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想再给爹娘照张相| 焦波（淄博）

在我学摄影之前，爹娘只照过一次相。那是日本鬼子时期办“良民证”时村上让照的。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爹24岁，娘26岁，他们交了钱，到8里外的源泉村去照相。“那时咋照相呢？”我问爹。“男的女的分开，四个人一组，坐到一根长凳上照。照了再剪开。相片到了村里，伪村长控制起来，必须再交钱才能拿到相片。我又交了两份钱，却只得到自己的一张相片。”爹说。“可能是没把俺照上，俺一直没见到俺那相片是啥样。”

长到20多岁才照这一回相，还没见到相片，娘一直觉得委屈。爹说：“年岁长了，俺当时照的那指头肚大小的相片也早找不到了。”以后30多年，爹娘再没见到过照相机。也难怪，我们村太穷，人穷了哪有心思照相。长大了，我走出了穷山村在外教学。1974年春天，我和女朋友夏立群（现在的妻子）带着她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缴获的那台德国蔡司伊康相机回家时，爹用粗黑的手抚摸着这神奇的玩意儿，眼神里充满疑惑：“这方匣子咋能照出人影呢？”当我按女朋友给调好的光圈、快门，举起这“方匣子”要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躲躲闪闪，不知所措。娘还说：“别照了，俺长得又不好看。”

这一次，我拍的照片大多数都虚了，只有一张很清楚。以后，我还带着照相机回去过几次，终于拍下了娘扶着我不满周岁的儿子学步的瞬间，记录下当木匠的爹拉大锯的神情，还单独为爹娘拍了一张清晰的合影。1982年，也是春天，我开始照着书本学习摄影。当时，正值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承包了几亩责任田，爹娘如鱼得水。爹娘干啥都要强，种地也要种出个花样来。他们像过筛子一样细细地耕耙土地，像种花一样侍弄地里的庄稼。我在城里工作，也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回去帮一下忙。刚学会拍照就如同刚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一样，如痴如醉。跑街头、下工厂、到农村，工休日都搭在创作上，回家的次数少了。

爹在地里忙不过来，他性子急、脾气倔、好强，但毕竟年纪大了，劳累时就冲着娘嚷几句，说我忘了家，忘了本，“修正主义”了。偶尔我回去干点活儿，也是一肩挑着担子，一肩挎着照相机。爹看见，又嚷起来：“干活就要正经干，你这是啥样？‘要饭的牵个猴子——玩心不退’。”娘出来圆场：“学照相咋不是正经事？都像你这一辈子只认得锄把、斧头？”我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我高兴地把报纸给爹娘寄回去。然而，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回信。秋天到了，庄稼熟了。我因单位有会议拍照不能按时回家秋收。过了几日，也没有收到爹娘催我回去的书信，我心里不安，等会议结束，便匆匆往家赶。为避免见面不愉快，我把照相机放在包里。走进家门，才知秋粮已收割进场，冬小麦也快种完了。望着年近七旬、疲惫不堪的爹娘，我歉疚极了。娘却安慰我说：“没啥，俺习惯了。今秋你爹就是不让捎信催你来家，说你正忙着正经事呢。”山区的秋天是美丽的，农家院里满目秋实。我想创作几幅农家金秋的作品，需要爹娘参与到画面之中。跟他们一商量，行！我告诉他们，在镜头前面不要紧张，权当我不在场。

我利用门口作框架构图，让高大的玉米垛充满画面，捕捉娘用簸箕簸粮的瞬间，取名《窗口》，透过农家丰收的院落这一“窗口”反映农村改革新貌。我还拍摄了爹手捧大地瓜由衷喜悦的镜头……这个秋天，我相机里的收获不次于丰收的田野。报纸发表摄影作品，都在署名后带“摄影”二字。渐渐的，爹娘不再称我拍照为照相，而是改口为“摄影”。家乡人读“摄”为 “聂”,“摄影”说成“聂影”，听别人这样说我觉得别扭，但从爹娘口中说出这两个字，我听着十分舒服。邻居们也喜欢让我拍照。每当有人说要我照几张相时，爹娘都要 给他纠正：“他这不叫照相，叫“聂影”。不要绷着脸，要的是自然。”他们还有意跟我的拍照对象拉家常，说几句笑话，以便我在一旁抓拍。“报社里的记者都是这样’聂影’的。”他们告诉邻居。过了不长时间，我还真的考进了报社，当上了记者，“方匣子”也换成了“长镜头”。报纸上隔三差五有我拍的新闻照片。从那时起，爹娘养成了看报的习惯。报纸一到村里，爹便抢着看报上的照片。

