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照片拍摄于1988年5月21日的《邳睢灵铜四县联合中学校史编委会正副主任暨编写办公室正副主任和在邳部分“联中”同学留影》，李清溪、刘瑞林、高维真、王绍艮以及李玉侠、焦醒吾、魏思平、周瑞修（本文作者）、王保寅、李海清在列
“联中”是邳（县）、睢（宁）、铜（山）、灵（璧）四县联合中学的简称，创办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流动在邳南睢北的岠山、古邳周围，距今已70多年，能记起她的已经是少数人了。
联中是当时邳、睢、铜、灵四县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高学府，虽处在日伪四面包围、纵横不过数十华里的小天地里，但由于她符合敌后广大抗日人民的愿望，特别符合广大失学青年的迫切要求，人们爱戴她，拥护她，而敌人却奈何她不得。
联中设中学、师范两班。师范班的全称是“邳睢铜灵四县联合中学师范班”，简称“联师”。另外还设一个职业班，是睢宁县张圩子附近开明士绅魏轶藩先生负责领导的。“联师”又分甲、乙两班，不知为什么把年纪小的一个班叫甲班，年龄大一些的一个班叫乙班。我是被编在甲班的。后来才知道乙班多是轮训的小学教师，轮训3个月到半年，就回原工作岗位去了。师范班、职业班是管吃的，中学班要缴伙食费。我交不起伙食费，就考了师范班。
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分出身成分，甚至文化水平，年龄也不受什么限制。其中邳睢的学生多些，铜、灵的学生少些。我是在睢宁县第六区中心小学（也就是我的老家住地刘楼村）毕业后考取联中师范班的。当时邳睢设在敌后几个有名的完小是“土小”（土山小学）、“占小”（占城小学）、“古小”（古邳小学）、“五小”（五工头小学）、“张小”（张埠小学），只有我所在的刘楼小学（“六中小”）是设在农村的，其它小学都设在集镇上。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刘楼完小的情况。
刘楼完小创办于1942年春，校址是借用蛟龙山前刘楼村刘姓的宗祠。因处在山区，条件很差，不能和其它完小相比，但由于教师能吃苦地教，学生认真学，地方的大力支持，成绩和其他完小不相上下，办得红红火火，远近二、三十华里的学生，不辞劳苦，背着煎饼卷，徒步来学校读书。魏真如校长和魏君模、李明真、魏思远、孙培恒……等老师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好老师。我感到最新鲜的事就是每个星期一的上午第一节课的“总理纪念周”了。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先挂在办公室的门上，全体师生集队，面向总理遗像，肃立，主席站在前面，向总理遗像三鞠躬后，司仪接着说：“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同时全场齐声朗诵”。司仪说完，接着主席就将总理遗嘱从头高声背诵“总理遗嘱”，主席说一句全体学一句 ，直到把遗嘱背完。现在我还能把遗嘱一口气背诵完。
联中的所谓考试，只要目测没有明显的严重残疾，能坚持学习就录取，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的。敌占区来的学生是免试入学。抗日政府把伙食费、学杂费以及零用钱，都包下来。两个师范班仅有的3个女学生中，就有两个是从敌占区徐州市来的。女学生当时是稀少的。这3个女学生被誉为是师范班的三朵校花。另外，中学班有一个女生。1945年初，师范班住在古邳东头黉学里，从山东某地来了一个学生，姓邵，很阔气，穿皮大衣、皮鞋，戴皮帽子，挎盒子枪，骑一匹枣红色大马，还带个佣人。因我从没见过这样阔气的学生，所以对他印象特别深刻，不知怎的，时间不长就不知他的去向了，大概是受不了联中的艰苦生活吧。
联中是没有固定校址的，因处在日伪的眼皮底下，多是围着岠山、古邳周围转，住在群众家里多，有时也住古庙或者破旧的公房里。我所在的师范班就住过岠山前的渊德公庙。岠山北的宋圩子、花巷子、古邳东头的黉学、马船帮、古邳南的卢庄子、象山子、高党子。日本鬼子投降前还搬到灵璧县北的高楼孟山口住过。
住在老百姓家里觉得和自己家里一样，早晚给群众把门前院落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打得满满的，和群众是真正的鱼水关系。
学的课程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自然、音乐和政治经济学等，油印的课本很少，多数记笔记，根本没有铅印的材料。没有教室，夏天在树底下上课，冬天是借群众的小屋或者闲下来的牛棚。黑板不黑，是借群众的门板。学生每人一个用绳攀的“坐扎子”，坐下来用双膝当桌子，一面听，一面记。由于日本鬼子封锁，纸笔都很困难，有时用细草纸（即卫生纸）。邳睢铜灵四县联防办事处的机关报《团结报》，就用粗劣的草纸印刷过。笔也很困难，有的是把竹筷子用刀削尖沾着“洋兰水”写字，铅笔、沾水笔很少，能有支泰山牌钢笔，那就更了不起了。敌人的封锁使老百姓的日子难死了，冬天穿自己纺织的白布做的白棉裤穿，我村刘保东老人娶儿媳妇做件长衫，得卖一亩好地。魏真如校长在我们刘楼完小任校长时，买支泰山牌钢笔，得一石（相当400斤）小麦的代价。冬天在矮小的棚子里上课，暗的很，脚手冻得没处放，有时冻得失去知觉，笔记本上的字都写不成块。伙食怎么样呢？夏天能吃上几天白馒头，喝白开水，冬天吃高粱窝窝头，喝高粱面烧的稀汤，冬夏天全在外面露天吃饭，夏天有树荫，还可以，冬天就难了。每7人编成一个吃饭小组，小组内轮流派值日生打饭、帮厨，吃饭前先集合唱歌，等值日生打好了饭菜，吹哨子统一吃饭。记得一次住古邳西南的高党子村，早上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地面积雪半尺多深了，而雪还是不停。