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共产党100年艰苦奋斗的历程比作一部恢弘的画卷，那么抗日战争就是这部恢弘画卷中最闪亮的一节，徐州会战便是这一节中最辉煌的一个点。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比作一部丰富而生动的教科书，那么徐州会战就是这部大书中最不该忘记的一页。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逼蒋抗日”的背景下，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热情支持下取得的。
1938年春天，以台儿庄大战和禹王山阻击战为标志的徐州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会战初期中国军队与日军正面对抗的焦点之一，是势在必行的一场决定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战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以此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一时间，中华大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1938年初，日军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后，又接连攻陷南京和济南，为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华北与华中战场,便调集24万大军，争取南北对进，夹击徐州，徐州会战一触即发。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抱着“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坚定意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英勇反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历时一个月的台儿庄大战，围歼日军近2万人，取得了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洗刷了民族耻辱，维护了民族尊严,振奋了民族精神，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半个月之后，继台儿庄大战之后的禹王山阻击战,是徐州会战第二阶段的主战场，面对日军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的猖狂反扑，致使战役规模更大、战线更长、战况更惨烈。参战国军滇60军，抱着与禹王山共存亡的决心，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浴血奋战27个昼夜，以减员过半的惨重代价歼敌1.2万，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打破了南下日军夺取运河、控制陇海、直取徐州的企图，为徐州60万国军完成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台儿庄大战（1938年3月23日—4月7日；3月中旬的临沂、滕县两战役,属于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和禹王山阻击战（1938年4月22日—5月18日）的伟大胜利，迟滞和粉碎了日军“速亡中国”的步伐和企图，为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这一切胜利，正是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结果，它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信心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徐州会战中的领导作用及其深远影响将永远载入史册 。
周恩来为徐州会战进献胜略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主要任务是代表我党与国民党谈判，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的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在徐州会战中得到充分体现。
会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党局闭目塞听，疑虑重重，争论不休，难下决断，贻误了战局，这是国民党最高统帅部长期坚持单纯“防御战”方针的必然结果。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进入决战阶段。周恩来在武汉，抓住蒋介石办的“珞珈军事训练团”学员去横店（汉口北20公里）参观研讨德国顾问指挥构建的“模范阵地”之机，以国民党聘任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身份，发表了对战局的看法。在学员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他讲道：“这个模范阵地各个火力点体积小、数量多、纵深大；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以逸代劳和转用兵力等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古今中外还不曾有专攻防御而能获得全胜的。我国兵法老祖宗说得好：‘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就当前台儿庄决战来说，从兵力大小，敌我态势来看，我们早就应该而且可能分别聚歼坂垣、矶谷两师团于临沂、台儿庄地区了。该两师团已被分割，并处于我囊形包围之中，而我位于敌后某强大兵团（指汤恩伯部）则袖手旁观，目前台儿庄守军打得够艰苦了，岌岌可危！如果外翼兵团再不配合庄内外守军逆袭突击敌军，一旦“利害转变线”转化，不仅台儿庄必胜的战机遗失可惜，且将蒙受巨大损失。”
周恩来的这番话不胫而走，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的白崇禧获悉。不久，白奉命赴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白向周恩来、叶剑英请教对敌作战方针，在武昌熊廷弼路白公馆长谈三个小时。周恩来首先申明应立即迅猛出击，全歼台儿庄之敌。他根据我军各方综合情报指出：日军攻打台儿庄，醉翁之意还在以包围对包围，向心合击徐州，歼灭我强大兵团。果然如此，则我应在合围之前速歼台儿庄之敌，主力迅即撤出主战场。千万不可四面设防，陷于防御的阵地战，重蹈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的覆辙。为此，周恩来建议：“在津浦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术，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路南段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应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的方针，实行北攻南守，守点打援，已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的目的。八路军129师组建的津浦支队开赴鲁南，在津浦铁路北段破袭铁路，配合徐州作战。”周恩来的见解高屋建瓴，精辟深刻，白崇禧听后深为赞赏，到徐州后，立即将周恩来的意见报告李宗仁。
