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我凭着军人的攻坚克难精神，在36岁那年圆了我的大学梦。

      我当年就读的邳县邳城中学，是一所远近闻名的重点中学，年年都有几十名优秀学生，从这里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学校堂。这让身处穷乡僻壤的无数贫寒子弟，为之倾慕和动心。我的大学梦，就在这里萌发。

      1966年初夏，经过三年苦读，我完成了高中学业。就在我信誓旦旦地在报考志愿书上写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时，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了。我的大学梦，连同“四旧”一起，被“革命洪流”卷走。

      七十年代初，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破灭的大学梦，被重新唤起。我当时已从部队退伍后被组织安排到胜利油田，在一个科研所加工车间里当工人。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大学招生是不需文化考试的，只要过了“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学校复审”三道关，就可以直接上大学了。但谁都知道，能不能进大学校门，关键是看谁“根红苗正”。

　　一开始，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和老高中的底子，车间的师傅和工友们一致推荐了我，前来招生的一位大学教授也看上了我，并仔细看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一大叠文章。一切就绪，填表上报。

      不料，第二天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说因名额有限，今年我暂时去不了，明年再说。原来，我的名额被一位油田领导的女儿所取代，虽然她连初中都没有毕业。

      我近在咫尺的大学梦，又一下变得遥不可及。我一时茫然。 埋没也是一种机遇。被埋没者，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静静地自由生长和伸展。

      在当工人三年中，我利用充裕的工余时间，读了一本又一本我想读的书，剪贴了一本又一本参考资料，报刊上还陆续见到我的文章。

      知识擦亮了我的眼睛，也改变着我的命运。不久，我被调到油田理论组帮忙，后被调到油田报社当记者，面前展现出五彩的生活。 三春再度，高考恢复，荒寂多载的教育园地，又重新焕发生机。面对敞开的大学校门，我却犹豫了。此时的我，毕竟不再是激扬文字的青春少年。家中父母年迈多病，一双女儿嗷嗷待哺，还有千头万绪的工作……我在两难中犹豫了一段时间，但大学梦一直耿耿于怀。

      1983年春天，报社领导给我一次机会，大学梦又重新燃起。此时，曾一起共事的余世诚教授，专程从华东石油大学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一大包高考复习资料。临走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鼓励说:“你肯定行。”

　　为了追寻失落的青春梦想，我又一次鼓起勇气，重新拾起尘封已久的功课，一头扎进工农村里不到六平方米的斗室，面对冷墙土壁，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开始了一场艰难的拼搏。 我自信，语文、政治是我的长项，我把有限的五十天时间，主要放在数学上。为了强化记忆，我把难记的数学定律和数学公式，一、一抄下来，贴在四面墙上，抬头就能看见。白天遇到难解的代数、几何题，晚上就到附近的一所中学找老师请教。为了争取时间，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

　　春华秋实，天道酬勤。1983年秋天，是我人生中最值得荣耀、幸福的日子。我一连收到华东石油大学(现改名为中国石油大学)、山东大学两所高等学府的入学通知书。我的政治得了九十二分，考出学区最好成绩。附加题“马克思主义平均利润理论的伟大意义”，我得了个满分。更让我兴奋的是，我在命题作文《春的联想》中，挥洒自如，痛快淋漓地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文中这样写道:……

　　青春固然是美好的，而且是宝贵的，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曾一度失落在动乱的年代。当祖国安定之后，我已人到中年。这让我们经常为岁月蹉跎而痛心疾首。但是，我们没有心灰意冷。我们还是挺直脊梁，肩负重荷，义无反顾地朝前走…… 一位诗人说得好，春的后面不是秋，不要为年龄发愁，只要把你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

      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不知为什么，文章没有得到高分。据说，我的这篇作文，在阅卷老师中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议。 我的大学，来之不易。

　　九月，我走进山大。

      位于泉城济南的山大，庭院深深，花木葱茏，名师云集，学风浓浓。特别是那片茂密的桦树林和满院飘香的芙蓉树，更是增添了学院的气氛。这里就是梁实秋、沈从文、王统照、冯沅君、潘承洞、王淦昌、乔伟、王仲荦、萧涤非、高兰等名人生活过的地方。我迟到的大学生活，便从这里开始。

