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舅” (作者:薛家传)

“小舅” (作者:薛家传)
  “小舅”, 是我和老伴按传统习惯对他的尊称。他比我小了19岁,我和他姐姐结婚时,他还不到四岁。他的童年生活过得非常艰苦,因为正处在社会大变革年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成立集体农业合作社,又闪电式的跃进到了“人民公社”。由于社会制度变革,由一个年年有余的中农家庭,参加了人民公社,当上了自食其力的“人民公社社员”,生活收入水平每况愈下。他在念小学时,正逢“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浮夸吹牛狂热年代。接下来就是三年(1959–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在这三年里,农村社员群众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基本都是“糠菜半年粮”,吃山芋叶子、萝卜缨子、野菜什么的。“山芋干子是主粮,鸡腚眼字是银行,一天吃二两,锇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五钱饿不死保管员”。一时间,类似这些民谣成为社员发泄对时局不满的口头禅。由于社员群众营养不良,普遍得了“浮肿病”,机关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也普遍存在。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春,邳县患浮肿病者达6万余人。此时,“小舅”正在初级中学读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影响下, “培育”了他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俭省节约纯朴的生活作风。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后,全国中小学“停课闹革”。他在家里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学会了“编腊条筐”的手艺,赚点微薄的收入贴补生活,可以买点油盐什么的。就这点副业收入,进入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视线,于是乎,在大队里 “ 办学班”召开批判会,不但挨了斗,还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给割了。将腊条筐也给充公了。在那个极左思潮的年代里,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成年累月地干农活。到了农闲时,年仅16岁的“小舅”,还被迫跟着成年人一起去“扒大河”。
1970年“小舅”已19岁了,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帅气,百不挑一,不少年轻女孩为之倾倒,动情追逐,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言之凿凿,不混个样子不找对象。机会终于来了,这年适逢征集新兵, 在验兵时,被带兵人一眼看中, 顺利地过了体检关。但在政审时问题出现了, 还是那位大队书记提出了强烈反对: “ 他家庭是富裕中农,是被 漏划的富农”,文革中又搞资本主义–编腊条筐卖, 走资主道路能当兵吗?”
 入伍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他激动、忧虑。生怕这位大队书记暗地作祟,过不了“政审”关。若当不上兵,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好做人。由于精神上有压仰,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几乎受掉了几斤肉。大队的“检举材料”送到县里,因与政策有悖,征兵办力排极左偏见,否定了大队的意见,同意入伍。在那个年代能当上兵,倍感无尚光荣,人们也都刮目相看。
 当他穿上了新军装时,犹如开赴战场似的,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在短暂集训时,他表现非常积极勤快,又有初中文化,人长像又帅气,盈得了带兵人的喜欢。带兵首长–新疆伊犁军分区后勤处何科长,在离开邳县辞行时,他礼节性地问 我: (我时任邳县第一招所长) “我住在你们所里半个多月,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的吗?”。我懵然想起了“小舅”曾经有想开汽车的愿望,何科长忙不迭地掏出了笔记本说:“哪个公社?叫什么名字?…..”。我如实地把情况介绍给他。他爽快地表了态:“回去就办”。我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何科长把我要求的事给办妥了。情况经过是:当何科长回伊犁后,部队正在操场上对新兵编队,此时何科长赶到操场,向编队的军官问曰:“哪位是官湖公社马树华?”当场从正在编队中被叫了出来,那,你随我来吧!顿时把小舅吓得六神无主,淌了一身虚汗,他在寻思着,可能又是大队书记告了他的恶状,首长让他脱军装回家哩!然而何科长直接把他安排在军分区汽车班,他才悬心放下。
