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邳一带，自古以来是佛教活动的主要地区新世纪以来，邳州圣寿禅院、华严寺、铁佛寺、诸多古寺在政府批准及支持下重新修复起来，石屋寺正在修复中。睢宁古邳羊山宗善禅寺、白塘河湿地公园水月禅寺也都修复、新建起来。水月禅寺因其独特现代的设计入选全球九大最美宗教建筑，是中国唯一入围的宗教建筑。
邳州古称下邳，古属于楚的范围。南北朝时北周静帝宇文阐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始称邳州。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划邳南十四社（今睢宁县中北部）归睢宁。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二十九年，州治从峄阳山南邳州旧城（今睢宁县古邳镇）迁至洪福山南邳州新城（今邳州市邳城镇）。后来又将邳州卫（今睢宁县古邳镇一部分）及邳州在睢宁的飞地河南十三营（今睢宁西北部）划归睢宁。解放后古邳镇全境归睢宁，邳州（邳县）又从今邳州邳城镇迁至邳州运河镇。正是古代下邳（包括邳州中、南部睢宁中、北部）这块地方，与中国佛教传播发展息息相关，是中国汉传佛教的重要发源地，中国的佛教兴衰无不在这个地方得到显现。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他不愿继承王位，便外出寻道，舍弃了婆罗门教，避居山林静坐。经过几年的冥思苦想，一天他坐在一棵毕钵罗树（后被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下终于悟出了解脱苦难之道，便宣布自己成了佛了。后来他便到中天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组成僧侣集团，逐渐形成了佛教。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虽发源于中国社会，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从其它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成分，并把它们改造为自己的成份。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我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式，都发一、汉传佛教首传下邳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后汉书第七十八·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洛阳白马寺古籍记载：汉明帝梦后，通过傅毅解释
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说此金人即为西方的佛，明帝遂遣使赴西域求佛法，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天竺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力邀其赴中国讲经，永平十二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洛阳，翌年建寺，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劳，故取名白马寺。
照此说法，中国汉传佛教，首先是由朝廷官方引入的，“楚王英始信其术”，而后民间“百姓稍有奉者”。佛教在中国是由官方引入推向民间的。
但是《后汉书第十卷·楚王刘英传》又记载：“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汉明帝诏书早在梦佛前三年就表彰楚王刘英崇尚佛教“浮屠”的“仁祠”， “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并且“班示诸国中傅”，给各诸侯国官员看，让他们学习。刘英早就到佛教祠堂中学着做浮屠斋戒祭祀之事，得到皇帝诏书表彰后，刘英更“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大力发展佛教。不料却给自己闯下大祸。
根据以上资料：汉明帝白马驮经后建造白马寺时，楚王刘英已经早就在楚国“斋戒祭祀”祭拜“浮屠仁祠”了。显然下邳一带佛教传播要早于洛阳。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印度的佛教就已传人中亚了。而且，就在此时，阿富汗南部的大城市坎大哈地方的居民已普遍信仰佛教了。立于坎大哈城的两块记有有关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如何虔信佛教的内容就是佛教传至中亚各国的有力证据。几年前被阿富汗塔利班炸毁的巴比扬大佛就是这个时代的遗迹。
佛教传入中亚后，恰在此之后，中国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初步形成了“丝绸之路”。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随着中国与中亚地区（西域）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佛教自然而然的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传入时间应该是中国张骞通西域以后的公元前一百年左右，比汉明帝白马驮经早一百七十多年。
