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琴书形成及沿革

  邳州琴书  邳州地方曲种,外称徐州琴书。旧称“丝弦”、“洋琴”、“唱洋琴”、“打洋琴”。其活动范围以苏、鲁、豫、皖接壤区为中心,并流布至南京、洛阳、西安、南昌、银川、天津、大庆等城市及北方部分地区。随着60年代初邳州移民至新疆,琴书流唱于新疆部分地区。80年代始,邳州部分琴书艺人往返演唱于东北吉林、黑龙江等部分地区。

  “丝弦”,技艺名称。因伴奏乐器坠琴、古筝、三弦、二胡、软弓京胡等同为丝弦乐器而得句。洋琴用作伴奏后,逐渐改称“洋琴”,“打洋琴”、“唱洋琴”。“丝弦”、“洋琴”所演唱之音乐曲牌,均系明、清时代小曲和民间小调。在“丝弦”、“洋琴”之前,有“唱夕儿”、“唱曲儿”、“唱弦子”,“弦子”等多种称谓。

  琴书源于明清小曲。小曲的历史,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至明代被奉为“一绝”,嘉靖间(公元1522—1572)达到“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俯”(《万历野获编》卷廿五《时尚小令》)的普及程度。在农村则是“商农废业竭贷而为会场;丁户欠粮,典衣而作戏”;并使“王武子之所乐闻”,“介葛庐之所能喻”(蒲松玲《聊斋文集》卷六《清禁巫风呈》)。就连号称“金陵乐王”的簪缨世家,皇都指挥官陈铎,因“卫事告谒魏国公于本府”时,居然也能“牙板随身”,并在徐达的厅堂上“高歌一曲”,惹得这位开国大勋大为不悦,责斥陈铎:“金带指挥,不与朝庭做事,牙板随身,何其卑也!”皇城卫事尚未提及,便被徐达“挥之去”。(见《金陵琐记》),陈铎祖籍邳州南部,是明代著名散曲家,戏曲理论家。酷嗜词典,著述甚丰,后辞官归里,生活于民间,艰苦著述,成为一代乐王。陈铎如痴如狂地高歌一曲,印证了明代“一绝”的小曲,在当时遍布朝野城乡。

  清康熙时期,有《丝弦小曲》(无名氏记苏州王君甫刊刻)面世,为演唱者提供范本。乾隆帝南巡后,姿情声伎,返京不久,即设立“升平暑”,广招天下优伶。时,“新声兢作”,“朝野迷嗜俗乐”,“酣嬉无度”,后,又有《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霓袅续谱》、《白雪遗音》、《曲里梅花》等小曲单刊本先后问世。这些明清小曲于康熙后期,便被徐州地区的小曲艺人和市区“育英堂”的盲人大量袭用传唱,不少人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巡回演出各地直至京都。时,女职业艺人亦同时出现,据康熙卅五年(1696)成书的《百戏竹枝词》(清李声振著)载:“窄样春衫称细腰,蔚兰首帕髻云飘,霸王鞭起金钱房,恼乱徐州叠断桥”,标题“霸王鞭”,题下小注二行:“徐沛伎妇,以竹鞭缀金钱击之节歌,曲其名[叠断桥]甚动听。行每覆蓝帕,作首妆。”这便是徐州一带女性小曲演员当时在北京演出的实况,词中对演员的服装、妆粉、道具、乐器、体形、所唱的曲调及观众场面,均作了如实的描绘。至今[叠断桥]仍为琴书的主要传统曲牌之一,在《水漫金山》中除“上河调”、“下河调”外,青蛇白蛇抵山下,要与法海角斗,索要许仙,小和尚上山禀报法海时的唱调,即用此曲调,不同的是昔日缀满金钱的鞭王鞭,已被今日的洋琴,坠琴等所取代罢了。

  育婴堂,是收容无力哺育抚养的幼婴的社会慈善事业机构。康熙卅九年(1700)知徐州的奉天人佟国弼主持兴建。凡被收容者,均由清政府按月付奉(宣统年间的标准是每人每月白银六钱)。幼婴达学龄后,除由专业教师教学历史,背诵《钢鉴》,传授有关知识外,重点教习拉、打、弹、唱与工尺谱,此外辅以周易的卜卦,合手命等,待学成出师,便沿街卖唱。每遇富豪“商贾邀唱堂会,便根据事主的门弟等级或客厅的容量,由若干人组班,各操琴弦,互为伴奏,登堂献艺。群众对堂会演唱称为“客屋台玩艺儿”,对演唱者称“先生”,“瞎先生”。

  中华民国成立后,育婴堂盲艺人先后流人市区及四乡分散演唱,群众称之为“瞎腔”或“唱瞎腔的”。育婴堂艺人的宗派辈字是:昔、立、礼、学、正、群、贤、孝、哲、明、恭、读、国、景、泰、崇、高、世、发、兴。

