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周期率”，国人们并不陌生，无论是阅史书，还是看电视，都载有过这段佳话。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到家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主席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稍顿……
黄炎培继续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说到此，黄炎培看到毛主席神情专注，很激动。
话锋一转，慷慨激昂：“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主席当时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短短的五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真是满载而归。7月5日，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12时50分，黄炎培飞离延安返回重庆。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前进了。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就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