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做官与作文并不矛盾，乃至有相互为用、相互促进的一面。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就是走仕途，就是做官。只有做了官，才能利用权力的杠杆，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
人们都较熟悉的韩愈，做过监察御史、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官，即使因上《佛骨表》而远谪潮州，也还是做着刺史的官，连在哪里所写的驱鮭鱼的名文，也不忘记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吓唬恶溪食人的此种异类。至于《进学解》的名论，更是他作为国子祭酒置入太学时的一篇演讲辞。
韩文如海，浑雪汪茫；柳文如山，劲峭峻拔，各有招数，各领千秋。但柳宗元的命运比韩愈就差得多了，韩遭贬谪者耳，却能累贬累迁，柳宗元则似乎一蹶不振，只能老死边荒之地，自叹“零落残泥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吟咏“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类孤独凄绝的诗句。
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都是做官的，虽有宦海沉浮，总还是在宦海。欧阳修《醉翁亭记》，笔墨潇洒，自作旷达，是在滁州太守任上。苏轼考进士，欧阳修是主考官，对他的文章备加欣赏。苏轼后来的官运比欧阳修要偃蹇得多，官轿做得不大不说，还遭遇过“乌台诗案”，但写《赤壁赋》和《后赤壁赋》都是在黄州团练副使州任上，虽说是贬官，也还是做着官的。
现代的鲁迅，一直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的权力者，向统治者进击的。然而，他也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佥事。论敌曾讥讽他为区区小吏，他还专门在文章中论证过这佥事，实在也不算怎样的“区区”。论敌曾攻击他为“绍兴师爷”、“刀笔吏”，这当然都是诬称。
如果以鲁迅杂文的峭刻犀利而言，要从地缘文化上找传统，刑名师爷们的简劲刀笔遗风，置对手于无还手余地的严密逻辑力量等等，也不能说对他的洗练清峻的文字绝对没有影响。
当然，还是鲁迅说得对，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只能是水。无论是从政，还是作文，都源于做人。正直的人，做官，就是循吏、廉吏，就会以百姓的忧乐为心，疾苦为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会耿介廉洁，不徇私枉法，我为人民鼓与呼，自觉自律，恪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