佛教就是这样逐渐从印度往北经过北印度的迦尸弥罗，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犍陀罗这一带，然后再往北传，传到中亚，之后，再经过现在的阿富汗、哈萨克斯坦这一带，然后经过中国的新疆，沿着丝绸之路，一直传到了当时的长安。早期的安世高、白法祖、康僧会，这些很多都是西域人。例如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哪里人？龟兹，龟兹是现在哪里？现在新疆的库车，其实龟兹的新疆语叫Küsen，就是现在的Kuci(na) (梵文)，就是库车。所以，早期的汉地佛教是从西域，也就是从北印度这一带地区，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最后在下邳这个地方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在楚王刘英的大力支持下，得到迅猛的发展。刘英也是史籍记录下来的第一个佛教徒。
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接受一种宗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刚刚兴起的佛教在中国面临了第一次涅槃再生。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有个叫燕广的男子上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俾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軿，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赠帽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于泾。遣中黄门占护其妻子。悉出楚官属无辞语者。制诏许太后曰：“国家始闻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审实，怀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顾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奈何！太后其保养幼弱，勉强饮食。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于是封燕广为折奸侯。“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楚王刘英事件明显体现教派斗争痕迹。其实是处心积虑对佛教的打击，本来刘英弘扬佛教的“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被金广说成：作图谶，有叛乱的阴谋。“有司”更进一步添油加醋，构成刘英“大逆不道”之狱。汉明帝只是把刘英“徙丹阳（今安徽宣城）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 但有些人没有放过对刘英的迫害，第二年刘英在丹阳自杀了。已经封为折奸侯的燕广，把楚王一案拖延了许多年，因供辞涉及，从京城的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负责此案的官吏，互相牵连陷害，被处死流放的有上千人。可以想像，上千人多是佛教徒。刘英一案，刚刚兴起的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
汉代宿豫、下邳、彭城一带为楚国，曾封三次楚王，韩信治所下邳，刘交治所彭城，刘英作为第一个信奉佛教的官员，无可非议。但其治所正史未明确。所祀佛教“仁祠“在何方？仍需考证。古彭城留下最早庙宇遗迹，均属南北朝时代的遗迹。倒是下邳汉末佛教的大发展可见楚王刘英祭祠“仁祠”的端倪。
二、汉末下邳佛教得到蓬勃发展
本来汉代前期道教的影响力超过儒教。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但仍未阻挡了道教发展。汉末，各种矛盾交织，终于爆发了道教的太平道“黄巾起义”。各地军阀集中力量打击起义军，佛教适时重新发展起来。这时下邳又成为中国佛教中心。
汉末原来的楚国旧地徐州是佛教发展的主要地区。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设徐州，治所郯城，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徐州治所由郯城迁到下邳，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治所由下邳迁去彭城。徐州治所在下邳时，佛教的几项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均发生在这个地方。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丹阳（今安徽宣城）人陶谦为徐州太守时，任命与自己同郡的笮融为下邳相督管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这两位来自楚王刘英殉难地的人，在刘英“祠佛”地做官，对刘英祠佛一定有所了解。从初平四年（193年）到兴平二年（195年），笮融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聚敛的大量钱物，在下邳城南郊建“浮屠寺”，寺中有塔。这一佛寺佛塔多为多层木结构建筑，“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即在上层用金属按印度窣堵波式样的缩影作刹，下层用中国原有的所谓“望仙楼”多层楼阁式为塔身，成为寺的中心。上有九个金盘即九面铜镜。当顶一面朝天，其它八面朝八方，故称“九镜塔”。塔以砖石建造，八角九级，各层均有飞檐。九层塔身内外有浮雕佛像四百八十尊，遍体涂以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塔内中空，一百四十八级台阶盘旋而上，凭栏远眺，浩浩泗水、巍巍葛峄山（巨山）尽收眼底。
