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一个普通教师的一本日记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是我的这本保存了整整50多年的日记,从我的风雨坎坷的经历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个喜欢动笔的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何况我的记性并不好,不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天才,只能用笔头来弥补先天的不足,记日记,搞读书摘抄等,这些笨功夫对帮助记忆很有好处。最早记日记是参加教育工作的1957年,因为到1966年春天,日记,读书笔记,摘抄(有些诗歌、散文全抄),已经积攒了20多本,它是我的宝贵财富。
文革的暴风骤雨突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不明不白的成了挨整的对象,按照权力无限的文革小组要求,1966年8月毫无保留地把个人的文字材料上交审查,尤其是某些人想从日记里找到“三反”言论,认为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是斗争对象“罪行”的“铁证”。我等待革命左派的批判斗争。
经过半年多的批判斗争,“敌我矛盾”缓和了,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革命左派开恩,把所有材料退还给我。我迁怒于这些材料,一气之下丧失了理智,一把火把它们全部焚毁了,因为它们几乎要了我的命啊!
1969年春天,邳县踢支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学校提前放假,我放在宿舍里的最心爱的书籍、收集十几年的集邮册等被偷窃一空。其后调到电厂,再后调入运河中学,换了多次宿舍,搬了多次家,丢失了不少东西。我至今也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还幸存一本1965年3月5日到1966年4月30日的日记,这能说不是奇迹么!
它可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这本日记正摆在桌上,封面是草绿色,右上方有一只美丽的孔雀,左下方有“孔雀”两字,可能是被小孩儿涂成了紫红色,扉页上印有红色“运师工會赠”的字样。在学校记的日记是用蘸水钢笔写的,1965年暑假的日记是在家里用圆珠笔写的。这些日记完全按日记的格式,有年月日星期几和天气。邳州日报原主编周伯之先生曾经阅过这本1965年的日记,他说这是宝贵的史料。比如有运师附小教育教学的内容,有个人搞教学班务家访的事实记录,有十几则关于学习王杰同志的日记。有的星期天比平时更忙,如“三月十四日,星期日 晴” “ 等衣服干了,吃过早饭,骑自行车顶风回校,出了一身汗。到街上串了好长时间才决定买一双脚底鞋,价四元七角七分。还车给肖同志,并走访了徐善义、闫四九,胡洪涛,张会连五个学生。写《练字的故事》,打扫教室和布置教室,进行板书设计。又走访了朱明忠、花秀英、陈丽华、郑军林等四个学生。和朱。冯二同志研究修改教案。”(没有自行车,借家长的自行车;因一个月工资只有34元,买一双鞋要慎重考虑;家访是为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合起来,更好的教育学生。)有“五月十四日十时(北京时间)”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有运师工会组织教工到连云港旅游的纪实, “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记了“收到《中国少年报》寄来稿酬的汇款通知单,稿费是壹元,我要用这一元钱买书送给孩子们。”,放暑假 “七月十四日的日记”,“赶大孙家集,买猪肉二斤,用一元四角,买半斤酱油,半斤醋,一块肥皂,一包碱,两缕线,一斤桃,二斤黄瓜,共用二元多钱。下午洗衣服,带萍儿。今年麦季,她们每人分粮52•5斤,分钱一元多。今年生产队种水稻170亩,至今还有40多亩没插秧,主要原因思想不过硬,地没整出来,缺秧,客观上也有困难,比如全大队栽种200亩,有的队只种二三十亩,有的队没种。劳动力不足,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所以积极性不高。”(从这则日记可以知道当时的物价;没透支是因为母亲和妻天天干活;那年邳县要社员种双季稻,生产大队硬把秀穗的玉米,开花的豆子抄掉种稻子,结果下霜时 稻子没成熟,当年社员每人的口粮只有140多斤,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放暑假回到农村家中这个时期的日记,是做家务、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及当年社员辛勤劳动,生活贫困的真实记录。
1966年的日记是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缩影,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中国青年报》元旦社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第一位》,当时政治学习是第一位的,每天早饭前学习关于教育革命的文件,学习焦裕禄,学习毛主席著作等,如“二月三日,今天开始学习,早饭前大扫除,上午学习《人民日报》元旦社论 和《红旗》元旦社论,中午到张楼去给修建王杰烈士陵园进行义务”的日记,每周星期天有时因为 政治学习或中心工作也不能回家,没有自行车多是步行回家,不到家天就黑了,星期日只有半天的时间帮家里推磨,洗衣服、浇菜园 ,到粮库买“返销粮”,或到集市上买些煤炭、煤油等日常用品,减轻妻子的一些负担,下午就要返校,这就是当时家在农村 、亲人在农村的单职工教师的生活写照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本日记全景式展示了5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和当代宽松和谐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50年弹指一挥间,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也从青年成了耄耋老人,正值这本日记51周年之际,重温这本幸存的日记,感慨万千,给人以不少的启示 ,这也是我写这篇文字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