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底·桌面·桌里——我的回忆录之二：一场“伏击战”和一顿全鹅宴（作者：李坚强）

一场“伏击战”和一顿全鹅宴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天阴沉沉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墨液一样的天幕，弧线一样铺开在神秘遥远而不可预测的空中，空旷、寂寥、寒冷而又孤单。

饭后，我和治业、四格、方五几个小伙伴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既没有收音机可听，更无电视可看；既无书籍可读，那本从懂事开始就伴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的《高玉宝》早已被翻得伤痕累累，又无功课可做，几个人便在我家的麦田里玩起了《小八路》《奇袭》《战火中的青春》等等电影里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锋“抓舌头”的游戏。

我的家在邳州市八义集镇石横村东小队。只就土地面积而言，那时候我家真算是新社会的“地主”：最北边，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带，一到雨季，这里一片汪洋，稀稀拉拉的几棵大柳树、大杨树们在深水中孤零零站在那里绝望地张望；那些年幼的小树苗早已被淹没了身体的绝大部分，可怜兮兮地在空旷中毫无用处地无效呼救。向南紧邻的，是一片菜地，什么大白菜、萝卜、葱、蒜、韭菜等等一应俱有，在我奶奶、母亲的辛勤劳作中，常年不断地成为了我家餐桌上的菜品。

再往南，是我家的主屋，北面是三间堂屋，我和老三住在最东边，东侧是三间东屋，西边是我五爷爷的东屋，南面是一间门楼，门楼前是一条东西大路（那时候，觉得的大路，其实就是一条乡村小道）。再往南原是一个土坑，是我父亲一车一车从二里之外的庄北头拉土垫起来的肥沃的田地。每到夏季，我的奶奶和我的母亲就在这片地里种上了玉米、黄豆、豆角等等，冬季便种上了小麦。

那时候，种地所施的肥料，没有多少化肥，绝大部分是有机农家肥。但施了农家肥的我家的那片小麦，依然长得肥肥胖胖，丝毫不比近代几十年毫无节制地使用化肥和农药种植的庄稼要逊色多少，生机勃发，葱茏郁郁，味正品佳。

再往南，东西走向的，便是我们村的“黄河水道”，那个时候我们叫“汪”。小时候没有见过世面，总觉得那是一个汪洋恣肆的大海和湖泊，但现在看来，就是一条小小的水沟。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就是在那一小片肥沃的土地上，郁郁葱葱的麦苗间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伏击战”。而且这场伏击战很成功，不仅抓到了“舌头”，而且尽情享受到了一场别开生面津津有味，其后饱受谩骂且以赔钱了事的乐极生悲的“全鹅宴”。

我是这场伏击战的“总指挥”。

我先是让四格、小五、治业散开分别潜伏在茂密的麦苗丛中，然后我蹲在河道与麦田之间的草丛中观察河里的“敌人”（鸭子和鹅）的动静，一旦发现它们上岸，我就用手中的树枝轻轻地在空中摇晃，告诉“战友们”：敌人来了，准备战斗。

经过两三次彩排，战斗即将开始。

伏击战是在夜深人静，家里人关门熄灯熟睡之时开始的。

午夜时分，在漫长焦急刺骨的寒冷的等待后，白天在河里吃点小鱼小虾，晚上还想吃点素食的一群已被张网以待的鸭子和鹅，呼呼啦啦地从河里开始登陆，唱着我们听不懂的歌谣，迈着“六亲不认”的鸭鹅步，嘎嘎嘎嘎，呱呱呱呱，昂首挺胸，朝着麦地慢慢进发，准备大快朵颐。

由于“战友们”早已匍匐在靠近鸭子和鹅两三米的地方，守“麦”待“鸭鹅”。正在鸭子和鹅正在忘情地放心大胆地地毯式地吞噬麦苗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跃而起，朝鸭鹅猛扑过去，还沉浸在美食快乐之中的鸭鹅们，一下子蒙圈了，哪里反应过来，一下子就被我们抓住了三只。

剩下的鸭鹅一哄而散，失魂落魄地连滚带爬滚回了河里，“嘎嘎嘎嘎”“呱呱呱呱”地叫着，惊魂未定。

我们几个异常兴奋，抓着自己的战利品嘻嘻哈哈地来到了我家的门楼里。

那时候，家里人早已吃完饭睡觉了，家长们连大门都不插（关），既没有小偷，也没有小摸，可从来没有发现谁家少东少西。

我从怀里摸出早已被压瘪变形了的一盒火柴，抽出早已不再完整的一根，划擦划擦划擦，一小绺火花闪了几下之后，一个豆粒大小的火亮诞生了，然后用这粒生命力顽强的小火亮，我点亮一盏用药瓶子做成的煤油灯。

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开始一个一个地“突审”这三个落入我们小小“blj”之手的三个“俘虏”，经过民主讨论，挑了一个较为肥胖的“敌人”，决定代表“rm”进行审判，然后执行“死刑”。

我从家里摸了一把菜刀，激动中还在黑咕隆冬中用磨刀石杠了几下，然后排着一路纵队，紧张兴奋加寒冷，哆哆嗦嗦地顺着我家和我四爷爷两家中间的隔离带小路上鱼贯向北，来到了我家菜地与那片“沼泽地带”交叉的地点，停了下来。

