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大众文化事件，刘先生完成了自己的非主流观点与主流媒体的对接，二者的合流满足了大众对于经典的虚幻想象，客观上造就了《红楼梦》文本之外的沸腾，引起了难得一见的全民”红学”浪潮，也让皓首穷经的红学专家们跌破了眼镜。
我们必须勇敢地承认，而今的年轻人当中，已较少有人能耐着性子结结实实读完《红楼梦》之类的大部头了，更遑论稔知专门的研究？”揭秘”的流行赢得了茁壮成长的城市新贵以及网游一族的高声喝彩，几百年前的”三角恋爱”故事早已让他们感到”审美疲劳”，枯燥的强迫阅读和机械应试更让他们倒足了胃口，小资们早就盘算着能把《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波西米亚”化甚至”布波”化，满足其对于经典的”闲暇占有”。于是，曾经被痛斥的”庸俗社会学”终于又赢回了市场，宫闱传奇、皇权争斗、波谲云诡、谍影重重……，集合了近乎所有”戏说”的核心元素，又成功嫁接了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时尚包装，刘先生”秀”出2005年最摩登的”学术”。
既然标榜”学术研究”，心武先生自然盼望些圈内的掌声–虽然嘴上一再否认。只可惜事与愿违，红学界的学者们并不知趣，掌声没有为之响起来，让刘先生头疼的”聒噪”倒为数不少。蔡义江、胡文彬、张庆善、李希凡、孙玉明甚至年高德劭的冯其庸先生等红学界的重量级人物，纷纷表示了不同意见。面对”集束炸弹”式的批评，刘先生甚至暗示某位学人因妒忌而批评自己，不显山不露水就把”文人相轻”的帽子扣到了他人的头上。
刘先生以这样的态度面对批评，在我们看来，实在有失公允平和的君子风度。试问，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的讲座（指”清十二帝疑案”）也整理成了书，卖得一点都不比畅销书差，甚至一度高居榜首，为什么没有招致如潮的批评？不知心武先生考虑过没有，道理很简单，因为阎先生有扎实的文献基础，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尊重历史、求真求实的良好学风。而这些，恰恰是刘先生最不愿意正视也最最匮乏的。
心武先生在《说在前头》中一再声称：”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共共享的学术空间”，应该允许发表”不同见解”，以”平等讨论的态度”，对待有争议的学术观点。这是必要的学术准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一个学术观点的确立，必须有相当的文献史料作支撑，而不是靠主观臆断。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于”大胆”之外特意拈出”小心”二字，恐怕不是多余的话吧！
还有，心武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自己”在《红楼梦》研究中创建了秦学分支”，又以”探佚学中的考据学”自诩，称自己的秦学研究”另辟蹊径”、”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然而，真的如此吗？所谓”学”，乃学问、学说、学派之意。《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某一学说、学派的确立，须有相当的知识积累与沉淀作支撑。如经学、宋学、史学、文献学、词学、曲学、小说学等等。哪一”学”都是经历了历史的汰选与熔炼才得以确立的。前辈学者哪怕学究天人，也极少敢自称创立某派。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是我国第一部戏曲史专著，学界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由此肇始。王国维在《自序》中虽然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但又谦逊地强调：”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以此学故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同样，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小说史的”开山著作”，此书一出，则改变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功莫大焉。但他却说：”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鲁迅学术论著·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相较前辈，心武先生则浮躁许多，更何况刘先生所谓创建，亦言过其实。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所载，早在1921年，一位题曰臞蝯的人，就曾在上海《晶报》上发表《红楼佚话》一文，对秦可卿之死作过推测，认为”实以与贾珍私通，为二婢窥破，故羞愤自缢”（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929页）。稍后，顾颉刚与俞平伯先生多次通信，讨论这一问题。后来，俞先生根据往复信件内容，撰成《论秦可卿之死》一节，作为《八十回后的红楼梦》的附录，而缀于其后，收入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其实，《红楼佚话》一文，乃是胡适先生最早发现，随信附寄给顾颉刚，由顾转述给俞平伯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胡适于1928年所写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亦列《秦可卿之死》一节，由脂评而探讨秦氏之死因。（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261页）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蔡义江的《论红楼梦佚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的先后问世，亦是明证。再说，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就曾把《红楼梦》中人物与曹氏家族人物、历史人物比附，并推断八十回以后之故事情节。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谓：”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8页）刘心武则认定蒋玉菡为传国玉玺。很显然，心武先生之读《红楼梦》的方法思路，并非其首创。刘先生的”秦学”，据其自叙，大概是受了他本人所称”也是一个作家”的王蒙的启发。王蒙曾对刘说：”心武啊，你的研究我给你取个名，你那不就是研究秦学吗？”（第二讲）这在一般人看来本是充满调谑和玩笑的一句话，却被爱较真的刘先生当了真，且颇为得意地多次以”秦学”创始人自况。心武先生之所以如此盲目自信，无非是两种情况：要么对”红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不甚了了，误把陈述旧说当作”重大发现”，且塞进许多想当然之物；要么，就是对他人的研究讳莫如深或置若罔闻，一味遮饰，而把自己打扮成引导众生走出迷雾的”救世主”。无论是哪一种真实，恐怕都与真正的学术精神、科学理念背道而驰吧！