这些重楼阁道据说最多可以容纳三千人在其内课读佛经。在佛寺里还用铜塑佛像，除宝塔外还有大雄宝殿及山下湖边长廊。在建刹吸引周边佛教信徒之外，笮融还用免徭役法引诱境内外百姓来寺听课讲道，前后诱得五千余家。每逢浴佛会时，在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其费用巨以亿计，百姓来观及就食者达万人之多，可想而知，铺排之奢华，场面之宏广，气势之雄伟，世所难见。使下邳佛教发展到顶峰，引领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下邳迅猛的发展，孕育出佛教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国第一个出家佛教徒，下邳人严佛调。早年，严佛调与安息高僧安玄合译佛经，采取的是“都尉口陈，严调笔受”的方法，就是安玄将经文原本用胡语念出来，严佛调用汉文直接写下来，合译的《法镜经》两卷在佛教史上受到很高的评价。另外，严佛调又自己独译了《古维摩经》译经之外，严佛调又亲自动笔撰述，阐明佛理。撰著成《沙弥十慧章句》一卷。根据学者的研究，此书也是属于禅观一类的佛籍。
公元182年，严佛调在下邳郡临淮修建铁山寺（今盱眙），广传佛法。公元192年孟春，严佛调在古稀之年，怀着对佛教发源地的仰慕，对佛教文化交流的渴望，离开家乡，前往天竺、大月氏等国，宣传他的佛家思想，受到当地信众推崇与爱戴，积劳成疾，客死他乡。
由于文献阙佚，关于严佛调的详细情况已不可考。但他一人兼有五个第一：中国出家修道的汉族僧徒第一人，中国个人翻译经书事业中的第一人，中国自撰述经书第一人，中国修庙建寺的第一人，中国境外宣传佛经第一人。在佛教史上，为邳州创立五个第一。东汉永平至延康年间，天竺、大月氏、康居、安息和西域每年都有高僧来到中土传道或译经。受此影响，严佛调作为华夏第一僧和第一位佛教学者兼佛典翻译家，过去虽无人为其立传，但谈汉代译经者，他却是首先要谈到的历史人物之一。有此五个第一，严佛调便在中国佛教史上确立了重要地位。至今严佛调在佛教典籍中仍有很高的地位。从而也管窥到汉末佛教在下邳的发展。
三、南北朝及以后下邳佛教的发展和磨难
汉末军阀混战，中国进入长达四百多年的混乱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掠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表现的特别集中而充分…..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外来的佛教…争得一个立足点并发展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传统的伦理秩序彻底失望，向往新的生活。佛教在这个时候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这个大环境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纷纷改信佛教。前秦宣昭帝苻坚、后秦文桓帝姚兴均拜西域高僧为师。齐竟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舍身为奴。梁武帝萧衍到同泰寺、陈武帝陈霸先到大庄严寺 “舍身出家”。北魏开凿云岗石窟、龙门石窟。
有汉末下邳佛教发展，为佛教在这个地区兴盛奠定了基础。在官方的鼓励支持下。佛教徒大量的增加，浮屠寺院大规模的建设，佛教的活动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文化终于孕育出一位杰出的佛学家、佛教奇才僧祐。
僧祐（445—518） 齐梁时代的一位律学大师，南朝僧人，佛教史学家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下邳（今邳州）人，俗姓俞氏。幼小时随父母入建初寺礼拜，欢喜踊跃，就不肯回家。父母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在寺内出家，奉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时，又投定林上寺法达（昙摩密多的弟子，见《高僧传·昙摩密多传》）门下。法达“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祐传》）。
后受业于当时律学名匠法颖。法颖是当时的律学名匠，僧祐随侍尽心钻研二十余年，终于精通律部，戒德高严，有名于当世，史称“僧祐律师”。在他后半生数十年中，经常为学众广开律席，“春秋讲说，七十余遍”。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也就在于传弘律。即中国流传最早的萨婆多部《十诵律》。