就在徐州会战进行中，日军发现中方在徐州集中几十个师，认为是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制定方案，从徐州南及西南包围徐州，切段退路，迅速形成六路合围之势。而国民党高层则准备扩大战果，徐州地区军队由20万增至60万，这正中日军下怀。对此，中共和周恩来深深忧虑。其实台儿庄战役之前周恩来就对白崇禧说过：日军攻打台儿庄，意在合围徐州，歼灭我强大兵团。因此建议歼灭台儿庄之敌之后，主力应迅速撤离，不要重蹈淞沪、南京战役覆辙。周恩来拜托美军上校史迪威前往徐州见李宗仁说明：“现在日军不是六路而是九路包围徐州，不是企图，而是行动。这是周恩来要我来敬告你的。”李宗仁感动地说：“患难知己，我一向敬佩周主任，他委托你驾临真是金声玉振”。蒋介石得知实情后。不得不下令撤退。
徐州驻军成功撤退，又一次显示了中共代表周恩来“金声玉振，决战千里”的战略家智慧。
张爱萍为徐州会战不辱使命
1938年3月9日，在武汉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交给中共参谋团高参张爱萍一个“特殊任务”—“去徐州会一会李宗仁，帮他打一仗。”周恩来说：“前几天我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在派你再去做做李宗仁的工作。”说着，他来到地图前，向张爱萍介绍有关情况，并要求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直接会见李宗仁，当面转达如下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是山区，形势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牵制日军；南面有新四军支队在津浦线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不能北上。因此，应集中兵力打一大仗，既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在整个中华民族中特别是国民党中的威信。
张爱萍了解到，白崇禧答应向李宗仁面陈周恩来的建议，可是，他到了徐州以后，一直不见李宗仁行动。日军两个师团正以台儿庄为目标，开始合围徐州。机不可失。张爱萍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张爱萍赶到徐州以后，见到了李宗仁，直率而激情地劝解到：“司令长官。恕我直言。此战非打不可，宜早不宜迟，宜聚不宜散，宜快不宜缓。”
“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道理？”李宗仁问。张爱萍回答：“司令长官抗日爱国，有口皆碑。广西军队素以雄武善战名扬四海，现在求战心切，只要同仇敌忾，协力奋战，就能打胜此仗。”
张爱萍说完，李宗仁还是没做声。张爱萍于是加重语气说：“日本骄傲一切，实在欺我太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岂能容忍他们继续下去！”
“鬼子不好打呀！委员长都干不过他们呐！”李宗仁说。“日军现在孤军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的良机。”张爱萍着急地说，“此战非打不可，再拖延下去，日军就攻占徐州了！”
李宗仁微微点头：“你说要打的话，如何打？”“周恩来同志主张围点打援，我也觉得就是用这个打法。”张爱萍具体地说：“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在此布阵，定获大胜。”说到此，他用手指住了台儿庄。
“好啊！台儿庄，打！”李宗仁兴奋起来。张爱萍接着说道：“这可是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留青史的事，莫失良机啊！”
为了进一步说服李宗仁，张爱萍利用李蒋之间的矛盾，施激将之法，郑重提醒李宗仁：“蒋把嫡系部队悉数后撤，而把非嫡系部队调往前线，想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保存实力，达一箭双雕之目的。若将军打好此仗，必一举多得，望司令长官，当机立断。”
李宗仁听了张爱萍的话，深思良久，终于高兴地说：“请转告周主任（指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我同意他的意见，他的意见和我不谋而合，请他等待我的捷音！”
第二天下午，李宗仁又把张爱萍叫过来，一起分析敌情，开始了具体的布兵遣将。张爱萍离开徐州第三天，李宗仁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召到徐州，命令他率部到台儿庄布防。3月23日，台儿庄大战打响了。
周恩来明敏睿智、切中要害的战略思考和细致周密、灵活机动的战术意见，得到白崇禧、李宗仁乃至蒋介石的赞许和认同。为此，蒋介石亲自到徐州前线视察督战。
正是由于台儿庄战役基本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迅速扭转战局，使日军陷入多面包围，终于获得歼敌近两万人、日军濑谷大佐旅团长被击毙的重大胜利，成为惊骇中外大捷！
李宗仁的秘书、爱国民主人士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说得好：“没有周恩来的建议，台儿庄战役不可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
共产党高举民族统一战线旗帜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诚意，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了徐州会战的胜利，周恩来及时提议第五战区成立文化动员委员会，广泛宣传动员，形成全民抗日的局面。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纳了这个建议。1937年11月，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会成立，李宗仁任主任委员，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被聘为总动员会委员，中共党员郭影秋受我党委派遣任总动员会组织部总干事，实际掌握总动员会。在郭影秋努力下，各县成立了总动员会，并以动委组织部的名义向各县动委会派指导员。第五战区20多个县的动委会的指导员都是共产党员。各行各业、各阶层普遍成立群众抗日组织，有青年抗日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姊妹团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第五战区的民众抗日团体达1500多个，成员约36万人。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第五战区的抗日团体，组织了宣传队、担架队、卫生医疗队和运输队开赴前线。徐州所辖与台儿庄毗邻的邳县、铜山县、沛县民众，直接支持中国军队抗击日军。邳县动员会集中全县一万多辆牛马车，给前线部队运送粮食弹药。青年抗日救国团成立战地服务队，组织500余副担架，冒着枪林弹雨，辗转运河两岸，抢救伤员。还成立了“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和“儿童服务队”，负责接待过往部队，保障食宿，当好向导。沛县我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两次袭击临城日军车站，给战役以直接配合。许多群众自发送情报、送伤员。徐州所属8县仅出动挖战壕的民工就有五六万人。修工事缺木材，有的献出房料，有的老人献出寿材。总之，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群众，仗打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
