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家传：我曾两次接待毛泽东的干女儿李静

　　       1971年，我在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帮助工作，同民政组庄恒星同志一起，接待了江苏省革委会两位女同志。介绍信写着“兹介绍李铮、李胜利二同志前往邳县落实其母烈士问题”。二位女士一表人才，穿着得体。李铮穿着一身不同一般的料子衣服，一眼就能看出是位有身份的干部。她那雍容华贵的气质，看上去不满四十岁，人也长得非常漂亮；李胜利，穿着一身解放军的戎装，比李铮略矮一点，看样子不满三十岁，风华正茂，圆圆的脸蛋，娇嫩的皮肤，如花似玉，非常精灵，活泼可爱。在接待中，李铮很客气地递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给庄恒星，此时笑话出现了：庄接过香烟，竟然点燃了带烟嘴那一头，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难怪，那个年代大家都没见过这样带烟嘴“洋烟”，能抽上“大前门”就了不起了。基层干部大都抽“丽华”、“火炬”、“红骑兵”等牌香烟。李胜利姐妹俩来邳主要目的是为母亲王荫桐追任烈士之事的。根据她们诉求，我们首先陪同二位到邳城城山，凭吊了王荫桐的墓地，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她们的诉求转交民政组，并作了认真汇报。由于当时还是派性掌权，人员频繁调动，此事便搁浅了。在接待过程中，据李铮讲，她在省革委会某局任处级干部，他的丈夫钟国楚，是部队支左高干，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李胜利已从部队转业在北京某部宣传部门任职，相当于副司级干部。

　　       在交谈中了解到，她们不但是我的老乡，而且还是近邻。这还得从童年说起。大概在1944年前后，日伪县政府驻在官湖有八年之久。李跃宗先生(李胜利的父亲)，在南北街开一爿医院。听父亲经常讲，李先生医术很高，尤其是外科手术。父亲说，有一次家寅兄(我的叔伯哥)因闹矛盾打伤了人，满面血迹，是李先生包扎治疗的，收钱很少。他是山东齐鲁大学毕业的，医德高尚，他非常讲究邻里关系,不少穷苦人看病，他不收钱或减半。附近十里八乡，都知道他的医术高，医德好。她们的家，住在南门里南北街，我的家住在南门里，相距不足百米，相隔七八家邻居，可谓是远亲不如近邻。她们兄妹五人，她两个哥哥，大哥是残疾人，二哥和我差不多大小，叫仲林，在小学二、三年级时候，我们经常在南门外河沙窝里玩耍。有一次玩恼了，他打了我，我也不示弱，把他追到家门口。据她们讲，残疾哥哥已病故，仲林哥哥在上海工作。大姐叫李彬，在北京工作。兄妹排行李铮居四，胜利最小居五。

　　       第二次接待是八年后。1979年秋末，她们兴师动众，几乎全家出动。老大李彬和丈夫徐宏九，老二(按姊妹排列)李铮，老三李静（即李胜利）全部出动。徐宏九和我们县委李清溪书记是老战友，河南兰考人，清华大学毕业，时任北京笫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对于他们的到来，李清溪书记非常重视，要求认真接待。具体工作都落在我的身上，如生活，住宿，车辆安排。经过与民政局会商，根据申报材料，通过认真复查核对，有关人员工作了五六天，整理好材料，逐级报批，最后由李清溪书记签字，形成正式文件，追认王荫桐同志为革命烈士。情节是这样的：1944年前后，王荫桐以医生身份，依靠官湖那爿医院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王荫桐时任新四军某部卫生部团级干部。以医生身份经常下乡出诊，搜集不少日伪顽情报。当时邳县有四股势力，一是以官湖为中心的日伪政权;二是以炮车地区以南的国民党顽政权，隶属于江苏省韩德勤;三是以邳北邹庄铁佛寺地区为中心，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四是土匪，他们分布在邳县各个薄弱边远地区，这伙人有奶便是娘，打家劫舍，其中，一部分人投靠日伪，充当鹰犬。四股势力经常磨擦。王荫桐搜集的情报，是国民党计划袭击新四军密件。由于被叛徒告密，国民党顽固派以请王荫桐“出诊”为名，将王荫桐残杀在官湖至炮车途中的陈楼乡左庄东湖。王荫桐英勇就义。

　　       王荫桐烈士政策落实后，他们全家非常感激。我又关照第一招待所，把他们全家的住宿费都免了。临别时，徐宏九和她们姐妹仨，都异口同声地邀请我，说：“来北京时，一定到我们家里作客”。徐宏九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薛主任，一定来北京！”他顺手拿起钢笔，飞快地写下了北京地址：北京西城区织机卫三十七号，电话……。