如果报上有我的作品，他便拿回家讲给娘听。爹的脾气也似乎改变了许多，很少再听他吵嚷。我每次回家，也都跟随爹娘的活动“聂”几张 “影”，他们在我的镜头前十分自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时间久了， 我也为爹娘拍了不少“作品”。1990年，我组织了骑自行车长征路摄影考察队，这二万五千里，便成了爹娘最关注的“热线”。每晚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出现中国地图，爹便指点着某一个点，告诉娘我已到达的地方。我在外考察的九个多月里，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爹每期必读，有时还把报纸借回家读给娘听。雪山草地是考察长征路的“重头戏”，也是艰难险阻最多的地方，还几次出现危及生命的险情。我把这段感受最深的经历写成长篇通讯，见报后，爹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但没把这篇报道读给娘听。以后的几天里，他不住地念叨：“聂影不易呀，比俺种地难哪！”

1994年9月，又是一个金秋。我已到北京工作，带着妻儿回家给爹贺80大寿。寿宴以后，我给爹娘留影。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又拍了两张十分满意的照片，回京后放大寄了回去。过了些时候，当我再回老家探望爹娘时，见这两幅照片并排镶在一个大镜框里，挂在爹娘的床头。惹人眼目的是，在两位老人照片下面，爹用毛笔写下四个字：焦波摄影。2000年春天，我又买了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爹娘生活。对我手里的新玩意儿，爹娘还是认为是照相机，但又觉得这个新玩意儿和其他照相机不同。一天，娘坐在我的身边，仔细地端详着摄像机，问：“你这个照相机比原来那个照相机好是不是？”我说：“是！”娘说：“我看也是！”我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对着我和娘，用手搂着娘的脖子说：“娘，咱俩照张相！”娘在寻像器里看到我和她在一起的镜头，乐呵呵地说：“还是俺儿白生啊。”一句话说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依偎在娘的怀抱里，我撒娇地说：“娘，我照不够您，照不够您啊。”“赶快照几张吧，再不就没啥照了。”娘乐呵呵地给我幽了一默。爹在一旁也乐了。也许是看到我和娘这么亲近感到高兴，也许是我从来没有与他这样亲近过他有几分嫉妒，爹说话了：“‘至亲不过亲父子，至近不过亲夫妻。’这是一句老话。照我看来，亲父子不如亲母子近。为啥呢，儿子出世前在他娘身上已呆了大半年了，能不亲吗？”听了爹的话，周围的人也乐了。自从我给爹娘开始录像后，娘就养成了爱看我的摄像机的习惯，时不时地凑到我跟前，看看寻像器里我拍的是什么。有一天，娘问：“这不是照谁就是谁吗？”“当然照谁就是谁了，对着小狗还能出来小猫了？”爹又和娘幽了一默。“这不还是那个老汉吗？”娘指着寻像器里爹的影像说。爹听了，拽了拽胡子说：“不是个老汉还是一个小青年吗？”我又把镜头对着娘，爹马上和娘打趣：“快过去看看，里头有个新媳妇啊。”这下娘懂了，撇了撇嘴：“还新媳妇？都老成啥样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给爹娘录像，娘突然问我：“你照的这些相（她还是认为我拍的是照片）是不是给那报社，他们印报纸啊？”“是啊，是印报纸啊。”我边录边说。“就和这些一样吗？”娘指了指糊墙的几张印着照片的报纸问。“是啊，就印这样的报纸。”我说。“印成这样，不是祥好（家乡话，很好的意思）吗？”一会儿，娘又凑到我跟前问：“他们用你的相片印报纸，不是给你钱吗？”没想到娘问我这个问题。拍照片这么多年了，娘第一次问我这个。我如实回答：“给我钱。”“只要给你钱就行。”娘似乎得到了一个很想得到的答案，点了点头，不再问了。“那你愿意照吗？”我追问了娘一句。“给钱，我还不愿意吗？”娘几分认真地说。“那叫稿费，你不懂！就像我给人家干木匠活，人家给咱钱一个样。”爹对娘说。

岁月无情，爹娘老了。30年来，我为他们拍了12000多张照片，600多个小时的录像。这些照片和录像，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接人待物，喜怒哀乐，也记录下爹娘身边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儿子为什么总对着“长得不好看”的爹娘拍来拍去，他们或许不理解，这些照片会派上什么用场，他们或许也想不到。但他们相信，儿子做的事是对的，也只有儿子才会这样做。爹娘对儿子是无私的，儿子对爹娘也是无私的。许多人问我究竟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说实话，动机很简单：看见一天天变老的爹娘，我舍不得他们走。用什么办法才能留住爹娘？只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爹娘，只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2002年12月，爹走了。2004 年2月，娘也走了。我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了老人离开这个世界的瞬间，为爹娘一生的故事画上了句号。然而，失去爹娘的痛苦使我长时间不敢面对照相机和摄像机，不敢看给爹娘留下的照片和录像。如今，我又在问自己，我真的把爹娘留住了吗？我说不出答案，起码在今天说不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想起来心里流血的愿望！那就是：多想再给你们照相啊，俺爹俺娘！

作者简介：

焦波，曾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国务院新闻办图片库艺术总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学会执委，中华全国摄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摄影作品《俺爹俺娘》获国际民俗摄影大赛“人类贡献奖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