学术，自有学术的操作规范。它有一个总体的要求–“事必有征，义必有本，臆说武断，概不取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这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并不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所以，刘先生面对批评，并不能以自己不是”红楼梦学会”的会员，来回避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心武先生既以考证派自居，就必须明暸做学问的途径。前贤称：”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足见考证在问学之途之重要。然而，资料”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同上书，第53页），”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同上书，第135页）。意思是说，欲说明某一问题，必须有相当的原始史料作凭依，”孤证不足以成说”。清初方密之著有《通雅》一书，曾称：为学一应尊疑，学问须由疑入。二曰尊证，强调立论要举证，考证工作”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三曰尊今，”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不必循人绳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因清人为学，注重资料的搜集与辨伪，注重考据，形成”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的良好学风，与近时科学方法相近，故人称之为”科学的古典学派”。这一良好的学术风气，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继承。
那么《揭秘》又如何呢？刘先生往往以想当然取代历史真实，认为他所演绎的，即《红楼梦》之”秘”，也就是历史上曾存在的。如：因秦可卿房中设有”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第六讲），就隐喻着秦氏乃”帝王家的公主”，各类陈设统统是”暗示性的符码”。既是公主，按照刘先生的推断，必然是两废两立的太子胤礽之女。胤礽既是宫廷斗争旋涡中的人物，其女为贾家媳妇，贾家必然卷入宫廷夺嫡之争，以致形成日（乾隆帝）、月（胤礽之子弘皙）两党，由此激化了贾政与宝玉父子间的矛盾。伶人蒋玉菡乃是一”暗示性的符码”，喻意为”皇帝的印章”，忠顺王府、北静王府之所以争夺，是为了王权。所以，”皇家的血肉”秦可卿嫁往贾家，含有”政治阴谋色彩”，带有”颠覆性”意义。因此，给秦可卿看病的张大夫，则成了密探，所开列的药方，也成了王府与贾家”进行秘密联络”的”密语单子”。后元春将秦氏藏匿贾府之事向皇帝告发，秦可卿不得不死，才悬梁自尽。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匪夷所思的谜底只流于冥想，刘先生并没能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揭秘”的过程云缠雾绕、含混不清，”揭秘”的结果又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不知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曾指出：”欲求事实的正确，决非靠空洞的推论和尖巧的臆测所能得；必须用极耐烦的工夫，在事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又说：”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161页）清人章学诚亦谓：”学问之有考据，犹诗文之有事实耳。……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证实而为考据。比如人身，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文史通义校注》上册”诗话”，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70页）”揭秘”既乏考证之功，骸骨不立，仅靠”空洞的推论和尖巧的臆测”来编织故事，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从小说家的视角，研读小说的艺术构思、人物塑造，当会多所发明，而用小说家的思维模式，去网络考据，恐难以奏效。所以，刘心武的”揭秘”，恰恰是避长扬短，尽管冥思苦想创造出许多扑朔迷离的情节，但终与事实隔膜，与其所自诩的”考据”，更是格格不入。
刘先生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谬，也往往煞有介事地搬出史书，动辄称：”根据清朝史书上的记载”，然而所讲述者，有的确实出自史书，有的恐怕则源自作者的联想。如在论及弘皙时，说：”在乾隆朝所有人都知道，帝孙这个字眼指的就是弘皙，没有别人。他是康熙皇帝的嫡长孙，简称帝孙，别的庶出的都不能这么称呼。”（第九讲）那么庶出诸孙又该怎么称呼，难道称帝侄不成？赵翼《簷曝杂记》（卷一）曾记载：”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页）未见以帝孙专称某人。在另一处，心武先生又说：”《红楼梦》里许多地方所出现的关于月亮的文字，都是在明喻或暗喻或借喻义忠亲王老千岁及其残余势力。就其生活原型而言，不仅包括胤礽，也包括弘皙，’太子’是一个复合的概念。”（第九讲）太子，乃是储君，历史上因冒充太子而被杀者并不稀见，岂可随意乱称？怎么成了”复合的概念”？在他那里，本来泛称的”帝孙”，却成了弘皙的专门称呼，而皇帝的接班人”太子”，则可转移腾挪，任意相呼，这是什么逻辑？依据的是哪家正史？面对这一质疑，刘先生大概又会遵照惯例，来上一句”对此我个人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就是那么一回事”（第九讲）。