等值日生扫了一片地，把饭菜打好，吹哨子吃饭时，盛在茶缸子里的高粱面汤已经快要结冰，高粱窝窝头冻得像猪肝一样挺硬，一口咬下去一个白牙痕子。手也不能拿筷子了，用手拿咸菜往嘴里放。（当时冬夏都吃咸菜，年节星期改善一下生活）。转移时，多数在夜间，背上个芦蓆卷（农村叫“独身蓆”，意即蓆的宽长度只能容一个人），一个被包（当时我的被面子是补的破麻袋，被里是向亲戚要的破面粉袋子，还和同学刘同益两人盖，根本盖不严身子），一个书包。书包上拴着一个破搪瓷茶缸，到宿营住地预先号好的房子住下。夜间有时还要持枪轮流站岗。因没有钟表，烧香记时间。紧急集合限5分钟完成，不管是白天、黑夜，也不管阴晴雨雪。有时夜间集合转移住地，但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住地住下，完全过着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
联中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师生的精神一直是饱满的、愉快的，斗志是旺盛的，学习是认真的。抗日的歌声、口号声洋溢在每个班组，从来没有人说一声艰苦。联中有个较出名的文工团，经常给群众演出，有秧歌、话剧、花鼓，内容围绕抗日、生产、参军。有时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演出、刷标语、写墙字、很受群众的欢迎。农闲时学生分散去办冬学，识字班、针线会、儿童团。辅导员高为珍同志辅导组织的二龙乡针线会，在生产、宣传方面，是名驰邳、睢的。岠山前花成山的农业合伙会，在师生的帮助下，也是常登《团结报》的。
联中到哪里，哪里的儿童团、针线会（有的叫大姐会)、青救会、妇女会就搞得热火朝天，歌声不断，生气勃勃。由于联中真正地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集合唱歌，青年群众也跟着唱。演剧时儿童跟着跳，多数群众都会唱几句，哼几句。联中虽不是十分正规的学校，可教师多是些地方有声望、有学问的人，而且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我记忆最深的就有校长刘瑞林，教师藏悟真、陈涛、王绍艮、张恕一、卢君实、刘华甫、李惊秋、翟明远、叶至宝（女）等人。上述这些老师各有所长，性情、风度、学识迥不相同，对学生的影响也不相同。
多事多病的刘瑞林校长，他细高个子，黑瘦黑瘦的脸，很严肃，因他工作很忙，很少和学生见面，也很少给学生讲话、讲课。我记得他只给我们班讲过一堂课，讲的课文是《三湾改编》，当时住古邳黉学。偶尔给学生讲话,总先要学生安静，不要讲话，他说他讲话连自己都听不见，可见他当时身体之差。
臧悟真老师，窑湾人，高个子，眼睛和嘴都有些斜。不知是哪只眼睛上长个白点子。他家里很有钱，户族又大，说他是个五谷不分的大学生。他对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都给我们训话，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起课来踱着方步，慢条斯理地讲得津津有味。臧老师是个好老师，他教给我们很多革命理论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讲的话毕竟很快都实现了，如他说：“现在我们在茅草屋、树底下上课，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到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里面去的。”当时学生是不相信的，他对抗战胜利打垮蒋介石一直是充满信心，毫不怀疑。没有他，师范班不会办得那么生气勃勃，不会有那么多有为青年踊跃参军参干，走上抗日前线。快毕业时，他在全体学生面前说：“你们觉得我对你们严了些，你们有意见，今后你们会感到我对你们是好的，你们会想着我的。”今天回忆起来确实是这样的，臧悟真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多次和我个别谈话，特别是政治上对我很关心，我思想上的一点觉悟，是与他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1970年出差济南，听说他在山东医学院工作，特去拜访他，可开门的红卫兵说：“他是‘走资派’，正在拉粪车，不能见。”
多面手的陈涛老师，五短身材，大眼睛，声音洪亮，编写历史教材时，开头用《三国演义》上开头两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因这，把他调去洪泽湖学习3个月。博古通今的张恕一老师是黑龙江人，听说是给日本鬼子当翻译官的，后投诚我军，1945年春调来师范班当老师的，教我们班的语文课。他教学也很认真，对学生要求也较严。当时联师有部分学生只愿当教师，不愿当行政干部，不愿参军。他针对学生的这种思想，讲过很多当教师没出息的故事，什么“家有三升粮，不当孩子王”、“教书是识字人的末路”等等，他还讲过郑板桥给自己当教师时写的一首自嘲诗，说明教书人的困窘。燕语莺声的叶智宝老师，是当时唯一的女老师，20多岁，未结婚，说起话来就脸红，大概是哪个学校刚毕业的，带我们音乐课，是一个刚入社会文质彬彬的少女。联中虽不十分正规，可是当时十分需要她。尽管多数人对她的印象已不很深刻，我对她的感情是很深的，没有她，我是没有机会上中学的。她为抗日救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她将永远铭刻在邳睢铜灵四县人民抗战救国的光辉史册上。
（作者系邳州离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