此外，对于佛教文献著述也有突出成就。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僧祐以所得的信徒施舍用来修治建初、定林等寺院，并搜聚佛经卷帙，在两寺造立中国首部经藏。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著述，他曾总名之为《释僧祐法集》，为中国最古的佛教经录。该书还搜集中国僧人所撰写的佛教经论的序文和僧人传略，保存了古代泽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今邳州境内的大寿圣寺、石屋寺、白马寺等庙宇及徐州周围大量寺院均为这个时代开始建设。由于邳州一带一直是南北两朝交界处，疆域经常易主。不管南朝北国，大多数时间统治者是信奉佛教的。佛教的超常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佛教发展最兴盛的地方无论南朝北国的统治者都招不到兵。南朝的佛教比较平稳的发展，北朝的佛教面临一次一次的磨难。每一次磨难都与下邳息息相关。
本来西来的佛教及及本土的道教的矛盾，统治者时而利用佛教，时而利用道教。而下邳又是道教的重要地区之一， 张道陵字辅汉，张良的八世孙。他利用老子庄子思想把道教徒组织起来，并且订定律令，形成道教团体，张道陵本人也就成了道教的祖师爷张天师了。下邳也是道教发展的重要地方，教派之争在下邳表现得光怪陆离。也使佛教入华夏以来受到空前的磨难，教派的消长、佛教的兴衰无不在下邳得到显现。
历代统治者每占领下邳，均本人或派员来下邳考察。北魏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下诏令五十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冬征南将军东安公刁雍东进攻广陵（今扬州），顺路占领下邳。募兵之事仍很棘手。拓跋焘在司徒崔浩之怂恿下，改信道教。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七年（446年）在崔浩的进言下，发出了最严厉的灭佛诏：击破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当时笃信佛法的太子再三上表劝谏，拖延了诏书的颁布，一些僧人得以逃脱。不几日，便开始砸佛塔、毁佛像（铸钱）、烧佛经、杀僧尼……举国上下，风声鹤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编撰，蔑视北魏皇室鲜卑胡人。连同三家姻亲被夷族处死，临行前崔浩受刑、受辱、呼号一路。当时人都说是灭佛受到报应。不久，雄才大略的魏太武帝也被宦官杀死，两个儿子也相继死于宦官之手。自汉代发展起来的下邳佛寺也被扫荡一空。道教乘机占领下邳，黄石公庙、张良祠、渊德公庙、葛仙庙、刘刚祠就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重兴佛教，建造云岗石窟。下邳寺庙这时候才有恢复。全国佛教迅速发展，到北魏正光六年（525年）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社会动乱，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年）宇文邕灭掉北齐，占领邳州后，扬言不怕下地狱，佛、道齐灭，毁佛道经书、塑像，令和尚道士还俗。灭佛、道二教，夺寺4万所为宅第，焚毁佛迹，强迫300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法几乎灭迹。直到唐初，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君臣均信佛教，佛教才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
但佛教的磨难并未到此为止。唐开成五年（840年）以仇士良矫诏上台的唐武宗李炎；任命在地方官位置上有灭佛历史的李德裕为丞相。会昌元年（841年），自称：“载笔金殿夜始归”、“月中清露点朝衣”，忙得不亦乐乎的首辅大臣李德裕，却来巡游下邳。李德裕来下邳干什么的，根据他后来所作所为，使人一下子看出端倪。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 会昌三年四月，唐武宗下了一道“杀沙门令”，传说藩镇的奸细扮成僧人混入了京城，长安城中打死裹头僧有三百多人。 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各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其实远不止这些，李德裕对武宗凑书称：“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包括私立招提和兰若即僧居奴婢十五万），得良田约数千顷。其僧尼令隶主客户，大秦穆护、祅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
李德裕来佛教重要的发源地下邳考察，可以想像，回去制定了严厉的灭佛计划。佛教遇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劫难劫难，会昌六年（846年）四月二十二日，三十二岁的唐武宗突然急病身亡，这场佛教的劫难才得到遏制。而汉传佛教的发源地下邳已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
佛教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土壤的，虽然受到致命的打击，还能顽强的传承下去。终于迫使佛教不停的修正自身，以适应中国的国情，融入了中国的社会。以至后来五代时后周世宗柴荣“灭佛” 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的规范化。佛教在中国像凤凰涅盘一样，获得了新生；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后来的元朝、清朝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宗教，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
