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邳州
“五四”运动前期的邳州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从县公署到区乡村闾各级地方政权，都为土豪劣绅所把持，他们运用收地租、征捐税、雇工、放债等手段，吮吸着贫困人民的血汗，通过兴宗教、办儒学、尊孔敬孟等形式，宣扬封建礼教，奴役着人民的思想，在各大集镇开商店，经销洋货，办作坊，欺行霸市，破坏农村的自然经济，在家中豢养打手，私设监狱，镇压人民反抗。在加上连年洪涝、蝗灾危害，农业失收，民不聊生。1918年至1919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主编的《新青年》和《国民》等进步刊物，不断传到邳州，带来了民主、科学、自由的新思想。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从中受到启迪，在黒暗中看到一线光明，增强了救国拯民的信念。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消息迅速传到徐州，邳州在徐州七师读书的郭子化、解慕唐、戴蔚霞等进步青年，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宣言》，发起成立了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各县学生，声授“五四”运动。根据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的要求，邳州学生代表在邳城召开了邳州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焦广华被选为会长。邳城、土山、窑湾和峄阳等学校也分别成立了学联分会，宋绮云等分别担任各分会会长，积极领导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
6月22日，邳州学生联合会串联了同化、女子、城东、倚宿、官湖等校全体师生，在城东体育场高搭讲台，召开国民大会。城内的市民、商人、城郊的农民近万人手持彩旗参加了大会。爱国师生争先上台演讲，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领土的滔天罪行，强烈谴责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尤其是第一高等小学学生佟发增，在演说时，咬破手指写血书“誓死不做亡国奴”“严惩卖国贼”等口号，大会一致通过了“力争青岛，废除密约，惩办国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决议，并通电全国。这次大会表达了邳州人民爱国热情。
万人国民大会之后，“查禁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在全县迅速开展起来。邳城各校的爱国师生，抬着查出的日货游行，在县衙门前焚烧，还把抗拒检查日货的商人装在站笼里市众。土山镇的爱国师生，在查抄日货时遭到区董商会会长陈伊峰的镇压，激起师生的愤怒，学生们当即全校罢课，并派出代表到全县各学校求援。徐州八县学生联合会闻讯后，立即向县、省教育机关发出电报，要求严惩陈伊峰。窑湾、八义集、宿羊山等地群众性的查禁日货活动也开展的轰轰烈烈。
“五四”运动后，邳州的郭子华等在徐州七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1921年，这个小组成立了“赤潮社”，创办了《赤湖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等革命思想。1922年，邳州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陆续回家，他们追随时代潮流，传播进步思想。郭子化、宋学珍等成立了“邳州四区教育促进会，整顿教育事业提出了反对专制、反对愚昧、反对旧式教育，提倡科学，实行文明，提倡白话文和办夜校，普及大众文化等要求。当他们掌握宋圩子劣绅团总宋席珍侵吞学校公产的罪证之后，开展了反对教育界旧势力的斗争，他们向宋席珍清算学田收入帐，迫使宋席珍交出所吞占的学田和教育经费。郭子化等利用这部分经费在王八家村办起了一所初级小学。还在巨山前后村庄办起了成人夜校，向农民宣传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的革命思想。
1926年9月，中共徐州独立支部派陈亚峰来邳州建党。陈亚峰以邳州初级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身份开展党务活动，很快发展了范玉贤、姜景义、戴绵泽、孙文源等十名党员，于同年12月间在邳城建立了邳州第一个党支部，范玉贤为支部书记。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消息传到邳州，广大群众受到莫大鼓舞。1927年5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分三路从南京出发北上，王天培率领的第十军在6月初攻占徐州，白崇喜指挥的东路军在6月18号进军邳州，邳城的城门及各单位都悬挂新国旗，到处张贴欢迎北伐军的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城东体育场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会后，群众列队在邳城城关游行。
7月下旬，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与直鲁军联合行动，向鲁南、苏北进逼，国民党在徐州的防线很不稳固，8月8日孙传芳占领徐州，东路北伐军也败退南撤，至此，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邳州
1927年底，中共江苏省委驻南京栖霞山地下办事处，委任曹桂林、李觉民等五位同志组成邳县总工会委员会。1928年初，邳县总工会在邳城正式成立，曹桂林为会长，李觉民为副会长。总工会设立办事机构，李超时任组织干事，叶子军任宣传干事。不久，又建立了工会组织。邳城建立了以杨清达为首的缝纫工会，石洪达为首的贫二院工会，后来又委派赵兴仁筹建窑湾码头工会。从此，邳县总工会便以合法身份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后来从学生界派来的地下党员有宋有典、冯宗渭和文艺爱好者石启章以及从南京来的娄培儒等也先后安排在总工会工作。