与此同时，在周恩来支持和指导下，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知名人士，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北平移动剧团、上海歌咏队、上海话剧宣传二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等40多个团体，以及黄炎培、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顾孟余、陈豹隐、梁漱溟、杜重远、张雨还、杨易辰、张震寰、武衡、荣高棠、冼星海、张瑞芳、金山、王莹等知名人士，纷纷来徐州进行抗日宣传。在第五战区总动员会安排下，他们举办演讲报告会，演出抗日话剧、歌剧、街头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正是由于全面深入地动员和宣传，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抗战士气，形成了前方战士英勇杀敌，后方民众全力支援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蒋介石在给台儿庄战役胜利的贺电中也认为：“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士之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此初步之胜利。”
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和新华社记者陆诒奉周恩来之命，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赴徐州，由李宗仁秘书杨萍安排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武官卡尔逊，英、美、澳、瑞、新加坡、苏联等多国记者纷纷发言赞扬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法国记者马菊思说：外国人只知道中国为不统一国家，这次集会不同地区部队与当地群众密切结合，表现了新的军民团结一致的关系。英国《新闻纪要报》评论说：“台儿庄大捷是世界和平秩序之胜利。”德国《哥隆新闻》评述道：“徐州方面中国抵抗之强，殊人意外，最慎重的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
共产党助力六十军筑起钢铁防线
在徐州会战第二阶段，位于邳州北部的禹王山，因为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而成为中国军队反复争夺的焦点，成为徐州会战第二阶段的主战场。由于日军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的猖狂反扑，致使禹王山阻击战异常惨烈，从1938年4月26日至5月17日，禹王山每天都要经受上千发炮弹的袭击，原本126米的山峰硬被日军炮弹轰去2米，整个山顶变成一片焦土。卢汉率领的60军，浴血奋战27个昼夜，共歼敌1.2万人，全军4万将士减员近半，战后由原来12个团缩编成5个团。60军将士坚守阵地寸步不让，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防线，为徐州战区几十万国军完成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共产党在异常惨烈的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阵地助力60军筑起钢铁防线的伟绩，也随世风的清明而日益浮出水面。一是共产党组织在60军扎根。坚守禹王山主峰的滇60军184师师长张冲，很早就与共产党联系密切，其政治部主任张致中（原名张永和）是云南第一代共产党人。1922年初，周恩来代表中央派张致中从江苏回故乡云南省委工作，曾任云南临时省委书记。在此期间，还到张冲任师长的滇军101师任张冲秘书。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幸得张冲全力营救出狱。1937年，经党组织同意到张冲任师长的184师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开赴山东抗日前线。1938年2月26日上午，张冲利用张致中与共产党的关系，秘密派他去武汉通过黄洛峰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安排张冲与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见面，并要求派进步青年到184师工作。后来经周恩来、董必武同意，先后派张天虚、周时英、杨华、马逸飞、薛子正到184师工作，建立了184师地下党支部，周时英任党支部书记。周恩来并当场同意张冲师长的请求，从184师派出何现龙、朱家壁、张子斋等人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用不断输血换血的方略提高部队战斗力。
就在这次会面时，张冲正式向周恩来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张冲说：“虽然你形式上还没入党，但思想上已经入了党。那么张冲同志，你就权衡权衡吧，你现在入党与将来入党，哪样更有利于中国革命？”张冲激动地站起来：“同志？！周副主席，我没听错吧？”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来：“是的，张冲同志！”两人走近，紧紧握手。叶剑英、罗炳辉的手也加进来：“张冲同志！”张冲眼里噙满泪花：“我听党的！”
地下党支部还在184师内部积极发展新党员，张仕明、宁坚、王立忠、杨永新等11名官兵先后加入党组织。后来，党又从延安派来张子斋同志担任张冲的秘书，派方正同志接替周时英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