“揭秘”的很多地方，都流露出作者很强的随意性，有信口开河之嫌。如第十四讲，在叙述到”曲柄的黄金伞”时，作者说：”这种曲柄的黄金伞，只有乾隆朝的时候才开始有，在康熙和雍正朝时候，当时在所规定的銮舆卤簿、仪仗里面的伞，都是直柄的，曲柄伞是乾隆朝才开始有的一种创制。”信誓旦旦，煞有介事，然不知根据何在？曲盖，即古时仪仗用的曲柄伞，历代多沿袭此制。《晋书》五七《马隆传》：”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金史》七九《舆服二》：”曲盖，制如华盖，绯沥水，绣瑞草，曲柄，上施金浮屠。”伞则”正方，四角铜螭首”，盖”制如伞而圆顶隆起”。《明史·仪卫》亦多处叙及曲盖。《清史稿》一○五《舆服制四》，则多次载述”九龙曲柄黄盖”。在贵妃仪仗中，亦提及”七凤金黄曲柄盖”等。这一相沿已久的仪制，甚至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元代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就曾叙及刘邦还乡仪仗中的”黄金伞柄天生曲”（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可知，曲盖在古代仪仗中常见，怎么能说是乾隆朝首创？
再说，所谓”揭秘”，”秘”为何物，令人不明。如《秦可卿抱养之谜》，用了近一万五千字的篇幅，琐细地讲述育婴堂的规制、贾母喜女孩、茜雪受责诸事，正面接触主题，不过仅三段，三、五百字而已。而且，秦可卿之抱养，作品第八回有明确记载，谓（秦业）”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许与贾蓉为妻。”交代得明明白白，又何”谜”之有？非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而何？诸如此类，书中屡见，又岂是索隐、探佚者所当为？
论及”索隐”，最早当见于《易·系辞上》：”探迹索隐，钩深致远。”孔颖达”正义”曰：”索谓求索，隐为隐藏。……物在深处能钩取之；物在远方能招致之。”（《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2页）唐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在自序中说：”探求异闻，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故以索隐为名。”
至于心武先生的索隐、探佚，看上去似乎近于索隐派的理路，但却与该派主张游离。刘先生所服膺的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引第六版自序》中，曾这样归纳索隐派的”推求”之法：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石头记索隐》，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4页）蔡先生虽说是索隐派集大成者，然而，他的一些观点的提出，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从《啸亭杂录》、《东华录》、《汉名臣传》、《履园丛话》、《池北偶谈》、《国朝先正事略》、《觚賸》等古籍中钩稽出许多史料进行比附。而刘先生是凭小说家的丰富联想，将历史人物与作品中人物连缀成故事，而在考据上却不知道如何”推求”，可见，大概是连”索隐派”都算不得的。蔡先生的红学研究之所以为学者诟病，是因为其中一些逻辑联系太过牵强，但客观地评价，对认识该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还是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的。即便如此，仍然被胡适批评为”走错了道路”、”穿凿附会的红学”、”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并在《红楼梦考证》卷首尖锐地指出：”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订《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实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75页）心武先生倘若重温一下胡适当年的这段论述，不知作何感想！
心武先生的”探佚”，如果定位为公案推理小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传播价值的，最起码，它满足了一些人的潜在欲望和猎奇心理，但是，刘先生不该将其硬塞到学术的范畴里去。对于这类”研究成果”，不一定非得是红学专家，即便一名普通读者（红学爱好者），只要具备起码的认知力和判断力，相信也决不会认可！心武先生自封为”平民红学”的代言人，竭力推销着所谓的”谜底”。可”平民”需要的是有益于身心的真实文化，而不是故弄玄虚的作伪闹剧。试问这类”揭秘”，究竟是为向普通民众传播经典文化还是将人们的视野引入荒诞怪谲的歧途？究竟是民间《红楼梦》读者的心声还是刘先生一个人的”奇思妙想”？刘先生打着平民的旗号却竭力充当着精英的角色，可见”平民”一词，在先生的话语中，似乎更近似于戏曲脸谱，需要时可以随意取出装扮一番。尴尬地面对批评的同时，心武先生大概忘记了，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既然您坚守您的这样那样的”权利”，也必将意味着您有义务接受真正的大众的检验甚至批评！不是吗？
红学革命还是大众闹剧？相信每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个体，都会在自己的心中作出真实的评判。刘先生的出现让我们有了检讨红学现状的契机，为红学虚火的降温埋下了伏笔，但是谁也不希望最终的结果偏离文化的轨道，沦落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喧嚣的音符。古典文学的合理解读，无疑是打通接受隔膜的关键，这需要所有有责任心的学人的倾心付出和辛勤努力！惟愿以后我们所能做的，不再是为这个古老国度近乎灭绝的古典浪漫与诗性智慧谱写充满落拓与感伤的招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