该是一位侠肝义胆的人——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一生的好朋友。

于是我们几个好同学天天黏在一起，说着一些私密的话，干着一些私密的事。

比如关于同学相处，比如与老师相处，比如谈论女同学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

高一时候的中秋节到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曹清华中午回家了晚上又回来了，而且手里捏着一个方方圆圆的一包东西。

记得那天的夜空很晴朗，月亮像一个蔚蓝剔透的盘子挂在夜空中，整个学校都被月亮的清亮光照亮了，周围的万物仿佛都蒙了一层薄薄的的轻纱。我们在校园里找了一条石凳坐下，抬头仰望着漆黑的夜空，还有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在夜空中闪耀着光彩。

它使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家人，还有那不可预估的漫漫长夜般的将来，一种淡淡的忧伤袭上心头！

这个时候，曹清华打开了他手里的那个方方圆圆的小包包——原来，这是他中午从家里带来的一斤月饼。

“培勤，吃吧，我在家里吃过了！”

闻着淡淡的花香，吃着这从来没有吃过的这么多的月饼，看着又大、又圆、又亮的月亮，欣赏着美景，四周静悄悄的，真是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享受。

在我的家里，每到中秋节，我的母亲会将一包八个头一斤的月饼打开，放在桌子上一人一个。要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月饼还是高档货，买月饼不但要花钱还要用粮票。那个年代，只有到了中秋节，供销社里才有月饼卖，供应量也很少，常常要排老长时间的队才能用粮票买上月饼。

那时候只知道世界上有月饼，既不知道月饼的种类，也不了解我们当时吃的的月饼是五仁的，掰开之后，里边什么都有，里面包的有瓜子、芝麻，裹着冰糖、还有两样神奇的东西——青红丝。尤其是那青红丝最让人终生难忘。吃了一小块，远远的不过瘾，还想尽可能多吃一些，但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种痴心妄想，仅此一块，没有第二块。

对于母亲分给我的那块月饼，我非常珍惜，先是拿起来看，看着这块神奇的东西，为什么闻着都香。然后是吃，吃得很“认真”，我会一根根将青红丝一条条拔出来细细品尝，仔细观察那青红丝到底是什么玩意，花生仁、瓜子仁、芝麻一颗一颗含在嘴里舍不得嚼碎，含在嘴里慢慢融开，还有月饼里面的宝石一般的冰糖更是我很少见过的“稀有营养品”，我会把月饼里的冰糖抠出来，像吃糖果一样在嘴里含着，实在经不起诱惑，撑不住了，才会用牙咬碎，在嘴里咀嚼，体味那短暂而难忘的甜美。

和曹清华一起吃了那包月饼的中秋节，是我一生中，过得最甜蜜、最美好、最难忘也最感动的一个中秋节！

大概是上高一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曹清华告诉我他被“带工”了。

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带工”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意思，“带工”预示着什么，“带工”对于带工者或者被带工的人预示着什么。

预示着命运的彻底改变——在农村，预示着贫穷、打光棍、低人一等；到了城里成了正式工，则预示着富裕、双职工、高人一等。

“带工”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的一种福利制度，我不知道公务员队伍里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也不知道在国外和台湾有没有，但在我国建国后至八十年代初期左右，在国营或者大集体性质的企业里，父母可以凭着自己国营或者大集体的身份，将一个或者若干个子女带到这个企业里来工作，其身份和其父母的身份相同。

我一下子难过起来。曹清华被带工离校前的那个夜晚，我彻夜难眠。

难过的原因一是自己身体的缘故，体检不合格不能被带工；二是曹清华的辍学被带工走上了工作岗位，预示着我“失去”了这样一位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伤心了几天——我的好朋友利和曹清华都上班去了，贝也辍学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校里就着那风雨飘摇的煤油灯下苦熬着日子，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突然，有一天老师通知我有我的来信。打开一看，里面有曹清华给我写的一封信和一张崭新的五元钱。

在八十年代初期，五元钱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5块钱顶多可以坐一趟公交、乘一次地铁、吃一块雪糕，但是，那个年代的5块钱，却远不止这么些用途。据资料显示，即便一个人是在国营单位工作，每个人的平均月薪也只有几十块钱，1981年教师的平均工资每月只有41元钱，这还是一个具有20年教龄的老教师工资；如果是刚上班的年轻教师，一个月能拿到的平均工资仅有31元钱。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的购买力，如果拿出5元钱，就意味着要拿出一个工人1/5——1/6的平均工资。以1981年为例，0.142元钱就能买一斤大米，0.8元就可以买一斤食用油，比较奢侈的猪肉、鱼肉、鸡肉等，价格都在1.10左右。菜价就更便宜了，基本上都是几分钱、几角钱的论斤买。拿着这5元钱去趟菜市场，买个满载而归都不一定能够花光这笔钱。

曹清华连续给我每月邮寄五元钱，大概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

1985年左右，我的个人问题出了一点麻烦。在这个困难时期，我到了当时在某国营煤矿当领导的曹清华的家里。我大概住在他家里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在他住的四合院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单间，厚厚的褥子、雪白的被罩、暖和的被子，每天四个菜，晚上他还招呼他的朋友来陪我喝酒。在此期间，作为矿长秘书的他，工作应该非常繁忙，他除了工作以外，每天都陪着我和我聊天开导我。他知道我喜欢读书，给我从图书室借来我喜欢看的文学、哲学、报告文学书籍及报纸，让我阅读。

在这里，我要诚挚感谢曹清华的妻子徐伟，她每天除了要工作、带孩子、照顾老人外，还要照顾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局外人，现在想一想，真的不容易，难能可贵，如果是其他的人，真的很难做到。

每到暑假，或者周六、周日，我都经常到他家去玩，就像走亲戚，每一次他都热情地招待我，从来没有变过。

不仅如此，他还帮助我凭票购买过自行车等等当时要凭票购买的紧俏商品。

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孩子都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感情，经常保持着联系，相互鼓励与扶持。

人的一生，每个人都离不开贵人相助，在不同时期，在不同领域。他们是一盏灯，在黑暗中照亮了我们的人生路；他们是一团火，在绝望中点燃了我们的追求与梦想；他们是指示牌，在无助中给了我们前行的方向与动力……

因为贵人，我们才有了生命中的转机和转折；因为贵人，我们成长路上不孤单。

作者简介：

李坚强，徐州市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徐州市春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铜山区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党支部书记、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历任教师、中学教务处主任、副校长，镇党政办、区政府办秘书。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时代潮》《新华日报》《徐州日报》《彭城晚报》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360余万字。报告文学《兴军报国情许许》荣获国家级一等奖；报告文学《兴工环保两相宜》、《陈猛和他的热线电话》分获江苏省县市报研究会二、三等奖；报告文学《把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荣获市一等奖；20余篇文学作品入选市级以上作品集；“徐州好人”人物传记丛书《爱的力量》、徐州市作家协会“作家进警营”、徐州市司法局爱在司法专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