在张冲师长默默而有力的支持下，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工作，在部队十分活跃。他们几乎是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模式开展活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二是共产党帮助参战国军做好保密工作。自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以来，周恩来不断获悉国军电话、电报多次失密，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周恩来亲自编写密码守则，并向军训团将校口授，演练保密技术。在举证因失密而招致部队重大损失后，他强调指出：一、今后部队战场内外活动，包括大小部队调遣及攻、防、追、退等措施，一律不使用“摩尔斯电码”发报、通话。无线电报、电话及有线电报、电话，全部改用“密码”；二、电报、电话全由各级部队长亲译，不准由译电员代劳；三、自使用密码之日起，军以上单位应开设有无线电侦察台，凡探悉有用“摩尔斯电码”发报通话或直接用普通语言通话者，立即追查，给予处分。周恩来编写的密码守则得到白崇禧的欢迎，并报蒋介石，通令全军执行。
当周恩来编写的密码守则通过长官部传达到60军之后，他们立即决定全军改用彝族语和白族语通话，大大加强了军事保密工作，很快变被动为主动，部队越战越勇。
三是禹王山阻击战坚决贯彻周恩来把运动战和阵地防御结合起来的战略战术。在禹王山阻击战前十几天里，184师在禹王山上拼死了五六千敌人，但自己也伤亡了3000多名弟兄。如果长期拼下去，不出两个月，滇军将与敌人同归于尽。神风奇袭队摸进禹王山，就是坂垣长期疲劳战的锋芒初试。于是张冲师长召集薛子正、马逸飞、周时英等共产党员商议对策。
周时英不无忧虑地说：“人会疲劳，钢铁也会疲劳，当战士们疲劳到了极限时，我军的战斗力也到了极限。往后，随着我军越来越疲劳，坂垣将会派出更多的神风奇袭队，使我们防不胜防。”
从八路军办事处抽调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的薛子正分析道：“从战术上看，我们的防御战打得很好；从战略上看，我们只有守的方针，没有攻的策略，因而总是被动挨打。更何况孤零零一座山，明晃晃都在敌人眼里，完全被敌人困住手脚动弹不得。敌人利用优势炮火，想打哪儿就打哪，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弟兄们绝大部分是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的。出发时，周恩来将军要我转告你，几次作战，要把运动战和阵地防御战结合起来，不要一味死守。因此，我们当前的出路是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把战争打活。”
“好一个把战争打活！”张冲眉头舒展，微闭的双眼突然睁大：“周恩来将军的意思是说，单纯的防御战，只能被动死守，因而防不胜防。如果配合运动战，主动出击，于运动中相机消灭敌人，便能把战争打活？你们说说，怎样才能把战争打活？”
马逸飞说：“运动战争最灵活的是游击战，毛主席在苏区就形成了系统的游击战思想，现在正指挥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如果我们184师组成游击队，再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思想做指导，这仗就能打活。”
主动进攻，把战火引向敌人，把疲劳甩给敌人，以进攻达到防守的目的，这就叫作：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理论上明确，思想就清楚，行动就坚决。张冲采纳了大家的建议，一个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以王岚队长带领的鲁南抗日青年救国团为主力的“滇鲁苏抗日游击队”迅速成立起来，并在攻打小杨村、大杨村的日军营地见到了神奇的效果。
徐州会战与《论持久战》
1938年5月18日，随着徐州60万国军完成战略转移，只给日军留下一座空城，这标志着徐州会战以胜利宣告结束。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以及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产生的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向上海、南京一带步步进逼，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台儿庄歼敌1万余人。捷报传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来。在我们党内，也有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什么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是战是降？莫衷一是。是胜是亡？众说纷纭。当时的抗战形势充满了未知的迷雾，而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天下熙熙，谁能做出正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
身居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一直思考着中国之命运，抗战之前途，可以说，一篇为抗战指出明确方向的文章，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已久。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台儿庄大战的暴发，徐州会战的胜利，为《论持久战》的问世营造了适宜的时代背景，提供了契机。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毛泽东认为那篇酝酿已久的文章时机已经成熟，事实论据已经具备。于是延安城内凤凰山麓那孔明亮的灯火彻夜通明。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夜以继日地写作着早已成竹在胸的文章。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在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5万字的鸿篇巨著《论持久战》。
毫无疑问，徐州会战与《论持久战》密切相关。毛泽东在文中提到台儿庄战役有13处之多，比如毛泽东在文中说：“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于是毛泽东就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长篇演讲。演讲中，毛泽东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以他一贯生动而不失严谨的文风，逻辑缜密地层层推进、梳理，深入浅出地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指出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依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且分析了每个阶段的特点。这篇文章和这次演讲像太阳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对人们当下最关心最忧虑的问题给出了科学合理而又有份量的回答，在延安引起轰动，迅速传播到各个根据地，成为我党我军树立信心、指导抗战的行动纲领。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第一次向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素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听完介绍，他让周恩来一定送他一本。