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前院住着曹家，男主人叫曹传祥，按邻里辈分我称他一声大哥。他是村里响当当的“算盘王”，十里八乡都知其名。曹大哥有四个儿子，名字连起来颇有意趣：长子曹久海、次子曹久江、三子曹久河、四子曹久溪，如水流般各有风貌。
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是搬不走的缘分。处得和睦的邻居，好比自家院里的春天，总能让人心里亮堂，日子也少了许多难处。长辈们交好，子女自然亲近，这份情谊甚至能传到下一辈——我家和曹家，便是这样一路暖过来的。
曹久海的岁数与我哥相仿，如今已是82岁高龄。他在1962年应征入伍，1965年复员回乡后，便担起了燕子埠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那会儿正赶上“学大寨、赶昔阳”的热潮，他领着乡亲们挖河修渠，把旱涝不保收的山坡地改成了能种水稻的良田，硬生生让“旱死涝亡”的穷地长出了希望。后来徐州马庄煤矿招工，他成了拿“硬本本”（固定工资）的工人，在当年可是人人羡慕的好差事——那会儿只要当上工人，上门说亲的姑娘能把门槛踏平，这话半点不掺假。
久海家大儿子小燕满月时，全村都收到了他送的红鸡蛋，每家最少九个。单是我们四队，他就送出了几百个，成了村里红鸡蛋送礼的“纪录保持者”。他当时住我家前院最东边的两间草房，爱人叫任影。那会儿每到春季，就有小贩挑着小鸡小鸭进村，都是先让乡亲们把家禽领走，等秋天再来收钱，登记个名字就行。有回小贩问任影叫啥，她答“任影”，小贩当即笑了：“大姐您真会开玩笑，秋天我来收账，总不能找‘人影’要吧？满世界都是影子，我哪儿找去？”任影赶紧解释“是这个‘任’”，小贩这才明白，笑着登记了名字。
老二曹久江，是我们队里出了名的“学霸”。他性子文静得像个姑娘，除了读书，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扑在课本上。初中毕业时，他考上了粮食学校，成了我们队乃至全村第一个“状元”——这喜讯像长了翅膀，几天内就传遍了整个小山村，人人都说“咱村飞出金凤凰了”。
后来久江调到徐州矿务局工会工作，为人正直，做事从不偷懒。他还写得一手好诗，我至今能背出几首。比如那首《晨行》：“春风拂旭困意散，流水送我小桥边。枝头百鸟唱晨曲，水中游鱼戏浪翻。”还有一首写离家的：“春风送我来，豪情满胸怀。一路欢笑一路歌，飒爽又气派。春风送我来，银针灯下摆。母亲为我做衣裳，儿目热泪淌。春风送我来，豪情满胸怀。无奈跳起飞车舞，愿洒血汗建家园。”字句里都是真性情。
老三曹久河比我大一岁，1954年生，属马，是我的上届同学。上初三那年，他因腿疾退学在家休养，却迷上了练大字——练字时能到“忘吾”的境界，连腿上的疼都忘了。他从毛笔入门，先练隶书，再攻楷书、行书，对着颜、柳、欧、赵、王各家的字帖反复临摹。每天从早到晚，就守着一张书桌，从一点一横开始练，写错了就重来，用过的废纸堆得有半人高。他二哥心疼他，常给他寄练字纸，实在没纸了，他就用旧报纸写。就这么练了几年，他不仅摸出了自己的写字风格，连腿疾也慢慢好了。
后来他常说，练字给了他三样东西：一是添了文雅的兴趣，把业余生活填得满满当当；二是陶冶了情操，心变静了，眼界也宽了；三是提升了审美，身上渐渐有了和旁人不一样的书卷气。我那时候每天放学，总爱去他家看他写字，看着他笔下的字从生涩到流畅，再到后来自成一派。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公社里有名的“书法家”，公社写标语、刷墙字，总少不了找他。这正应了那句“业精于勤，铁棒磨成针”。
