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三面红旗飘扬的年代，人民公社如日中天，支援农业是第一要务。1978年春耕的时候，由县里派遣，我随于敬亭书记来到了新集公社作支农蹲点。
于敬亭书记宝穴人，革命老干部，曾任过邳县付县长，出任过徐塘、胡圩等公社书记，后调任邳县航道站书记。工作认真，作风踏实，传统的老干部作风，对丑陋现象疾恶如仇。县委很器重他，在当年的支农任务中，首选他作为县府的派出代表进住新集公社蹲点，邦助扶持公社的农业生产，反馈基层情况。临行前，找我谈活，让我和他一起去，离开无所事事的办公室，到农村去锻练锻练。鉴于当时派性爆发，不得安宁。因此，我也乐意跟他去，于是便和汪文田同志随于书记来到了邳南的新集公社。( 行政区划几经变换后，现属新河镇 )
新集公社位于运河支派房亭河之南，过了刘集闸向东一条大路不远便是新集街了。
公社的柳书记和谢副书记热情接待了我们，稍作仃留，我才知道蹲点不是在公社机关，而是要到基层大队。于是我们又骑上自行车，带着尚未解下的被包行李，向东又走好几里路，来到了新集公社农科站。固名思义，农科站是个注重农业技术开发推广的地方，果然不错，这个农科站是新集公社的先进单位。由王圩子和赵庄两个自然村组成，两村几乎连在一起了，一条东西大路把王圩一分为二，从赵庄后通过直达新集街。赵庄西侧是一条纵贯南北的灌溉渠道，排灌站独立村头，是一道风景。
醉人的新鲜空气，清沏的哗哗渠水，满湖的青青麦苗，热情的干部群众。我们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农科站的丁孟芳支部书记和赵可雨付书记是典型的诚实朴素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对我们的到来热情有余，关心备至。嫌我们开始时住在农科站里吃饭不便利，又把我们安排到革命工作人员家庭赵大娘家住下来。
赵大娘一家住在赵庄的高台子上，大门朝北，房舎宽敞，是个大家庭。丈夫在矿上工作，儿子赵子玲在公社拖拉机站工作，儿媳带着孩子在家劳动，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白叟家热情慈祥刚强，儿媳能干贤孝开朗。我们住在他家的东屋里，经常和我们说话拉家常，他关心的说:”你们出门在外，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有什么事、必要什么只管给我说，能邦忙的我必然邦忙。”这句话已经暖到我们的心窝里了，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呢？没有了。我们倒想邦助这个家庭做点什么，每天早晚打扫一下卫生啦，到井涯挑几担生活用水啦，或邦做一些能干的杂活。就这些简单的活计也不让我们干，说是你们在队里湖里跑了一天，快回屋休息吧。而于书记却对我们提出了要求，除了正常的下队工作外，回来必然要我们给所住的赵大娘家邦助做点事，要像老八路那样干群一家亲。我和汪文田自然认真的实践着，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和懒惰懈怠。她的儿媳，也就是子玲嫂子，后来我在大榆树街头遇见过一次，那天她嘻嘻的笑着，说正张罗儿子的喜事，买好紧要的东西就得回去，显得匆忙而高兴。
如果没有特殊课题，一般蹲点无非就是了解基层情况，密切干群关係，邦助解决遇到的问题。农科站的两位领导干部还是称职的，互相团结，干劲很足。丁支书细高挑的个头，短短的头发很有精神，笑的时候露出两棵磁牙，是个有事业心的文化人。开大会的时候，往台上一站，捲捲袖子，手一挥:”我们要想远的、干大的……“，下面便描绘出一幅美好的蓝图，引来群众的一片燥动，显然是被打动了，收到了效果。赵可雨文化不高，性情耿直，快人快语，斑白的头发，岁月的沧桑在黎黑的脸上留下了道道沟壑，处事果断，雷励风行，常常毫不掩饰地发一些鼓动性的语言:“大家加油干，大步朝向前，亩产超千斤，抱上个大银孩子。”于书记总是敲敲边鼓，邦衬一下，不能喧宾夺主嘛。后来到了1980年，那时我已在邳县港务局工作，春节前去邳南片慰问退休老职工时，在去胡圩的路上，见到赵可雨付书记步行着匆匆忙忙的赶路，我忙下车和他说了一阵活，此后再未见过，这是后活。
再说当年两个自然村，也是两个生产队。于书记叫老汪负责赵庄，让我在王圩子。王圩子绝大多数姓王，好像回到了老家，工作自然也好干，更不会当外人看。本来的老队长年龄大不干了，但威望高影响仍在，说活也管用，不干也未闲着，负责组织打绳副业生产，外面的门路广，打绳走绳常去县城跑，上下认识的人也多，办事顺溜，打绳业弄得红红火火，富了自家，也富了全队社员。新培养接班的队长，年轻能干，一身晒得油黑。在一次全队社员大会上，叫我讲话，邦助解决公私不分，乱拿公物的现象。我不能推辞，便从理论上讲了一通，什么危害性啦、重要性啦、紧迫性啦，一连系实际，肚里没货啦，赶紧收场，叫大家要按队长的安排去做，我说:“说一万句话，不如干一件事，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找上门就被动了。”果然第二天就有人陸续把拿走的公家的东西送了回来，当然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关键是能认识到私心的危害，並能以实际行动改正就达到目的了。
因 于书记曾任过附近公社党委书记，熟悉本地的干部群众，因此很受大家的欢迎。每到一处，亲切的和社员叙旧谊、拉家常，甚至有的人要请他到家里吃顿饭，以表深厚的情谊。每到此时，我和老汪便设法回避，称有其他事要办，只叫于书记本身去，以不增加主人的额外负担。赵可雨书记请于书记时，也坚持叫我们一起过去，我们谢绝了。其间我接受过公社党委张成勋委员的邀请，平时我们称他张委员，以后做过上山镇长。开朗热情，十分活跃，其夫人在公社供销社工作，双职工，家庭生活比力好，在丰盛的家宴上，吃到了一些紧俏食品，白糖、苏酒等。此外还接受了民政助理房昌云的宴请，这个没问题，因为他是我老同学、老战友。须知在阿谁物质匮乏的穷时代，吃一次家宴已经是一次奢侈的享受了。
到了五六月份，于书记病了。早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于书记就说不舒服，消化不好，我们催他回去看病，看得出他是不安心工作，但他不这么说，总是故作轻松不屑的说:”没什么，吃点药就会好的，你看我这身体怕什么？”一边说一边伸开双臂挥了一下。看上去70多岁的人了，确实算是不错了。殊不如后来才知道他得的是不治之症。当时直到收完麦打完场才离开新集回城看病。谁也没有料到，他这一去竞成永诀，在与癌症作了几个月的斗争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邳州航道站第二位在书记任上殉职的领导人。( 第一位在任上殉职的是1973年时的陈化一书记。)
在一个秋风萧索的下午，我们随着于书记的亲人，将他的灵柩，安葬于邳城山上的墓地。“山雨欲来风满楼，”真是祸不单行，当年底蹲点结束，我和老汪两人回到单位后，又迎来了邳县航道站撤消的消息……单位撤消后，我和汪文田同时调入邳县港务局，可惜在后来的一次车祸中，老汪也离开了我们。
40年过去了，之所以难以忘却这次普通的蹲点，是于书记的形象一直在恼海里转，是新集王圩赵庄的干部群众的形象在恼海里转；也是这次蹲点给了我一次人生的历史机遇，在这里看到了风雨彩虹，学到了许多人生知识，得到了新的锻练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