正像2014年3月27日习总书记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演所说那样：“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
四、邳州佛教发展启发元宏民族改革，促进大中华大融合
西晋永嘉之乱后，皇室衰落，晋元帝司马睿逃去建康，建立“王马共天下”的东晋政权。北方鲜卑、匈奴、羯、氐、羌“五胡乱华”，先后建立十六国，北方内部战乱不断。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建立了南朝宋。北方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形成新的南北朝对立。邳州一直处于南北朝之间，政权多次易手，是南北攻防的焦点，又是南北文化、胡汉民族融合的支点。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北魏统一北方后，涌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
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就是北魏第六位国君孝文帝拓跋宏即元宏。魏孝文帝的民族改革，使中国避免了像中亚、欧洲一样，众多中小国家长期存在和争分。为大中华屹立东方奠定了基础。
元宏（467——499年），原名拓跋宏，鲜卑族。北魏自拓跋焘以后，接受了灭佛的教训，统治者皈依佛教。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刚刚把国都从平成（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的魏孝文帝。早已被内部争分不断、周围失败民族企图东山再起、南朝梁武帝虎视眈眈搞得晕头转向。苦于胡人很难在中原汉人中立住脚，而佛教却在中原汉族中深入人心，于是跑来汉传佛教首传之地下邳“游幸”。
魏孝文帝的下邳一行，看到高度发展的下邳佛教，原来佛教已经汉化了 。正是这种汉化佛教孕育出僧祐这样的佛学理论家。《释僧祐法集》在佛寺中广泛流传，成为指导佛教徒宗教信仰的指南。魏孝文帝拓拔宏悟出一个道理，无论宗教、民族要想在中国立住脚，必须实行汉化。以佛教治理国家，以汉化融合民族。一场史无前例决定大中华未来走向的宗教民族改革开始了。
魏孝文帝回到洛阳后，扩大对龙门石窟的开凿，为安顿印度高僧跋陀，魏孝文帝批准他在少室山阴密林之中创建寺院，这就是今天的少林寺。尽管以后佛教处境出现一些反复，但是，已经汉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早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
同时，魏孝文帝下旨：鲜卑与各少数民族实行汉化。三十岁以下、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拓拔宏也就改为元宏。
正是因为魏孝文帝的改风易俗，所以原本被严重胡化的中国北方失地，又被华夏文明不费一兵一卒收复回来。南朝曾多次北伐，意图收复北方失地，终无所成就。而魏孝文帝的主动民族改革，却能仍华夏兵不血刃，收复失地。数千年间不断地为中国开疆拓土，元宏的民族大融合政策起到关键作用，被尊之为民族英雄诚不为过。
自此以后北朝虽是鲜卑人做皇帝，但由于他们不歧视汉人，华夷各族人在朝廷仕官的机会均等，能者居上（如此开放的民族政策只有汉人朝廷才有，胡人朝廷里面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由于华夷通婚，以至于后来北朝皇帝在文化和血统上基本和汉人没什么区别了。所以后来杨坚做皇帝并没有多少鲜卑人反对，相反支持者居多。至于陈被隋灭也就谈不上异族入侵或汉人亡国了。可见如果没有魏孝文帝改制，就不可能实现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中国也很难出现像唐朝这样一个强大的朝代。民族汉化是魏孝文帝推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举措，主动融入汉族的改革，从而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各族人民交往频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结束了秦汉以来民族战争开创西汉以来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先河。为中华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壮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为此后盛唐朝代的出现，开创了一个安定的局面。使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唯一民族、历史、文化不间断的传承下来的文明古国。
五、元代开始邳州成为佛教各派和谐发展的示范地