再后来，久河成了燕子埠小学的老师，之后又改行到乡政府财会所工作，直到退休。1976年3月我入伍参军，同年6月，他竟用信封给我寄来了他家种的月季花和几片绿叶。我在部队收到信时，拆开一看，眼泪当即就掉了下来。我把花瓣和叶子小心夹在笔记本里，一留就是五十年。如今花和叶子早已枯黄发霉，但那年青春里的情谊，却半点没褪色。1979年春天我从部队探亲回家，还和几个同学在他家的月季花前合了影——花后面的墙上，正好写着“人正青春花正红”的标语，成了最好的纪念。久河后来有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老四曹久溪是1958年生，属狗。从初中到高中，我俩不仅同班，还是同桌。那会儿的我们，一同上学放学，一同割草拾柴，一同去河里游泳摸鱼，连玩耍都形影不离，唯一分开的，只有吃饭睡觉。同学们都笑称：“曹久溪十步之内必有徐敬军，徐敬军十步之内必有曹久溪。”我们还总爱凑在一起谈天说地，从课本聊到国家大事，观点总能说到一块儿去。学校放寒暑假时，我们还一起在学校值班守校。
看戏、看电影、逛台儿庄庙会，我们也从来都是一起去。1976年我入伍后，他在1976年高中毕业，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他一举考上了济南铁路学校——我们班当年就考上了两个人，另一个是刘志贤同学。分开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信里说的都是工作学习的琐事，也聊心里的苦与乐、愁与爱，互相鼓励，也互相倾诉乡愁与思念。
1979年五一节，我提前几天探亲，特意从徐州坐火车去济南看他。在济南住的那一夜，我们一起逛了大明湖，登上了湖里的历下亭——“四面荷花三面柳，半城山色半城湖”的景致，至今还在我脑子里清晰着。我们还去了趵突泉，逛了金牛公园。有件小事我一直记着：那天我们在饭店吃饭，刚上了包子，就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过来讨饭，轻声说“大哥，能给我两个包子吃吗？”久溪二话没说，就把刚上桌的热包子递给了她。女子看见我们抽烟，又小声问“大哥，能给我一支烟吗？”久溪又递了一支烟给她，还帮她点上了火。他当时的样子，我至今没忘。后来我们在济南火车站分别，各自踏上了归途。
久溪参加工作后，先是被分配到邳州八义集火车工务段，后来调到邳州火车工务段任书记，再之后又调到新浦任书记，最后在上海铁路局徐州铁路工务段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他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做人诚诚恳恳，心里装着善念，对公家的事从不含糊，行得正、坐得端，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对他评价很高。他生活俭朴，从没忘本，对自己要求也严，始终没丢了农村孩子的本分。
1988年我转业到邳州农行徐塘营业所，巧的是，久溪的老岳父正好在徐塘乡当司法助理。1996年，我调到邳州农行营业一部，办公地和久溪的单位只隔了十几米——按邻里辈分，他得叫我一声“叔”，就这么着，我们在邳州同城又一起工作了十多年，直到他调到新浦、徐州，才算分开。
去年我回老家办事，返程时从徐州坐夜间火车，久溪特意来送我，陪着我上了火车才走。等他回到家，都快夜里一点了。想想这一辈子，我们既是邻居，又是伙伴，更是知根知底的知己——能有这样一个“知吾心者”，是一辈子的福气。
回忆起这些往事，心里满是感慨。从天真的童年，到风华正茂的青年，再到风雨里打拼的而立之年、勤勤恳恳奋斗的壮年，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泥孩子”，总像山葡萄一样想着向上攀，像小鸟一样想着往高飞，总想把心里的理想、梦里的日子，一点点变成真的。
现在才更明白：一辈子能遇上好邻居，是运气；一辈子能有好伙伴，是福气。这份情，比啥都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