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少年(李修运)

 庄稼和草却旺盛得恣肆。刚成立人民公社,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但生活仍然是清苦的。李静亚十五岁,这个长身白脸的少年刚刚变声,嘴唇上滋生了一抹隐约可见的胡须。他在窑湾小学上高小。秋天,他和几个少年伙伴在豆子地里割青草。豆叶已经泛黄,风吹遍野,许多野兔子惊起,撒欢一样四方奔跑。几个少年大声吆喝起来,操起石块漫野地里追逐,间或捉到一只,其中一人便提起野兔的两只耳朵,那野兔拼命挣脱着,两只后腿扑腾个没完没了。

突然,晴朗的头顶上有一片阴翳飘过。少年们抬望眼,只见一只苍鹰从高空俯冲下来。它盘旋一圈,再升起,又一个俯冲,从前方不远处豆棵子里准确地抓起一只野兔;再一个仰飞,伴随一声尖利的唳鸣,排空极速而去。这时,少年李静亚没多想,挥起手中的镰刀,向鹰甩去;那镰刀翻飞着,“嗤嗤”响,只听“啪”的一声,那只凶猛无比的苍鹰立时像断线的风筝,从空中歪斜着跌落了下来。一切都是转瞬之间发生的事。一个少女从大堤上跑来,她边跑边哭着,“我的黑翅啊!我的鹰啊!”刚才欢呼雀跃的少年们立刻愣住了。

李家洼西行五里,有个庄子叫柳霜瓦,出猎户。家家有猎枪,都是打散弹的火药铳子。他们一年在四季农闲之余,下钩子捉黄鼠狼,逮兔子、獾狗子和狐狸;实在逮不到野物,就杀狗剥羊,在农耕为生的黄墩湖乡野,真称得上是一群彪悍的人哪。

少年李静亚连夜潜逃。

闯了大祸!李静亚全家闹腾起来,鸡飞狗跳地寻人。河里、井里没见尸首,家前屋后的树上没有吊死鬼;学校老师说李静亚没来上学,老爹判定,一定跑到古邳岠山前花湾子去了,姥娘家在那里。两个哥哥深夜把三弟李静亚从被窝里揪了出来。

第二天,白发老爹拄着拐杖,领着李静亚来到了柳霜瓦。那少女叫柳翠,他父亲叫柳三变。李静亚直撅撅跪在柳三变跟前。柳三变急忙拉起李静亚。对白发老爹说:

“我的表叔来,我们全家的油盐开销就指望这只鹰啊!”

白发老爹嗫嚅着:“贤侄,谁都不容易;说个价吧。”

柳三变挠挠头:“去年在青海买的,五十块。”

白发老爹脸黄了。那时的火柴二分钱一盒,猪肉三毛七一斤凭票。

最后商定:四十八块。面子让了两块。

李静亚从此不上学了。小小少年,有身长却力不全,嫩得像颗豆芽菜。但家里拿不出一分钱,都穷得叮当作响。李静亚一年四季,喂猪、摸鱼、割草、砍树疙瘩,劳作不休。每攒到几块钱,柳翠就来到了村旁石桥边等候拿钱。如是者,三十余回。

渐渐,两人就说起话来了。

柳翠说:“李静亚,你打得真准,教教我吧?”

李静亚不回答。

柳翠又说:“那鹰残了没死,但飞不起来了。”

李静亚还是不回答。

夏天一晚,云霞漫天。柳翠问:“课本里有一首诗词,我们背诵好吗?”

柳:“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李:“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柳“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李:“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渐渐,两个少年不再那么相互敌视了。

  秋天,他们又在村旁石桥边见面了。李静亚叹了一口气,“昨天卖了一百斤干草,三块钱给你。”柳翠羞涩地伸开手掌,掌心几张汗湿的毛票,低声道“我也替你攒了一点。”又轻轻叹了一口气,“我喂的老山羊下了崽,卖了;除了给娘抓药,还剩这些些。”李静亚说:“我不要你的钱。”柳翠生气了:“爹是爹,我是我。”两人坐在石桥上,夕阳给他们修长而不健壮的身体上镀了一层金色。

生活艰辛,六十岁以上的人该记忆犹新吧。说到吃穿,这与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分不开的。两级社会组织叫“公社”“生产队”,当然中间还有一个“生产大队”,一切都是分配给“社员”的,其它一切都是非法的。所以,李静亚攒钱艰难而偷偷摸摸。吃什么呢?常年都是地瓜干(红薯干或叫山芋干),玉米就是比较奢侈的粮食,小麦吃得很少。只是逢年过节才有白面吃,吃顿饺子就是最大的美食了。小麦等庄稼产量极低,再加上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收成非常差。如果不是风调雨顺,一家人或一村人都会惶恐。生产队的小麦都要大量上缴,“交公粮”,也是“支援国家建设”,上缴的比例高,分到社员们手中的更少了。当然,如果生产队一年粮食产量比较低,上级会救济一下,名称叫“统销粮”,由“粮管所”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社员”们,主要是红薯干,然后是玉米,小麦即便有也舍不得吃,换成山芋干,撑起全家肚皮。我记得七十年代,我十岁吧,跟着父亲拉着板车,去山东枣庄换窑木。所谓“窑木”就是柳树的枝杈,买了装车,拉去煤窑换煤炭;回来路上,卖掉煤炭,换成山芋干。那时冬天路况差,太阳出来,泥泞很深,叫“翻浆”,车子不能行走,只得用棍子把板车顶起来,扔在路中央,待第二天清早趁着路冻得硬邦邦再艰难前行。我父亲睡在板车边,我呢,父亲找一间牛屋,将我安排在那儿的麦瓤堆或豆草堆里。不堪回首。

   第二年冬天雪后,晴空,一片白茫茫。李静亚偷偷喝了些酒,他对柳翠豪气地嚷道:“给你六块八!”柳翠雪白的脸上依稀可见泪痕,她低语:“我娘七天前死了。”李静亚愣了一下,然后举起双臂,对着雪原大声高呼:“还请了!”雪原回音:“清了—!清了—-!”李静亚对柳翠说,他要去内蒙了,一个哥哥在那边的钢铁厂。柳翠扑上前,紧紧抱着李静亚。李有些害怕,但还是拥紧了柳翠,这个小自己三个月善良而解人意的女孩。柳翠指指脚下一个早已预备下的包袱,说,“你带上我!”他们当夜步行到运河,连夜坐火车去徐州,翌日就赶上了发往北京的火车,四日后抵达草原的大青山下。

这就是艰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三叔和我三婶的故事。他们以小学文化,先考取内蒙古钢铁厂的技工学校,短训一年即成为那个沸腾年代的两名钢铁工人。他们走后,柳三变天天骂骂咧咧到我们家向白发爷爷要人,爷爷从不会还嘴,理亏嘛。他们俩三年后结婚,两个弟弟东青和钢花相继出生。以后每年春节寄钱回来,柳三变和我爷爷各五元。三叔两人都七十多了,提起往事,三婶柳翠在电话里说:“如同做梦啊!”

是的,他们用行动圆了一个自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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