白崇禧得到《论持久战》之后，怀着十分的兴趣进行了认真研读，读完后，他拍案称赞：“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白崇禧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不出所料，蒋介石对《论持久战》深以为然，武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毛泽东的“抗日战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的英明论断。于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寄了一册给香港的宋庆龄。读完后，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设想的那样发展的，中国人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这是100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历史见证了毛泽东的科学论断。《论持久战》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被列入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56年秋，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它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山形，以出宝刀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表达对中华民族的歉意。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心悦诚服。”
原来，1947年2月，远藤三郎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王县耕田为主，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想才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远藤三郎说：“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远藤三郎强调了他对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点的认同，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可以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
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有道是：七天七夜，毛泽东拼命写下雄文《论持久战》，让日本军官诚服来见。
邳州人民的敬畏与景仰
2014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在云南60军抗战英烈精神鼓舞感召下，台、邳两地文化工作者联手呼吁：山东、江苏、云南三地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发掘禹王山抗战遗址，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寻查阵亡将士遗骨，建立禹王山抗战纪念碑和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公园，用60军精品文化把禹王山打造成中华铁血军魂英雄山，打造成中国最具人气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打造成中华民族扬威不屈的精神高地，以此祭奠两万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徐州市委、市政府对建设禹王山抗战遗址纪念公园高度重视，不但为建设工程拨出巨资，以保证项目工程的实施，还责成邳州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邳州市禹王山抗日遗址工程指挥部”，并明确一名副市长靠上去抓工程建设。
工程指挥部于2014年11月5日专门下发了“关于征集邳州禹王山抗日纪念遗址文物史料的启事”。文中指出，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位于邳州戴庄镇境内，是徐州市目前唯一的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设施，是苏北地区遗存最好的抗日战争遗址。禹王山抗日阻击战是徐州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革命军第60军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而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为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缅怀抗战英雄业绩，经研究，邳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邳州禹王山抗日纪念遗址修建工程，规划建设邳州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纪念馆，特向社会广泛征集邳州禹王山抗日阻击战各类文物史料，诚望社会各界予以支持。
邳州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兵分各路迅速行动起来，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之前胜利完工。
施工人员向我们介绍，纪念碑其实是碑馆合一，建设方案是由清华大学设计，多个建筑体均在山顶沿着山脊线形成的轴线，布置纪念广场、鉴池、纪念馆、战壕遗址及禹王庙等主要建筑和场所，最终恰好指向禹王山战役初次交火地点陈瓦房村的方向。纪念馆为地下、地上各8米，分为负一、二层和地面一层。地面突出部分建筑形似碉堡状，围绕该建设则是层次分明的三重叠落地建筑结构，寓意参加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的60军182、183、184三个师。
远远望去，纪念碑气势恢宏，昂然屹立，坚如磐石，牢不可摧。98岁云南抗战老兵熊文楷亲自书写的“禹王山抗战纪念馆”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在蓝天下熠熠生辉，象征着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的英灵重沐阳光。这是对两万滇军英灵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是对三千万滇军后人的一个莫大的抚慰，也是表达190万邳州人民对禹王山抗战英烈的敬畏与景仰。喜看今日之邳州，这片两万英烈为之献身的红色沃土，已建设成美丽富饶的人文邳州、生态邳州、产业邳州、文明邳州，2020年胜利跨进全国百强县第56名，2020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