  清宣统三年(1911)清王朝崩溃,育婴堂与清洁堂、养济院等社会慈善事业机构,先后解体。由政治、战乱等多种原因,顿使城乡的世裕豪富、乡坤商贾的各类堂会大有收敛,育婴堂的盲艺人不得不打破原来的组织、演出形式而重新组合,促使队伍、书目、演出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陈铎的牙板,徐沛伎妇的霸王鞭,育婴堂的孩子(包括拉弹各类)只是伴奏乐器间的差异,而其所唱的音乐曲牌,多为[叠断桥]之类的明清小曲,小调以单只配合故事,自弹、自打、自拉、自唱、一曲到底者居多,流传至今的《骂猫》、《大锯缸》等均属此类。由小曲若干首,经过组编、联缀、穿插、由3人以上分角色演唱,互为伴奏,群众又称为“丝弦”或“丝弦小曲”,以洋琴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则称为“洋琴”、“打洋琴”、“唱洋琴”。清康熙时期洋琴在北京红极一时,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载:四宜轩子半吴音,茗战何妨听夜深。近日子湖弦索冷,丝童争唱打洋琴。”由此可知,“打洋琴”一词于康熙卅年前后便在北京出现。它流人北京的时间还要早些。清末民国初流传于徐州民间的丝弦唱段《王妈妈探病》,其中已有“唱洋琴带抓筝”的唱词。育婴堂盲艺人王刚说他11岁(光绪廿九年)那年,在肖县第一次见到洋琴。此外曹成平说,民国十三年,河南艺人鲁好善在徐州演出也用洋琴。口碑资料表明,洋琴于民国初年在徐州一带用于曲艺伴奏已很普遍。“洋琴”、“唱洋琴”基本取代“丝弦”的时间是民国三十年前后的事。

  1937年日军侵犯中华,中国城乡发生重大变革。灾难和饥饿充塞每个角落,各种堂会聚减,艺人剧增,纷纷流向穷乡僻壤的避室角落进行分散活动,班组由大变小,伴奏乐器由多变少,农村和城镇中的业余玩友与半职业艺人先后转为职业艺人。联曲体的“丝弦”曲牌多,难学、难唱、难伴奏,唱词句式齐整,韵辙严谨,一唱三叹腔弯繁复,这些艺人们对原来丝弦中的繁复曲调,规整板眼,雅致文词,一唱三叹的百余首曲牌,一时难以驾驭,为糊口谋生,他们删繁就简,剔难就易,独开奚径,用有限的曲调,容纳无限的内容。历经几代人改编,创造,终于从基本定型的“丝弦”母体中经过多次蜕变,最后形成以[凤阳歌]、[垛子板调]相结合为主体,以唱中长篇为主的琴书。

  “琴”与“书”本来是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的两个概念,“琴”指伴奏乐器,“书”指内容。“琴”与“书”相结合而形成一个专用名词后,开初是技艺名称,沿用日久,约定俗成,逐渐变为曲艺种类名称,并为群众所接受认可。这里的“琴”主要指杨琴、坠琴,“书”主要指中、长篇部头书,二者相结合,便构成名符其实的曲艺种类——“琴书”。

  琴书一词在苏、鲁、豫、皖之间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民国30年夏历二月初二,由琴书老艺人殷田昌(邳县人)、贺金城,茹兴礼在山东济宁举行的拜师,收徒,制定宗派,树立门户的族谱上。谱载:“大江左右,京都东西剧场中又添琴书一界,又显社会繁盛矣”。此次立谱会上,排定20个字作为殷、贺、茹一门三支后裔宗派。即昌、建、忠、传、继、光、裕、启、范、隆、存、经、锡、有、道、统、政、学、至、诚。琴书一词实际存在时间,比立谱时间更早些。

  1951年,徐州市曲艺队赴连云港演出时,海报上就写“徐州琴书”。1956年前后,由于艺人流动演出,演员参军和在职业艺术团体就业后到处公演,琴书活动范围日益扩大,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和1982年优秀曲目南方会演,徐州琴书先后进京演出获奖,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大影响,1983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和《中国音乐辞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分别为徐州琴书列了条目,确立徐州琴书的独立曲种地位。

  “丝弦”、“洋琴”卫变为“琴书”,实现由乐曲系联曲体向说唱系板腔体的全方位转化。就琴书的风格而言,音乐性减低,故事性增强,音乐曲牌由多变少,文学体制由短变长,唱腔、伴奏由繁变简,演出组织由大变小。原来只讲究字正、音圆,板正、腔纯、衍变为除讲究字正、音圆、板正、腔纯外,更注重于“壳”、“窝”、“扣”、“帽”、“提闸”、“放水”、“迷魂掌”、“栓马桩”。表演上则讲究手、眼、身、法、步等艺术手段的运用。大场面的演出则讲究服饰和灯光。新中国成立后,仍称“丝弦”、“洋琴”,50年代中后期,二者逐渐为“琴书”所取代。

