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县，区党政机关干部和乡村基层干部北撤时，组织决定官湖镇前黄村妇救会长王学英留下继续在地方秘密开展工作。5月初的一天，国民党反动派保长黄才之向“还乡团”中队长黄凤之告密，说王学英知道秘密共产党党员的名单。“还乡团”中队长黄凤之派人把王学英抓到中队部让她说出地方隐蔽的共产党员的姓名时，王学英就是不说。敌人严刑拷打，但她宁死不讲。后来，敌人又把王学英的婆婆，叔公和两个孩子抓到中队部，妄想利用家人劝王学英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单。她婆婆见王学英被打得遍体鳞伤，十分心疼，只是流泪，什么也不说。反动保长黄才之问老人：“你儿子呢?”(王学英的丈夫，民兵队长，已北撤)老人回答：“讨饭去了。”这伙坏蛋哪里相信。“还乡团”头目黄凤之照脸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把老人打得鼻口流血，摔倒在地。王学英看到婆婆被打倒在地上，就冲着保长历声说：“这不关我婆婆的事，一切都是我的事!”反动保长黄才之看到什么也得不到，在敌中队长黄凤之身边轻轻说了一句：“晚上干脆拉到湖里活埋了算了，再审也是白费劲。”中队长点点头，同意了保长的意见。
当天，前黄村进步青年王成章得知“还乡团”要杀害王学英一家人这一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辞劳苦，抄近路，走小道，跑了三十多公里路，来呦鹿山找到了武工队。中共邳睢铜县委书记杨源时随即派5名武工队人员赶来营救。
反动保长黄才之和敌中队长黄凤之带着几个“还乡团”分子，把王学英一家五口人押到前黄村西湖刘家林姚台子准备下毒手。几个“还乡团”坏蛋挖了一个大坑，恶狠狠地把王学英一家推了下去。反动保长黄才之穷凶极恶地历声问王学英：“你说不说，再不说就埋啦!”王学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敌中队长黄凤之气得乱转，回头大声命令几个“还乡团”坏蛋：“埋!”四、五把铁锹一起往坑里扔土，王学英一个不满4岁的孩子哭喊着往上爬，被几个坏蛋推了下去，两个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喊声在寂静的夜色中回荡。王学英站在坑中说：“孩子，不要哭，闭上眼睛!”她用手揽住两个孩子，任凭敌人往坑中埋土。当敌人把黄土渐渐地埋到王学英大腿深的时候，前来营救王学英一家人的武工队员赶到了，他们立即向敌人开枪，吓得几个“还乡团”坏蛋把铁锹一扔，拔腿就往东边庄上跑。“还乡团”中队长和顽保长也急不择路地望风而逃。武工队赶到大坑前急忙将王学英一家人营救上来，迅速撤离，连夜把她们一家送往北山里。
1946年9月，中共邳八区党政机关干部和区中队由运河南岸北撤，区干部刘传本按照中共八区区委指示找到戴圩镇申庄村表兄戴明岐，要他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并决定在他家设立联络站。联络站主要任务是掩护和帮助中共党组织和武装人员开展活动。
1947年秋，邳县县大队由滨海地区返回，在邳北开展活动，子弹十分匮乏。大队长张明五捎信来，叫张明岐想办法搞点军火。戴明岐带着杨学信，到淮阴，盐城等地，找亲戚托朋友买来460发子弹，4副机枪梭子和毛巾，袜子等日用品，交给武工队员李广寒，转到张明五手中。
1948年春，城河区敌工委员刘传本深夜来到戴明岐家里并带来一位陌生人。刘传本说：“这位同志要去上海，因新安镇(现新沂驻地)大榆树等火车站都不安全，要在赵墩车站上火车，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要绝对保证安全!”第二天一早，戴明岐和杨学信给这位同志化装后一同出发，一路上不走大道，他们从沙口渡口过河走小路到达赵墩火车站。他们给这位同志买好火车票，然后护送他上了火车。
1948年8月的一天晚上，刘传本带领武工队住进了戴明岐的家里。因奸细告密，国民党反动派邳县保安大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将申庄村包围了起来。戴明岐在村头望风发现了敌情后，立即跑到家中报信。武工队员们在刘传本的带领下准备要和敌人拼搏，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戴明岐说：“来不及了，快翻墙撤退，趁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武工队员们翻墙隐蔽起来，趁敌人冲到庄上来搜查时，在村边往西撤走了。敌人也不知道庄内虚实，鸣枪顺着出村的路涌进庄来，逐户搜查，整个村庄闹腾到下午，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只好草草收兵，垂头丧气地灰溜溜地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