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以后，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实行对皇帝负责的内阁制，汉朝以来多少皇帝、丞相在下邳这块土地上一展身手、积蓄力量，最后夺得了梦寐以求的宝座。在封建时代邳州人第一个登上丞相宝座的应该是西汉宣帝甘露三年任丞相的于定国。
于定国 (前111—前40年），字曼倩，西汉时东海下邳（今江苏邳州）人。他的父亲被称为“于公”。于公曾作过县里的狱吏，后升为郡里的狱官副佐。他断案执法公正，从未有过被冤枉的。郡中触犯法网的人，经于公判决的，都不敢隐瞒真情。百姓在于公活着时就为他建立了生祠，名叫“于公祠”。据传说：东海郡有个孝妇，没有子女，年轻守寡，侍奉婆母特别恭谨，婆母想要她改嫁，她始终不肯。婆母告诉邻人说：“这孝顺媳妇侍奉我很是恭谨，我衰怜她没有子女，守寡的日子很久了，我年纪老了，怎么能长久地拖累年轻人呢?”后来，她的婆母自己吊死了。婆母的女儿告到官府说：“这个女人杀了我母亲。”官府逮捕了孝妇，孝妇辩解说她没有杀死婆母，办案的官吏企图用毒刑拷打治罪，孝妇屈打成招。定案后报送上级官府。于公认为孝妇侍奉婆母十年并以孝敬闻名．这就证明她不会杀死婆母。太守不听他的意见，于公多次争辩都不能改变太守的意见，于是他就借病辞去官职。太守后来终于杀了孝妇。此后，郡中大旱三年。后任太守到此，卜卦寻问大旱的原因，于公说：“孝妇不应当处死，前任太守强行杀死了她，灾祸的原因应当就在这里。”于是新任太守就杀牛为牲去祭奠孝妇的坟墓，太守以下的官吏都亲自到坟前祭奠。天上即刻降下了大雨，当年五谷丰登。这就是后来被人改编为著名的戏曲《窦娥冤》的原型，（原来《窦娥冤》这出戏就出在下邳）。郡中的人因此更加敬重于公。于公修建房屋住宅，对工匠说：“替我把门修造得高高大大的，我判案从未有过冤案，我的后代一定有受封赏的人，要让高车驷马都能通过。”于公虽然是玩笑话，巧合的是到了他的儿子于定国，果真被封为西平侯，后任丞相，实现了“高车驷马”荣宗耀祖的美梦。
于定国少时从父学法，接受了于公的思想熏陶。于公死后，他继父任为县狱吏、郡决曹。由于他熟悉法律，治狱严谨，声誉渐高，补任廷尉史。因处理案件有才能，受到汉昭帝的器重，被调到京城，提升为侍御史、御史中丞。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刘贺在霍光支持下即位。刘贺是一个荒淫无道、不理朝政的昏君。没有一点做皇帝的样子。每天从早到晚，他不仅不同霍光和大臣们商议国家大事，反而把从昌邑带来的那些打鼓的、唱曲的、斗狗的、耍把戏的都弄到皇宫里来，叫他们陪着自己玩儿，随意赏给他们钱财。在居丧期间，宫里不允许吃肉，他却偷偷地派人到宫外去买鸡、买猪，拿回来宰了大吃大喝。他闲着没事儿，甚至还跑到汉昭帝的后宫里去奸污宫女。即位二十七天内，就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将汉室皇宫闹得乌烟瘴气。 -v#”尽管刘贺的夫人严罗敷是严延年孙女，和于定国是老乡。于定国毅然上书指责、劝谏。并支持霍光等人把只做了二十七天皇帝的刘贺废掉。汉宣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霍光上奏汉宣帝，凡谏昌邑王的都应提升官职。因此，于定国也就升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受到特别重用。几年后，又升为衡水都尉、廷尉，位列九卿之一。
西汉时，廷尉是掌管刑法的国家最高司法长官，凡郡国决狱有疑，皆由廷尉审核评决。在决狱断案中，于定国执法公正，量刑得当，有口皆碑。他做过县狱吏，郡决曹，对郡县情况十分熟悉，加上他明白文法，见多识广，因而办案明快，对一些疑难案件也是判决如流。于定国善饮酒，多饮而不乱，堪称海量。寒冬腊月时，他总是先喝酒再审理案件。他喝了酒以后，不仅头脑依然很清醒，而且显得精神倍增。他一如当年于公，“决疑平法”影响极大。在决狱断案中，不管是当朝权贵，还是平民百姓，或是鳏寡孤独，只要案子有疑问，他都一视同仁，十分审慎地处理。他量刑时主张宽平，人们都感到他为廷尉，没有受冤屈之虑。他为廷尉十八年，朝野称颂，与汉文帝时的著名廷尉张释之齐名。当时有“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的赞誉。
于定国身居高位，但为人谦虚好学。任廷尉后，坚持拜师学《春秋》，常常手捧经史，“北面备弟子礼”。对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分高贵卑贱，即“徒步往过”，也“皆与钧礼”，这是难能可贵的。
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５２年），于定国做了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次年丞相黄霸死，于定国当了丞相，封西平侯。汉宣帝死后，太子刘爽即位，是为元帝，对于定国十分敬重。在处理国家政务中，于定国表现了较好的“民主”作风，“率常丞相议可”，他和御史大夫陈万年并位八年，“议论无所拂”，因而国家也较为安定。永光元年（公元前４３年），于定国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适逢灾异，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于定国即以病辞官。汉元帝赐予安车驷马、黄金６０斤还乡，７２岁病卒，被谥曰“安侯”。于定国是第一个从基层登上丞相高位的邳州人，兢兢业业在其位谋其政，为国、为民尽心尽责，是邳州人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