唐武宗灭佛以后，中国佛教基本上稳步发展，特别是宋代以后佛教迅速的向大中华文化圈传播，中国大部、东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逐步接受佛教文化，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马背上的民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不断侵犯汉族地区，但在同样宗教文化下，逐步实行大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军政国家一体的农奴制蒙古凭借强悍的铁蹄踏遍大部分欧亚大陆。这个凶悍的民族在佛教影响下，逐渐的汉化，如宋瑞平元年（1234），元军在灭掉金国时，下令将金国皇族完颜氏家族一个不留全部处死，尔后宋祥兴二年（1279），灭掉南宋时不光保留了一些皇族，还对谢太后等封了侯。
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满教，但对其它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特别是忽必烈即位后，1246年驻守凉州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佛教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谈判：西藏归顺蒙古；蒙古把藏传佛教即黄教也称喇嘛教引入蒙古王室，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元朝朝廷和皇室中受到尊崇，在元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主导地位。原来佛教是以释迦为主神的一神教，后来逐渐演化为大乘、小乘、喇嘛、禅宗、密宗的众多教派的，出现了众多金刚、菩萨。原来属于道教范畴的慈航真人成了观音菩萨，伏魔大帝成了护法伽蓝。佛教多教派在大中华文化圈和谐共存。
而邳州自1234年，金国灭亡后被蒙古元人统治，到1279年灭亡南宋，四十五年里一直被蒙古人作为向南宋军事、政治、文化、宗教渗透的前沿。而邳州作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地区，各时期史志对元代的佛教的大发展竞没有任何记载。原因何在！邳州运河镇张楼一座庙山揭开了这个秘密。
在江苏北部邳州近郊的平原上，有一座小山，张楼庙山。山虽不大，海拔只有二三十米。远古时候，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此山的自然风貌、人文地理。东到新沂马陵山、南到八路巨山、西到八义集果满山、北到邳城洪福山周围方圆近百里，除此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小土丘，山上有一座被称作寿圣院的古寺。明末清初，有庙地400多亩，雇长工36人，喂骡马25匹。当时有僧人83人，主持方丈为释慧尼。每月初一、十五以及逢年过节，几千善男信女前来上香，僧人击鼓撞钟。妙峰山热闹非凡。以后，由于兵荒马乱、土匪横行，逐步衰落。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以后，多数僧徒反响还俗。1948年，还有土地六七十亩，雇人耕种。1949年只剩和尚两人还俗，被政府安排去邳县港务局当工人。
二〇一五年邳州佛教善男信女开始重建庙宇，发现元代被毁坏残碑一座，碑帽文字“重修大寿圣院碑记”。碑文已毁。但仅仅碑帽不仅见证庙宇规模大，同时也说明庙宇地位也高。我们知道历史上凡庙宇带“大”字的都与皇家有关，如唐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建“大昭寺”；唐睿宗李旦以相王身份当上皇帝，建大相国寺；清康熙皇帝多次上五台山思念父亲还愿，普济寺改为大护国寺。特别是蒙古统一大中华以后，在大都（北京）建立诸多庙宇，凡皇家建立的寺院均以“大”字为首。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兴教寺、大兴教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大能仁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天护圣寺、大慈恩寺等等。
邳州庙山一隅，何来与皇家有关的庙宇？原来元代还没有现在京杭大运河，庙山离下邳也不过十多公里。由于黄河夺泗等诸多原因，流经庙山的沂水成为金元与南宋攻防互动的主要通道。在宋元共存的时期，共同的宗教信仰，下邳是元蒙与南宋文化融合的最佳地。
这时蒙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政权，出现一位杰出的中华民族契丹族人才耶律楚材。在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1190年7月24日），耶律楚材生于燕京（今北京），他出身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这位祖籍于契丹（辽）、出仕于女真（金）、成功于蒙古（元）的英才，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1215）便成为元朝朝廷的重要“辅臣”，元太宗窝阔台三年（1231）为 内阁首辅中书令（宰相）。从此他便在大中华的民族、宗教、文化融合中大显身手。耶律楚材是十三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学者。就他的政治活动而言，在窝阔台时期，他主持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贵族在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以自己积极的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庸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联系在一起了。现存的元代文献表明了邳州的庙宇与耶律楚材及元朝朝廷关系。耶律楚材在蒙古佛教宗师行秀大师（俗称万松老人）处参禅三年，万松老人认可他为世俗弟子，法号湛然居士。耶律楚材推广万松老人 “以儒家治国，以佛教治心”理念。