在部队里,“小舅”能吃苦耐劳,积极能干,虚心善学,认真钻研,很快掌握了开车技术。年年受到嘉奖,并被伊犁军分区评为优秀驾驶员。一起当兵的同事,基本上都被分到连队当兵,对“小舅”能当上一名汽车司机,他们都感到羡慕。在那个年代能会开汽车,在部队里算是“特种兵”了!“小舅”处事热情厚道,人情味很浓厚,只要有人找他办事,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他经常到乌鲁木齐(距伊犁700公里)出差,只要战友们托他办事,他都能一帮到底。如有的战友亲属来部队探亲,战友休假返邳,到乌市购物等,都可以“走后门”搭他的车。至于首长及其亲属托他办事,不胜枚举,他都能圆满完成。从伊犁到乌市乘长途公交车,两头不见太阳也需要两天时间。而他又能早起摸黑不怕吃苦,驾驶技术也非常娴熟,故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所以战友们都想塔他的“二车”。他一如既往,从不厌其烦,干了不少助人为乐的好事,他的人缘很好,口碑极嘉。战友们每提到他,都赞不 绝口,夸他为人热情,真诚坦率,助人为已任 。一起服役的战友们,像兄弟般的偎着他,每逢节假日,他的宿舍里高朋满坐,大多数都是他作东,大家凑合在一起,不分彼此谈天说地。战友们有时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也在他的宿舍里凑夥一起会餐,像亲兄弟般的亲切团结。即使转业来徐州工作,也有新疆、山东、邳州籍的战友们经常来他家作客。
何科长身为他的首长、老前辈,对“小舅”格外关怀,有时留在他家里吃饭。“小舅”对何科长也非常敬重,还帮助他家里干些杂活,有时帮助代购水果土特产什么的,交往甚密不分彼此。在入党提干问题,首长们早有共识,然而在外调之前,部队里多次接到了邳县家乡 那位大队书记的“检举信”:“漏划富农”,“搞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不满……”。在那个年代,宁左勿右,只要花上8分钱(一张邮票)管叫你查半年,只要是涉及“阶级斗争” 和 “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谁也不愿卷入,生怕连累自己。左的思想路线长期存在,严重地制约了热血青年的进步。
由于“小舅”一如既往积极地工作,表现出色,部队党组织批准他入了党,虽未能提干,领导出于对他的关心,转为正式军工,并连同家属都转为国家户口,吃了“皇粮”。如果不是大队书记H某人一再告恶状栽赃 陷害,所谓 “漏划富农”,提干的事是顺理成章的。
“小舅” (作者:薛家传)
  “小舅”在部队服役10年,于1981年转业到徐州市教育学院后勤工作。由于他的工作完成出色,很快得到了校领导的赏识,被提任教育学院总务处副主任。曾被评为徐州市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
教育学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每年到外地高等府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开研讨会,参观旅游学习等,院方都安排他前往。他结识了不少专家学者,社会名流。
“小舅”酷爱文学,由于经常接近学院教授专家学者,对他影响很大。他在徐州教育学院与张远芬、田秉锷等过从甚密,有的成了莫逆之交。小舅原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由于常年坚持不懈刻苦学习,通过多次考试,最后拿到大学专科文凭。由于他热爱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写了200多篇散文传记等文章,在地市以上报刊杂志上刊载。
小舅非常爱好旅游,对国内各旅游景点了如反掌,学院每逢到外地旅游都委派他作响导。他对地理知识非常熟知,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十几年来,他先后当响导游览了祖国各地,饱览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许多名胜古迹,名山大川。由于足踏实地游览,也给他增长了许多书本里找不到的地理知识,被教育学院的师生们誉为“旅游活地图”。  
1994年,徐州电视台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需要一名办公室主任,物色好久没有合适人选,教育学院的“秀才”们,与电视台的领导相识相知,积极举荐树华调到电视台充任办公室主任之职,发挥他的才干,但院领导断然拒绝,不同意调出。为了人尽其才,在几位秀才们竭力进谏下,院领导只有忍痛割爱。
在电视台工作期间,抓紧熟悉业务,对日常工作处理地有条不紊,年年被评为先进,在处理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他日以夜地学习“专升本”。经过江苏省“专升本”考试,分数已过线被录取。因为每月要去南京面授一周,由于繁重的工作难以分身,故丢掉了获取本科文凭的机缘。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逾越天命之年,他卸任退到二线之后,又受聘于彭城老年大学教务处,充任几个班的班主任,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乐、老有所为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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