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三月末，我和李国胜班长圆满结束了一年尚义支农工作队任务，顺利回到了久别的连队，又开始紧张火热的战斗生活。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还没归队之前连里已宣布我为五班副，原来副班长左栓成到七班当班长啦。
在我刚进班里时，有几个战友迎着我喊，副班长回来啦！我有点不大好意思，不知所措似的，认为自己还属新兵的范围。部队有个习惯说法，管新兵叫新兵蛋子，只有下批新兵来了才能解脱。我知道这与张铁礼班长和王思妮排长的积极推荐有关，也满含吕明连长和其他连首长的厚爱。
第二天早晨出操站队时，班长示意我站到队列最后边去。这应该是条例规定，班长个头无论高矮都必须站到排头的位置，什么时候都要带头冲锋在前。副班长个头再高再矮也要站到队尾，这就形成了有头有尾战斗小分队，跟着老班长干没有任何压力。过了不长时间，连长通知张铁礼班长去团卫生队做提干前身体检查，战友们都为这事高兴，等待班长的好消息。班长回来了，看到他脸上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我问班长，还很顺利吧？班长说还跟上次一样，说心脏有点杂音。接着说，又没戏了。但他很平静，没有说其他的话。
我没有资格去安慰班长，但在心里有点埋怨他，为什么不去找人疏通一下？这关系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大事啊。现在想想，那时部队多么风清气正，一切都照章办事，一丁点儿的后门都没有。当兵的只知埋头苦干，全是傻大兵啊。
紧接着，张铁礼班长临时抽调到张家口基建工地帮忙。班长一走，连里明确我代理五班长，我便从队尾快步走上排头兵的位置。班里剩下九人，黄安芝、陈敬丰和彭万顺是老兵，刘现夫、沈登娃、陈金龙和我同年入伍，张祥新和蔡仲杰是七一年刚入伍的新兵。我先找三个老兵一起谈心，他们说，李敬亚你大胆工作，我们会支持你的。
在后来的工作中，让我棘手和困惑的是同年入伍又是老乡的陈金龙。他有些事做的不好，一批评就跟我当面顶撞。我十分气愤，开班务会时，便点名批评他，陈金龙你有些地方做的不好，一批评就顶撞，这是纪律所不能容忍的。今天打开窗户说明白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要向排长汇报，请排长向连长汇报，你该上哪去上哪去，我管不了你，五班笼小蒸不了你这个大馒头。你看哪个班长能管好你，就去好了。听着我带气又严厉的批评，陈金龙低着头，沒有吭声。事后，班里同志都分别找他做思想工作，他便有了不小改变。过了好几天，我又找他谈，既然来当兵，就必须受得了纪律约束。人家能做到的，你不比别人差，也应该做到。我在工作方法上也作了改进，把硬话气话软说，起到不小的效果。陈金龙并非一无是处，挖战壕时，他个大有劲，挖得多，干得快。野营拉练时，帮助战友背枪。他不断有了进步，王思妮排长也表扬过他。
在工作实践中，我体会到，不敢于批评，不善于管理，是当不好班长的。在平时紧张的生活中，微观管理无处不在。内物整不齐要批评，坐姿不端正要指出，报数声音不洪亮要重来，集体学习时出去如厕要报告，回来时要说班长我回来啦等等，这些在老百姓看来也许不能理解，但人民军队就要靠从这些细微小事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良好的军人素质，部队才能战无不胜。
陈金龙经常找我帮他写家信，我把他没想到的事都给写上，再念给他听，每次都很高兴。从感情上慢慢走近我。
几年之后，陈金龙和我都复员回到了家乡。他的家离我的家有七十多里路，他每年至少要两次来找我玩。在最初的几年里，没有公共汽车坐，家里也买不起自行车。那时陈金龙每次到我这儿来，天不亮就起床，朝着大方向抄近道起早出发，跟我说都是小步快走，遇到好道小跑一陣，一路上要抽一包烟还不够。沿途风景不错，找老战友玩心里高兴。每次来当天不走，有时玩上两天再走。
起初，他仍是班长长、班长短地叫我。我说，金龙可别再这样叫啦，瓜秧都拔几年了。我比你大几岁，叫李哥就行。他说，从心里还想这样叫，自然。我凝视他老大会，没想到当年这个操蛋兵，心里还留有如此浓郁的军营情结。我很喜欢陈金龙这直来直去的性格，饭菜孬好无所谓，只要有酒就好，他酒量很大，一瓶白酒好象还不够似的，我拎着酒瓶怕他喝多。陈金龙从来不说一句客气话，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战友加兄弟。有一回，他提出一个让我不能接受的事，他说，敬亚哥今晚我想和你通腿睡。我说，陈金龙，有酒喝有话啦，通腿的事就算了吧，我还不知你那双臭脚！说得他嘿嘿笑。
2000年我调到淮海战役首战地碾庄镇工作。有一天，忽然想起陈金龙很久没有来了，便马上用电话联系，没联系上，便联系其他战友，才知他已经因病去世了。怕没听清，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他竟然走了！话筒掉落，在桌下荡来荡去，我任由泪水滴落，回过神来，又伏案抽泣。金龙兄弟的过早离世，着实令我难受了好多天。
陈金龙兄弟，我曾经的同班战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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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情深，无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