蒙古灭金后，身为宰相的耶律楚材来到邳州。按照他的治国理念，当然要兴建佛寺、孔庙。在《湛然居士文集》中，有一篇《重修邳州宣圣庙疏》：“宣尼万古帝王师，可叹荆榛没古词。重整庠宫阐文教，颙观日月再明时。”
耶律楚材来邳州巡查，应该是1234年至1244年，元朝灭掉金国占领邳州。这期间耶律楚材恰好任元朝中书令（宰相）。是元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决定在与南宋攻防前线建立皇家庙宇，表示统一天下的决心，元太宗窝阔台敕旨建造是顺理成章的。也说明这时元朝的中心任务是统一天下，邳州一带是政治、军事、宗教、文化重要地区。上文提到元代皇家在大都建立庙宇基本上都是公元1279——1332年。大都作为皇家建立庙宇地方。在此以后统一天下，朝廷不可能在京城以外建立皇家庙宇。
如此规模的皇家庙宇，国家、佛教及地方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原来，尽管蒙古统治得到认可，但他实行残暴的民族政策。建国后没有缓和反而加重了民族矛盾，几十年便被推翻。无论是邳州还是北京，寺庙中皇家的标志“大”字就没有了。大汉族主义的文人学士不把元朝作为中华民族的正统看待。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大中华信仰佛教为主体，元朝就对宗教实行包容融合态度，明初当然“不看僧面看佛面”，巩固了佛教各派在中国谐和共同发展。以至于后来“大明正德十一年三月”即1516年，寿圣寺“住持发心比丘续时，同施主李经等”， 铸大铁钟一口，铭文称寺为“妙峰山寿圣院”而无皇家寺院的标志“大”字了。耶律楚材去世四十五年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在大都主持建大圣寿万安寺，这个“圣寿”不能不说是受“寿圣”启发。“圣寿”也好，“寿圣”也好。恐怕都与天子寿诞有关吧。
所以各种典籍中没有下邳寿圣寺的记载，原因是这个寺庙不是汉族人传统的寺庙。他属于蒙古人的藏传佛教。据庙山退休教师李增启讲：58年大炼钢铁，发现庙山佛像与众不同，佛像内也塑造五脏六腑。庙宇管辖范围与其余庙宇不是一个系统。这个庙管辖周围建秋（古称壍坵）、徐口、罗堂、王酒店四个庙宇。与周围其他庙宇没有多少联系。充分证明元代宗教融合留下的痕迹。
邳州是“重修”寿圣寺，这说明原来邳州就有“寿圣寺”。考目前全国能够查出寿圣寺（寿圣院）近三十座。最早是山西芮城寿圣寺，据称建于东汉永平十年（67），但历史资料最早只有北宋“元丰辛酉”年（1081）才见到，况且东汉永平年代全国只有下邳、长安有佛教踪迹。其次是安徽长兴寿圣寺，传说建于三国吴大帝孙权赤乌年间（238—251）。太原寿圣寺虽是北齐皇建五年（560）所建，但原来不叫“寿圣寺”，直到清代才改为现名。湖南衡山唐咸通年间建“寿圣”，但他不是佛教的寺而是道教的“寿圣观”。其余均为唐以后所建，或古寺改名、改建。这样寿圣寺名称最早来自三国东吴。孙权的父亲孙坚汉末任下邳承（副县级），当时下邳正是严佛调、笮融崇佛时期，佛教在下邳发展方兴未艾。孙权家族崇尚佛教是符合史实的。况且当时张梁、张角、张宝“黄巾军”以道教“太平道”名义起义。道教为统治者所忌讳。江南道教首领于吉就是被孙权的哥哥孙策所杀。传说吴国太招赘刘备为女婿就是在镇江甘露寺大佛殿举行的。可见当时吴国对佛教的崇敬。尔后，应该是南北朝时期，下邳人建佛寺，引用东吴“寿圣寺”之名，也借此纪念这位下邳出生、为中国佛教在江南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吴大帝孙权也是顺理成章的。庙山寿圣寺应该和邳州占城石屋寺、四户白马寺一样为南（梁武帝）北（魏孝文帝）朝双方天子都酷信佛教时所建。
邳州皇家庙宇出现，说明窝阔台时期，朝廷为了巩固新占领的金国地区，并对南宋进行影响，把佛教的融合重点放在邳州。
六、庙山寿圣寺发现“鼍鼋”，揭开寺庙一大谜团
另外，庙山寺院一个谜团，也证明寺院位置的高。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六日邳州张楼庙山寺院重修奠基，九月七日早上，庙山村民胡宗福在奠基处发现一大鼋鳖类，约十余斤重。与苏州西园寺、动物园两只鳖完全一样。只不过苏州两只大而已。这种鳖头颈下背部有疣状的突起,我国民间还称它为“癞头鼋”的“鹅头” ，与下面突出部分清晰构成一个小鳖。背的下部分清晰的显现出鳄鱼的背纹。古籍中称：大鳖为鼋，鳄鱼为鼍龙，这就是古书中屡见的鼍鼋。
前去观看的养殖专家认为是鼋。笔者认为，那位养殖专家看法较为切合实际。台湾鳖没有鼋身上的斑点，背下部类似鳄鱼背的条纹。这是任何一种鼋鳖身上不具备的，长着鳄鱼背的鼋那就是古籍中的鼍鼋了，同时突出部分是驮着小鼋，“驮”也是鼍的谐音。古书屡次提起的鼍鼋应该是这种动物或者根据这种动物神话的瑞兽。此若为鼋应该是“鼍鼋”了。