　　       机会来得真快，1980年3月，我和时任副县长的胡振龙，及徐州二工局局长等五位同志去北京国家农业部，汇报在巨山建百万标箱玻璃厂事宜。我们住在北京东郊大北窑，大家一致希望，能设法弄到中南海门票，瞻仰毛主席生前居室和生活遗存，但因无门路而作罢。我无意中翻阅了笔记本里记录的徐宏九的电话号码，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他的电话，徐宏九非常热情，邀请我们做客，我一再谢绝，并请他能否弄到五张中南海门票？他愉快地承诺。一个周六晚上，他从西城区匆匆忙忙地来到东郊宾馆，送来了五张中南海门票，在座的五位同志感激地不知如何是好。

　　       1982年秋，我和孙宜志二人，因公来北京外贸部，洽谈出口古巴甘蔗刀事项，又一次专程来到西城区徐宏九宅第，看望二位老夫妻。他们的住址紧靠北京北海公园白塔寺附近，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在闲谈中得知，李静早已转业到北京市某宣传部门工作了。老大李彬顺手交给我一份落实王荫桐烈士的材料，让我阅存，可惜时间长了又保管不善，这份资料被我遗失了。

　　       我虽然两次接待过李胜利(李静)，却并不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干女儿，那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到了2005年前后，《徐州日报》和《邳州日报》，先后刊登了“毛主席的干女儿是邳州人”，才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后在其他报刊和网上，也出现类似的文章。为什么李静成为毛主席的干女儿呢？报刊介绍多多，传闻多多。椐我听说，那是50年代的事。抗美援朝时，李静在铁道兵文工团还是个“红小鬼”，才十几岁，经常随团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演出。抗美援朝胜利后，到了1956年，中南海的首长们每周末都邀请铁道兵文工团的演员们来伴舞，在舞厅里，李胜利幸运地和毛主席伴舞。毛问曰:“你姓什么？”“姓李。”“你叫什么名字？”“李胜利。”“噢！……咱们是一家子了，你叫李胜利，我叫“李德胜”(在撤出延安时的化名)。当毛主席得知李胜利是烈士子女时，眼圈有些发红了。“那好！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在旁的朱老总说：“赶快给磕个头吧！”毛主席说：“那是旧礼教，鞠个躬就行了。”从此，李胜利经常来中南海伴舞，成了毛主席的小客人，李胜利对毛体书法情有独钟，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经过刻苦习练，终于成为毛体书法传人。

　　       二十年后，大概是在2003年底，在运河街上碰见了王占义(王的夫人与李静是表亲关系)，他急切地说：“李静的毛体书法展，在文化馆展出多天了，我往你家打电话，也无人接听！”王占义知道我爱好书法，又认识李静。我很快赶到文化馆，他们正准备撤展。我认真阅览了李静的毛体作品。此时，一位青年人走到我跟前，尊敬地说：“老先生，你看得挺认真的，请提提意见。”我礼貌地回答：“年轻人，你有所不知，李静不但是我的老乡，又是以前的邻居，我曾两次接待过李静和她的二姐，以及他的大姐和姐夫徐宏九。”他惊讶地问：“老先生贵姓？”,“姓薛，薛家传。”我问他“请问您尊姓？”,“姓钟”,“噢！那您妈叫李铮，您父亲是钟国楚，对吗？”,他热情而又惊讶，十分激动地说：“老爷子，今天您不能走了，我们陪您吃饭，拉拉家常。”我一再推辞不掉只有从命。在席间得知，李静患癌症已病故了，她的毛体遗作，委托外甥小钟，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巡展。据说在镇江展出时，有一位书法爱好者愿出资50万元人民币，欲购全部作品，但未能敲定。

　　       我也曾接待过李静的父亲。那是在1962年，李跃宗(李静生父)先生，从上海儿子那里来邳，住在邳县第一招所29号房间。李先生时任山东临沂地区医院副院长。原邳县县长李华，接到李先生电函，派我去接待他（我时任县政府行政秘书）。我奉命来到邳县第一招待所李先生住的29号房间，初次见面，感觉他非常和气，平易近人。他先倒了一杯咖啡，递在我手中，我有些受宠若惊，心里寻思，在三年困难时期，连肚皮都填不饱，还能喝这玩艺？我说明受李县长的委托，来听李先生意见的。他说这次来是给县里添麻烦的，现年已六十二岁了，准备退下来回邳县老家归宿，不知县里能否容纳否？我说，叶落归根是人之常情，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县长汇报。我如实地向李华县长作了回报，他没有明确表态，以后也不知下文。据说李先生退下来后，改变在邳县安家初衷，在新沂安家了，因他的再婚夫人是新沂人。所以退下来就在新沂“叶落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