  琴书哺育了艺人,艺人发展了琴书。民国卅年前后,唱洋琴红极一时。其中,张宜琴(女)独占鳌头。她体形苗条,人才出众,眼能说话,当时响遍徐海,鲁南、豫东、皖北广大城乡,其代表书目有《龙庆海》、《双锁柜》、《张廷秀赶考》、《金钱记》、《皮袄记》等。1940年前后,占城镇高庄村李桂芝和丈夫孙荣平,小叔孙荣斌在徐州市以“高庄洋琴”挂牌、坐地连唱10年,风格端庄严谨,书洁词美,演无媚色,吐无脏字。李桂芝人才俊美、文静典雅,行腔吐字,如珠落玉盘,垛子板艺压群芳,唱堂会受到各界高层人物的高度评价。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徐州利用唱洋琴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利用唱堂会接近国民党要员,营救出4名共产党员。民国35年我党北撤,占城周围没走开的共产党员纷纷跑到徐州李桂芝处避风,她靠唱洋琴挣钱来安排避风党员的生活。她是徐州琴书界唯一靠演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演员,为徐州琴书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她的代表书目有《罗衫记》《玉环记》《回杯记》《江宁府》等。

  随着解放战争的南移,曲艺人员向徐州云集,约500之众,其中“唱洋琴”尤为佼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州市实验曲艺队于1952年成立,以崔文保、杨士喜(女)、崔金兰(女)、崔金霞 (女)、崔金芳(女)家族为主先后拉起洋琴剧团,排演《李二嫂改嫁》、《为了幸福的明天》、《石不烂赶车》、《祥林嫂》等大戏10余出。 1954年春土山镇组建起土山洋琴剧团,镇文化站长孟庆奎,从贾汪百花书场请来秦德林、王桂兰,从徐州请来胡绍贞、胡玉莲、孙成才、朱邦侠,朱邦耀,本市李桂芝、孙荣平、薛洪生、彭金芝、沈现荣、郭恒胜、张秀兰,许怀南等28人,镇政府出资盖起10间草棚戏园,秦德林、胡绍贞、孙荣平等组成编导组,先后改编演出40多部长篇书目,如《春秋剑》、《金杯玉环记》、《孟丽君》、《刘公案》、《张廷秀赶考》、《金球记》、《王天保下苏州》、《金鞭记》、《千里驹》、《罗衫记》、《李良方赶考》、《三开棺》、《金钱记》、《陈三两爬堂》、《王丁保借当》、《李双喜借年》、《王汉喜借年》、《丝绒记》、《陈州放粮》、《秦香莲》、《九死还阳转》、《狐猫换太子》、《双锁柜》、《蒸骨验》、《于凤娘》、《龙风面》、《丝銮带》、《秦雪梅吊孝》、《十五贯》、《玉簪记》等,配合政府中心宣传工作编演《李二嫂改嫁》、《祥林嫂》、《三反五反打老虎》等10多个现代书目,以土山镇为中心活动演出在邳、睢、铜3县,受到群众欢迎和赞赏。为邳州琴书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演员,如徐州市曲艺团的著名琴书演员胡井侠等。土山洋琴剧团历经三起三落后于1984年晋改为邳县洋琴剧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琴书进入鼎盛时期,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外地专程来从邳取经学唱时有所见,其中有专业的,业余的,少则半月,多则一、二月,琴书成为江苏省三大曲种之一,从业人数居省三大曲种之首。

  琴书的音乐唱腔属于说唱系板腔体范畴,具有民族调式,民乐伴奏,乡土风味,地方语言的特点。[风阳歌]、[垛子板]是其歌唱主调,[四板][八板][大八板][花八板][如意拐][快活晨]为其专用曲牌。

  [凤阳歌]最初见于《燕九竹枝词》(清康熙卅二年衰启旭编撰)。经过几代人相继改编完善,终于使这首清代小曲变成了好唱、好听、好学、好伴奏、既能抒情,又能叙事,曲调有限,容量无限,具有乡土特色的曲调框格,不论是缺骑、公案、胭粉、传奇,还是喜、怒、哀、乐、忠、奸、贤、愚,只要具备7字句或10字句的词格规律,均可人律歌唱。不同的内容、场景、情绪,演员们往往通过速度的快慢,板眼增减,曲调繁简,节奏疏密,语言情绪等多方面的艺术手段随心所欲地驾驭曲调。