我们先是用绳子将这只倒霉的还在拼命挣扎但早已命中注定的鹅五花大绑，然后宣布这只“fgm”鹅的几大罪状：一是破坏庄稼，二是“fgm”，三是与人民为敌……

听老人说鹅是有灵魂的，我们那里叫“殃”，需要替它喊魂，它才能顺顺利利“走”掉，不再祸患人类。于是，我们把鹅的头向着正北方向，而且北边不准有人，否则鹅死的时候，鹅的灵魂会冲撞到人，人会遭殃生病。

举行完仪式，到了该“行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动手，特别是平时勇猛无比的四叔也蔫了下来，没有了勇气。

万般无奈之下，我说我来吧，记得结果是刀落鹅头掉。那只刚才还嘎嘎嘎嘎，昂首挺胸，大摇大摆趾高气昂上岸的鹅，扑腾几下，就没了气息。

当时，关于如何处置这只被行刑鹅的去向有两种：一是那三个人的意见，埋掉；二是我的意见，吃了。

那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年代，我们那个村子的老百姓，一年只能吃到一斤菜籽油或者豆油、棉油（棉籽榨的油）。而要想吃上一顿肉，就更加之难，甚至有人多年都不知“肉味”。因为我父亲在矿上上班有工资的缘故，一年半载还能吃上几顿肉，而且吃饭的时候，我母亲还要进行肉片分配，不然我们几个还会因吃肉而产生矛盾。何况那三位纯农民的伙伴，吃上一顿肉更是难上加难。

最后，还是我的意见占了上风，严格地说，是对鹅的美味的憧憬和渴望占了上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吃过鹅肉——鸡肉偶尔吃过，但鹅肉真的没有尝过。

然后再次回到了我家的门楼下。

我在锅里添满了水，将鹅放进锅里，然后把棉柴（种植棉花的植物，将棉花摘净后拔下来，屯到家里，当作燃料用）点燃。一会儿，灶膛里便炉火熊熊，锅内的鹅肉香味不断溢出，升腾，弥散……伙伴们在焦急中慢慢等待，咽了口水再咽口水，等待那一场全鹅宴的快快到来。

不知道烧了多长时间，我们把锅里的鹅取出来，放在瓷盆里，一根一根地把鹅毛拔下来，放在另一个瓷盆里。

我吩咐四叔、小五负责杀鹅，我和治业两个端着满满一盆鹅毛，从汪的北面，绕到汪的对面的厕所西侧，将鹅毛呈直线型洒在厕所与汪的连接处。

黑暗中，治业不解，问我：撒鹅毛干嘛？我答：如果明天有人发觉鹅少了，会来现场查看，撒上鹅毛就会造成这只鹅被黄狼子（黄鼠狼）叼走的假象，我们就不会被追究和处罚了——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愚蠢之举，绝对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据说，黄鼠狼是不会招惹鹅的，他们是一对天敌。

等我们俩回来，鹅已杀好。我在家里没有找到油，他们三个回去也没有找到一滴油。小五从家里摸来了一大把盐豆子，早已垂涎三尺的我们几个就着盐豆子狼吞虎咽起来。

治业撕了一块鹅肉，递给我，把鹅肉凑近嘴边，用牙一咬肉皮，鹅肉便“扑溜”一声滑进嘴里，轻轻一咬，嘴里顿时灌满了缠缠绵绵喷香的鹅肉的汁水，美津津的，香腻爽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

饱餐一顿后，还沉浸在美食之中的我们兴奋异常，毫无睡意。但此时快天明了，鱼肚白隐隐约约在东边的天际中慢慢浮现，黑暗渐渐褪去，黎明依序拉开帷幕，忽隐忽现的几点星子，在晨昏交接的天空中晕出光来，浅浅的，软软的，水水的，被跨夜的风吹着。

第二天晚上，刚回到家，母亲就非常严肃地把我叫到屋里，问我：最近干了什么坏事吗？我说没有。母亲说，早就有人把你卖出来了，他们已经把你们几个孩子杀鹅吃鹅的事抖搂了出来。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了这个时候，瞒是瞒不住了，我只能向母亲坦白从宽。

原来这只鹅是我们西庄一位村民家里养的。发现鹅少了以后，这位村民就在满庄子里骂，是谁偷了她家的鹅，骂的很难听。我五爷爷知道我四叔有干这件事情的可能，就拷问了我四叔。结果我四叔承受不了压力，就把我招了出来。

事已至此，没有办法。未成年人作出的祸，监护人总要承担民事责任。于是我父母出面，到西庄这位村民家里赔礼道歉，赔了人家三块钱，从而了结了此事。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小五已经去世了四十多年，四叔在邳州工作也经年未见，而治业可能在西安工作，不知道地下的和地上的伙计们，还有那只鹅，是否还安好。

作者简介：

李坚强，徐州市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徐州市春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铜山区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党支部书记、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历任教师、中学教务处主任、副校长，镇党政办、区政府办秘书。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时代潮》《新华日报》《徐州日报》《彭城晚报》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360余万字。报告文学《兴军报国情许许》荣获国家级一等奖；报告文学《兴工环保两相宜》、《陈猛和他的热线电话》分获江苏省县市报研究会二、三等奖；报告文学《把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荣获市一等奖；20余篇文学作品入选市级以上作品集；“徐州好人”人物传记丛书《爱的力量》、徐州市作家协会“作家进警营”、徐州市司法局爱在司法专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