　　山大分老校、新校两部，中间相隔三四里路。我们科社系干部专修班的学员，被安排在新校九号楼宿舍。四人一间，一人一床，一人一桌，各占一隅，学习条件得天独厚。

      我们全班六十人，全是来自省内各地的基层干部。但在这里，一切从头开始。每天，我们要和比我们年轻得多的大学本科生挤在一起，一样的出操，一样的听课，一样的排队买饭。惟一不同的，是刻在脸上的年龄和岁月。

      我们科社系干部班，专修的是党政管理专业，主要课程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内容，我以前没少下功夫，所以听起课来比较轻松，如夏饮冰水，毫无芥蒂。为了多学一点，自我量力，选修文学和英语。

　　说实话，选修文学是出于爱好，选修英语则是迫于形势。当时国家正在加快对外开放，看人家都学两句外国话，我心也痒，不想，学起来十分吃力。我每天坚持早早地爬起来，在路灯下背单词，还真有点“凿壁偷光”的意思。可是，那变幻莫测的英语字母，像捉迷藏似的，就是不往脑子里去，前边学了，后边就忘了。每到上英语课，我就把头埋得很低，惟恐老师提问到我。

      有一天，教我们英语的朱识君老师，故意走到我的面前，用英语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求我当面回答。我知道朱老师是出于好意，是为了激发我学习英语的兴趣，我也有把握回答好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中午吃了大蒜，怕当着漂亮的女老师发出难闻的气味，显得不礼貌，就犹豫了。只见朱老师很失望地转过身去，边走边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干脆以后就别来听我的课了。”我当时羞愧难言，无地自容。从此，我也就顺势打了退堂鼓。现在回想起来，很为自己的虚伪而后悔，特别是后来去美国学习考察的途中，想喝茶，却不会说英语“ tea”的时候。

　　英语课停修之后，我腾出更多的时间，攻读我喜爱的文学课。课余时间，我躲进学校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契诃夫、莫泊桑、巴尔扎克和茅盾、孙犁等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一课不落地恭听中文系陈俊祈老师的古代文学课和侯民治老师的现代文学创作课，还经常参加中文系发起的文学沙龙。这些，使我大开了眼界，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

      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自选题作文，要求体裁不限，要写出新意，写出真情实感。于是，我心血来潮，调动我的生活积累，一下午写出一篇三千多字的小小说来，取名《陈大康买飞机》。小说以一个钻井工人为原型，从一个侧面反映党风好转的新气象。作文交给老师之后，我心里直打鼓:山东大学是文人济济的地方，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别出心裁，班门弄斧，非贻笑大方不可。

      万万没有想到，在作文讲评课上，我的小说竟被侯民治老师当作好文，足足用了半堂课时间进行点评。老师表扬我的创作勇气和探索精神，让我受宠若惊。不久，山大文学月刊《稚虬》，原文刊载了我的小说《陈大康买飞机》，还寄来三十元稿费。这一下，不仅让我出了风头，还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随后，我又以现代大学生爱情生活为题材，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芙蓉树下》，作为学校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征文。其实，女大学生宿舍我一次都没有去过，里面的情节纯属瞎编乱造。又没想到，小说不但入围，而且还获得了文学创作二等奖，给科社系增添了光彩。从此，班里的同学给我封了个“文豪”的雅号，直到毕业多年后，同学们见了我，还是亲切地用“文豪”雅号称呼我。我心想，要不是英语课上出了丑，这“文豪”十有八九当不成。

      学生生活，毕竟是清苦的。除了学习紧张之外，最要命的是吃食堂。学校食堂的饭，少盐缺油，清汤寡水，吃头两顿还觉新鲜，再往后，就吃不下了。

　　后来，不知是谁挑的头，我们每人置了一个酒精锅，从街上买来些面条、鸡蛋、青菜之类，自己开起了小灶。每到开饭时间，你就看吧，各个宿舍的人，忙忙活活，热气腾腾，整个楼道飘溢着饭香和温馨。又节约，又暖心，个个吃得很精神。多年之后，一想到山大，一想到九号楼，也就自然想起那“可口可乐”的酒精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