  [垛子板]又称[垛子][流水][二板][干板]。[垛子板]有两种,一是有板无眼(1/4拍),二是一板一眼(2/4拍),它是由垛字加上板而形成的一首曲牌,源于徐州丝弦中的[干板][数干]全曲只有上下两个乐句,节奏明快,曲调流畅,演唱时与本地区方言融为一体,形成似唱尤说,似说尤唱,说中夹唱,唱中夹说,连说带唱的地方特色。

  [风阳歌]以清柔取胜,[垛子板]以火爆见长,前者常用于铺垫、叙述,后者多用于高潮或争斗,二者刚柔相济,明暗对比,快慢相照,显示了跌宕起伏的音乐效果。

  邳州琴书用邳州方言演唱(联曲体例外)。因历史上上四县 (丰、沛、肖、砀)与下四下(邳、睢、铜、宿)在语言上存在明显差异,积淀日久后,琴书亦音随地改,逐渐显示出上下路不同的流派风格,上路琴书顶板唱法较多,字重板实,朴素端正,板眼规整,破格小节极少见,下路琴书闪板唱法为主,板后吐字格外显得词清曲秀,华彩流畅,近40年来,由于艺人巡回演唱,相互交流,师承错综等多种因素,二者间不断吸收,融汇,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特色。

  琴书是邳州一大曲种,从业人数多达130余人。殷田昌带领贺金城,茹兴礼一起收徒,立门户,修艺谱,被尊为“琴书”始祖。40年代李桂芝以“高庄洋琴”誉满彭城。50年代土山洋琴剧团活跃在邳、睢、铜3县深受赞许,60—80年代以秦德林与王桂兰、薛洪生与彭金芝、朱邦耀与胡玉莲、薛香远与陈良英、郭恒胜与张秀兰、韩光秀与韩光喜6大家为代表,把琴书演唱推向高质量时期。秦德林因编唱大量新书段子,1960年,出席江苏省文教群英会,同年 6月,代表徐州地区曲艺界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获全国劳动模范勋章,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与中央首长合影留念,为邳州琴书增添更辉煌的一页。 1985年以后,王作迎、惠中刚、韩召彦、韩召侠、王昌银、李全迎等一批青年演员脱颖而出,新老兢艺,邳州琴书界一片生机,琴书演唱达到鼎盛时期。卓有成就的艺人还有:土山镇沈现荣、占城镇的孙荣平、孙荣斌、王继成、新桥乡毛洪云、赵墩乡刘继云、刘继才、胡圩乡张度尧、邹庄乡孟召军、岔河乡姚洪奎、铁富乡吕守君、薛集乡白光远、徐塘乡孙成英、官湖镇李绍坤、连防乡王朋义、武凤生。邳州在外地的琴书演唱艺术家还有魏云彩(占城人)、胡景侠(新桥人)等。

  琴书以唱文事为基本特征。代表书目有《王天保下苏州》、《双锁柜》、《江宁府》、《金镯玉环记》、《回北记》、《十把穿金扇》、《严海斗》、《罗衫记》、《罗帕记》、《王丁保借当》、《李双喜借年》、《王汉喜借年》、《金钱记》、《白绫记》、《猪八戒拱地》等30余部。秦德林夫妻、胡玉莲夫妻和魏云彩多次在省赛中获大奖。

  1980年前后,琴书老艺人先后应各地音像出版社邀请,分别录制中长篇部头书的盒式磁带与唱片,如《十把穿金扇》、《江宁府》、《九姐大出嫁》等,历时3年左右,约有1500万张(盒)唱片投人市场。琴书以新形式进入千家万户,不少琴书艺人以此脱贫致富。农村出现专靠摇动唱机卖唱片的串乡客,他们在村头、地边或街头巷尾,把自行车一停,唱机一摇,听众便蜂拥而至,唱上两三段,便可收入10多元钱,加上赶集上会,每天可挣数十元。琴书在 80年代的普及程度达到历史的顶峰。

  “文化大革命”开始,琴书活动一度中止。邳州曲艺界成立创作组,改编新书供专业艺人演唱。新编的长篇书目有《丰收之后》、《匪特落网记》、《林海雪原》、《红灯记》、《箭杆河边》等。县成立以秦德林、王桂兰、朱邦耀、胡玉莲、薛洪生、彭金芝为首的琴书队,配合政府中心工作,自编小段,下乡巡回演出。1979年老书“解冻”,县文化局对全县艺人考核发证。1985年9月,县举办中长篇书目会演,9个书目获奖。同年12月,徐州市在邳县举行中长篇书目会演,秦德林与王桂兰演唱的《梁邦送殡》,薛洪生与彭金芝演唱的《运河浊浪》,韩召彦、韩召侠与惠中刚演唱的《鸳鸯湖》皆获创作、演出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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