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领导对下级的请示作出批示，属于正当的行政行为，但争议之点在于，现在一些领导批示的，实际上是行政权批到了司法权的界域。
例如坊间，常有原本简简单单案件，不能得到依法判决，当事人就层层上告，有时还求助于新闻媒体的帮助，此时领导批示一介入，便有了公正判决的机会。
还有一种情况，领导“早有批示”，有关部门顶着不办，接着就有更大、更多领导批示，最终案件办结，人们便欢呼“法律的胜利”，欣然于“正义总能战胜邪恶”，陶醉于“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
此种状况，与“法治”有共通之处吗？法律并未改变，案件事实还是原来的事实，只因为批示之有无，以及批示者地位之高下，案件便有了不同的结果。假如这就算“法律的胜利”，假如这就是“依法治国”，难以想象，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在何处？
真正的法治，要将法律的施行，建立在不依任何个人好恶而改变的基础之上。没有批示，案件就不能得到依法判决；没有批示，人们就冲不破人情案、关系案、地方保护主义的罗网，这是无可置疑的“人治”。
不凭法律凭批示，同样是人治的一种，不是依法治国。如此现象，在某一特定时期有可能生产出“当代包公”的佳话，但越是如此越不能使人民对法治产生真正的景仰。行政权力干预下的“法律胜利”，并非法治的胜利，而是人治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