单纯从字面上讲，鼋为大鳖。,亦称“绿团鱼”、俗称“癞头鼋，”爬行纲,鳖科。吻突而短,长不及眼径的一半，脚上有较宽的蹼。鼍为鳄鱼，爬行动物，吻短，体长二米多，背部、尾部均有麟甲。穴居江河岸边，皮可以蒙鼓。亦称“扬子鳄”、“鼍龙”、“猪婆龙”。 那就是斑鳖了。更珍贵得了不得！斑鳖（学名：Rafetus swinhoei）俗名斑鼋、癞头鼋、斯氏鳖、太湖鳖。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数量稀少极其珍贵，是比中华鲟更濒危的”水中大熊猫”。长期以来斑鳖一直被误认为是鼋或中华鳖，直到2002年后才被确认为有效物种。直到去年中国动物园协会才在其网站上发文介绍斑鳖的特征，以便从其所属的动物园里发现新的斑鳖。所以在古今的中国人知识里，斑鳖也是鼋。即使是斑鳖不影响对鼍鼋的认定。目前世界上仅存四只斑鳖个体，除了苏州西园寺外，另外两只生活在越南。
神话的瑞禽瑞兽都有它一定的来源，如龙，对应的是蛇、鳄鱼；凤，对应的是野鸡；麒麟，对应的是马；貔貅又叫四不像；至今仍有四不像（麋鹿）。不管怎么样，鼍鼋的对应的物出来了，不管它叫鼍鼋、斑鳖、台湾鳖。都不影响人们对瑞兽鼍鼋形成的探讨。
在古诗中还把鼍鼋与庙宇联系起来。宋·王安石《金山寺》诗： “扣栏出鼋鼍，幽姿可时睹。”清·孙枝蔚《金山》诗之一：“僧老鼋鼍大，钟残鼓角哀。宋·陈赓 《平水神祠歌》：“雷公电母踏烟雾，天吴海若驱鼍鼋。”
我国古代很多诗文篇幅中，屡屡有鼍鼋出现，其中庙宇的诗词中也存在大量的词句。说明古代庙宇中就有供奉鼍鼋的实例。我们从以上王安石等诗中可以得知，宋朝镇江金山寺就有鼍鼋出现，不知现在是藏是亡？
苏州市民潘裕博独家向商报披露：西园寺原先有四五只 “癞头鼋”，都是 的族祖、清末探花潘祖荫（1830～1890）所放，其中两三只1938年春被日寇吃掉了。现在仅剩一只。
苏州动物园一九五四年年建园时，还有大小不一的十余只斑鳖，遗憾的是，当时把它当成了另一个物种——鼋，而且也没有对其很好地采取保护措施，至今只存活一只了。 “它的裙边少了一块，是以前和其他斑鳖打架被咬掉的。”
另外有消息二〇〇八年越南人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捕获一只野生斑鳖。越南河内还剑湖中尚存一只，传说曾背负宝剑送给越南后黎朝黎太祖（黎利，1385年－1433年人，反叛中国明朝，建立安南黎氏王朝）助其夺取天下，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鳖是单独物种，称其为还剑鳖。可惜这只象征越南国运的鼋鳖于2016年1月19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被发现死亡，该消息在越南民众中引发不小的震动。
据越南《青年报》20日报道，“这只神鳖是19日下午被民众发现死在栖息的河内还剑湖中的。事发后，河内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德钟立即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理。他说，‘我们现将神鳖移到玉山祠内暂时安放，随后制成标本，收藏在越南自然博物馆内。’在河内还剑湖中死去的神鳖属于斑鳖类，是一种产于长江流域和红河流域的淡水鳖，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龟类之一。专家认为，此种淡水鳖现存数量极少，目前仅知道4只，其中两只在中国，两只在越南河内。”《青年报》称：“这只神鳖被越南民众视为“国宝”，是越南文化和历史的象征，其死亡令越南民众非常震惊。河内市民阮先生回忆说，他上次看到这只神鳖还是在40年前，“有大竹筐那么大。越南人认为它是神物。只要浮出水面，必有大事发生”。另一名叫阮东的越南市民在网上留言说，“我感到很空虚，我的子孙后代以后只能从传奇故事中了解这只神鳖了。”可见同样盛行佛教的国家越南对鼍鼋的崇拜。
而张楼庙山鼋鳖根本不是什么台湾鳖，为什么千年古寺重修后突然出现在奠基处，据一位年长村民讲，一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听说过这么大的圆鱼，也没有听说过鳖鱼爬上山上来。它生长在何处，怎么来的，作为鼍鼋的原型在中国文学、神话中是怎么形成的。难道不值得保护与研究吗！
总之，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来中国，传到下邳。邳州的佛教发展，又影响全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礼仪习俗、治国理念。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佛教不断适应中国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佛教与社会相适应是佛教求生存、求发展，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利国利民的必然要求，并且早已成为佛教的一大传统。在现代，我国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较高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引导佛教与之相适应，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认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能够促进佛教自身发展和提高，促进佛教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各业的欣欣向荣发展。这个丝绸之路传来的宗教，又会沿着“一路一带”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为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