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市戴庄镇退休的文化站长曹云启，收集整理了一本厚厚的《一捧乡歌》，要求我给写序。我不曹是搞民俗研究的，但我在挖掘、整理民间艺术中，往往涉猎到民俗学。虽然我不研究，但对民俗学有一种偏执的追求。
我打开《一捧乡歌》，一种古老的、底层的、原始的文化扑面而来，使我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曹云启，是我多年的伴侣和同事，他对基层文化的孜孜追求，把本身的一生都献给了基层文化。就凭这一种感情，我不得不合错误他的《一捧乡歌》说几句了。
大提包的贡献
曹云启一直在乡镇工作，任文化站长。文化站长这个官，虽然也带长字，但帽下无人，本身管本身。他这个站长，曾一度无办公室，无办公桌，唯一的办公用具是一个黑色的大提包。他不光带长没有兵，镇里所有的干部都能管着他，他虽说是位文化站长，但镇里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计划生育、乡镇企业、编史写志，蹲点跑面……没有他不干的，名符其实是位杂家。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在市里碰到他，他对我说：我现在是戴庄镇驻市里大使，镇里叫我负责镇家俱厂，到市里来开展业务。就是这样的一位文化站长，还在挤时间编戏，收集民间故事，搞文物普查，组织宣传队，活跃农村文化阵地。邳州每年搞一次“邳州之春”文艺调演活动，各乡镇的宣传队到市里汇演，戴庄镇从不空白，经常获奖。
曹云启在戴庄镇有个外号——大提包。他在《我的外号——大提包》里写道：“从此，我就有了外号——大提包／……文化站被人卖了／大提包是我唯一的依靠／我人到哪里／哪里就是文化站／神圣的工作不能丢掉。”一个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没有房子办公，仅仅靠一个提包开展本身的工作，平时还要紧紧围绕镇里的中心奔波。他的主业只好当做副业来办，编写宣传材料、创作剧本、组织读书活动、组建宣传队、出板报、搞影评、文物普查……这些份内的工作都是他在八小时工作日之外完成的。这个“大提包”的外号是对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无限赞赏，真实写照，没有一种敬业精神，没有热爱基层文化的追求，是无法做好这项工作的。
“大提包”应该给予必定，应该给予颂扬，邳州市获得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的大戏《王继天》就是大提包们完成的，小品《再过一把瘾》在全国获奖也是他们的业绩。邳州被文化部授予“民间艺术之乡”也有“大提包”的汗水。我们一些执掌大权的人员，能有一点“大提包”的精神，我们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将会更加灿烂光明。“大提包”是一种优良的传统，是一种向上的追求，是一种奉献的品德，是我们应该弘扬的一种敬业精神。
民俗学的艺术价值及其他
涵盖古今的民俗学，幽深浩渺，莽苍无比。我个人认为人民生活的巨大传承力，使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遵循着民俗规则保留着，无尽止的新旧更迭着。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民在生活中创造并遵循的民俗其内容博大精深。民俗学的形成，不是哪个人，哪个朝代创造的，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慢慢地形成的，它有着特定的群众性、地域性、传承性。执政者尊重民俗，引导民俗，就抓住了人心，不然，就违背了民意。
民俗学的艺术价值在哪里？其一、民俗是民众生活的一种重要内容。人民在劳动生产中创造了民俗，民俗是人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看曹云启收集到的民俗资料中，人们说亲、结婚、生子的民俗，就可以看出民俗的重要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男的要娶妻生子，要有媒婆去提亲，提亲还有合年命、看家庭、传启、查日子，然后才能迎娶。生孩子送粥米，端午节吃粽子，正月十五闹元宵等，这种民俗的内容是一种生活组合，一种灌输孝道，一种交往的礼尚往来，一种自娱自乐的欢庆。谁违背了这种民俗，谁就要受到指责，谁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其二，民俗是人民生活中美好的一种追求。人民在生活中，有一种生活富裕、夫妻美满、儿孙满堂、无病无灾、升官发财等追求。民俗学的派生，就是人民在追求中慢慢地形成的。例如春节贴对联，写上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吉利话；端午节吃粽子，是要求人们像屈原那样爱国；七月七钻葡萄架，听喜鹊说话，就是追求爱情象牛郎织女那样纯真；六月六出嫁的女儿给父母买肉吃，就是一种孝道表现。我听人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刚提亲的外地青年，八月十五给准岳父送节礼，在集市上买了一条十多斤的草鱼(此地叫混子鱼)送给岳父，岳父一见就很生气，就把鱼扔到大门外，亲事也就不成了。这位青年没有了解本地的民俗，混子鱼是寓意岳父是混子。如果他送条鲤鱼，那就皆大欢喜了。其三，民俗是一种文化。民俗学的形成，也就形成了一种民间文化，这种民间文化现已转入学院派文化。南京大学博士后导师高国藩教授，是我的老师加伴侣，他对我说：我研究中国民俗学有助于把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引向纵深；有助于将中国民俗学从外国的模式——“现在性”中脱颖而出，使民俗学不再变为只是当代民俗录音录相的简单翻版之综合，而着眼于古俗与今俗传承的全面探讨和概述，从而使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提高深度、广度、高度和厚度。如今研究民俗，整理民俗已大有人在，大学还开了民俗专业。可见民俗学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并向高度、深度发展。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在民俗中由于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本身统治地位的巩固，在民俗中夹杂了一些糟粕，封建迷信的东西，也被人民秉承了下来，例如传说人死后要过奈河，奈河水脏，河里有一些咬人的怪兽，为了使死人能顺利地渡过奈河，死者的儿女便扎上一个纸牛，在安葬死者时烧掉，使牛喝干奈河水。
曹云启能在百忙中，挖掘、整理这些民俗资料，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奉献给社会，这种精神应该推崇和提倡。在高度文明的今天，让我们接受一点返璞归真的洗礼吧！
曹云启 笔名曲文。本籍江苏邳州，1946年2月生，童年生活在上海，北京人文大学函授班毕业。馆员职称，邳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理事，邳州市戏曲协会会员，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采访员。曾任职民办教师、社教队员，1967年4月任文化站站长直至退休。作品多次被《徐州日报》《邳州日报》《邳州揽胜》和《群英谱》等刊物选用。其中琴书《禁酒令之后》获建工杯征文比赛二等奖，在《邳州文艺》上颁发，并入编《邳州小品曲艺选集》；诗歌《我家又领红本本》获“五四三”活动一等奖；小说《一张煤票的沉浮》获《文艺报》97文艺创作研讨会二等奖；民间习俗《传启》颁发在《乡风》2009年第三期，《送房》颁发在《乡风》第五期。任站长期间曾获先进文化工作者，优秀文艺工作者和优秀作者称号，多次受徐州市和江苏省文化系统表彰。
【本文作者：张士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