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邳县在南方工作的共产党员相继从武汉、南京等地回到邳县。到1928年春，邳县已经有共产党员40人。经中共徐州地委批准，于4月底建立了邳县特别支部，李振华同志为特别支部书记。当时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邳县政府机关担任要职，基本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公安、教育等部门的大权。因此，党的活动比较有利，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建立教育、士兵、街道等党的支部或小组。
1928年7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派罗士璠来邳县巡视，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并主持改组邳县特别支部。9月底，经中共徐海区特别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中共邳县县委。范玉贤为县委书记，宋绮云为组织部长，解慕唐为宣传部长，宋学珍、李先春、佟虚吾、徐丽侠分别任军事、农民、青年、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县委成立之后，在邳城女子小学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一)按特别支部决定应退出国民党政权机关的共产党员要尽快的退出，到农村去做农民工作;(二)具有国共双重党籍的党员是否与国民党脱离关系，由本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三)党的工作重心是发动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展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农村党支部和组织秘密农会;(四)把全县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工作区，分别建立区委。此外，还决定县委书记范玉贤脱产专职做党务工作。
中共邳县县委建立后，积极贯彻和落实县委第一次支委会议决定，推动了党组织迅猛发展，相继成立了五个工作区委，至此，邳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正因如此，同年12月5日至7日，中共徐海蚌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碾庄西小学李庄的共产党员李玉璞家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县正式代表12人，列席代表11人，中共邳县县委书记范玉贤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和《中共徐海蚌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要求各区委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不久，邳西区委领导八义集60余户佃农向地主开展抗租斗争;邳东区委领导土楼、陈圩等村农民组织起秘密农会，开展抗租、借粮、压低粮价等斗争;邳南区委领导花庄等村民组织短工会，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其中影响最大、斗争最为激烈的要数碾庄短工会的增加工资斗争。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个或几个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只有暴动不要罢工”,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邳县县委书记王树璜，在七月初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通过了立即组织武装暴动的决议案。
武装暴动，先决定在土山，后改在旧州。七月八日晚，在巨山前王恒谷家召开行动计划部署会，参加会议的有邳城、官湖、碾庄、土山、巨山等地党团员近200人，会议决定，王树璜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旧州玉带桥东边一家私人粮店里，参加暴动的有150多人。长短枪70多枝，组成三个大队，队员用红布条作标记，7月9日行动。
七月九日黎明，参加暴动的人员，化妆成各种身份的人，暗藏武器，纷纷进入旧州城。乔庆环、张瑞年、刘申和等分别以辞行、送鱼的名义进入敌区镇公所，会见区长卢荫唐、镇队长王鹤龄等，等待8点钟三声枪响暴动信号。由于区公所门前聚集了几十人，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暴动被迫提前。结果只打伤敌区长卢荫堂，打死区队班长和区丁各一人，攻占镇公所，缴获长短枪13枝。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担任阻击的第三大队的防线被敌人突破，暴动队员边打边撤，最后被围困在马号炮楼。敌保安队从正面进攻，敌区队和地主武装从侧面夹击，被围困的王树璜、石岐山等三十多名指战员，临危不惧，一面抗击敌人，一面从楼窗口摆动着鲜红的党旗，大声向楼下的敌士兵宣讲：“咱们都是贫苦大众，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不要在为土豪劣绅卖命!”以争取士兵的zh支持。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深夜。他们多次组织突围都没有成功，处境越来越困难。午夜时分，正当他们准备肉搏，突击重围的时候，忽听城东机关枪连响，接着听到呼喊：“同志们沉住气，我们红军援军到了!”随后又是一阵机枪声。原来是负责暴动联络的李士珍带领百余人的武装前来解围。敌保安队、区乡队和地主武装听到机枪和呼喊声，吓得魂飞丧胆，纷纷向后撤退。在这强有力的支援下，坚守马号炮楼的英雄们才扛着红旗从东门突围出来。但王树璜、石岐山、赵安义等十多位优秀党员在战斗中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旧州暴动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产物，敌众我寡，参加暴动的队员未经过军事训练，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因此导致暴动失败。旧州暴动，使邳县的党组织付出血的代价，对邳县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