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作者： 李永生）

我和刘逸老师特别有缘分，他是我高中时的老师也是大学时的老师。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命运也跌宕起伏令人唏嘘，引人反思。

1965年的暑假后我升入高三。这年，教育部增加了一个新的数学高考内容——《平面解析几何》，这是从大学《高等数学》下移的课程，其难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年邳城中学高考放了卫星，在全县一鸣惊人，名声鹊起。三十多人的班级考取了二十多人，升学率接近70%，需知当年全国大学每年招生只有十多万人。开学后，学校里到处充满喜庆、昂扬的气氛，从校长到学生决心来年再创辉煌。我们这届原来的高三任课老师全都再次披挂上阵，老马识途再战高三，决心1966年再创辉煌。当然挑选新开的科目《平面解析几何》的任课老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厚厚的一本《平面解析几何》，由新调入邳中的刘逸老师教授我们，学校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我们只是知道他是南方人，从大学里来的。

那年，刘老师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子，白白净净，面目和善，两只眼睛透漏出深邃、坚毅和沧桑，举止文雅、稳重，不卑不亢，对人和善，衣着朴素、干净利落。夏天白色衬衣扎在裤子里越发显得气质非凡，一副典型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据小道消息，他还是一个未婚的小伙子。

听刘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提前领略了大学老师授课的风采。每节课他都是精神抖擞，自信满满，胸有成竹，挥洒自如。侃侃而谈。枯糙的数学知识被他讲得有声有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吐字清爽，语言干脆、利落，条理清晰，环环紧扣的逻辑推理使你口服心服。黑板上的板书字迹清秀、一丝不苟，如果拍照下来就是压缩版的复习提纲。各种复杂的曲线图基本上不用尺规，画得精准，无懈可击，是教科书上图形的放大，令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精心设计添加的例题，和书上的题目有机结合，由浅入深，思路清晰，多复杂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茅塞顿开。那时没有复习资料，浓厚的学习兴趣使同学们把书上每个习题都收入囊中，刘老师也在练习本上留下批改的红色印记。夜晚，学校沉浸在黑茫茫的夜色中，万籁俱寂，有电灯那是十多年后的事情。只有教室里明亮的汽灯在发出微弱的沙沙声，同学们在静悄悄地上晚自习，刘老师的身影也会经常出现在教室里辅导学生。

1966年的五月份，每个同学都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这门较难的《平面解析几何》学起来并没有觉得难，关键是师生关系融洽，同心合力，尤其是刘老师精湛的教学功不可没。他是教我们所有的数学老师中声誉最好、最令人敬佩的一位。对于七月份高考的数学，同学们胸有成竹，都有十足的必胜信心。

谁知，六月份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至，高考被无限期推迟。开始学生们都像打了鸡血，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从口诛笔伐“三家村”、“四家店”开始，争先恐后写大字报，很快图书馆的报纸被用光。不久，县委工作组进校，集中火力炮轰校长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贴满校园，校长、主任全都靠边站。《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是搞运动的指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吹响嘹亮的冲锋号角，校园到处充满了火药味，顿时，满眼都是反党的敌人，满眼都是反革命，满眼都是“牛鬼蛇蛇神”。人人自危，都害怕被打成牛鬼蛇神，人人都又极力地表现最革命，最忠于毛毛主席，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最勇于和敌人作斗争。群众互斗开始，教师们相互揭发，学生们相互揭发，学生们揭发老师，墙上、教室里的大字报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覆盖周期极短。

有几天揭发刘逸老师的大字报贴满学校最显著的位置，成为热点，引人注目。大字报出自他的一个年轻的老乡之手，主要内容是平时闲聊时发的一些牢骚和个人的私生活，上纲上线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十分严重。学生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瞅着他，甚至对他挥舞拳头、呼口号。红卫兵勒令所有的“牛鬼蛇神”交出日记、照片、信件，强大的威慑力使他们乖乖听命。随后还举办了一个战果展览，他们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隐私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一位老师孩提时被民国总统蒋介石抱着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阶级苦、民族恨，使学生们义愤填膺，这更加激起红卫兵们对“牛鬼蛇神”们的咬牙切齿。这时，工作组给问题严重的老师每人都配备两个“警卫员”，全天候监管，吃喝拉撒形影不离，刘逸老师也不例外，并且是重点（幸好他不是我的监管对象）。听去监管的同学回来讲，那一段他的压力特别大，想想自己怎样过关？以后受到怎样的处理？身落何处？觉睡不好，饭吃不下，经常呕吐，脸色憔悴，人瘦了一圈，走路踉踉跄跄，每天还得强打精神写检查，真是度日如年！七月到十月，这几个月大礼堂三天两头开批判会，学生群情激奋，振臂如林，高呼口号，声音震耳欲聋。挨斗对象不是“走资派”就是“牛鬼蛇神”，个个被批得犹如过街老鼠，低着头，脸色麻木、神情沮丧、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溜着墙边走。

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学校学生开始大串联，十一月份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撤离，套在“牛鬼蛇神”们脖子上的枷锁被很快解除，人见人怕的敌人又都变成了好人，其实他们本来都是好人。一个数学教得非常出色的老师，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与政治有关的话题，转眼变成阶级敌人，你信吗？

社会上两派开始互斗，学校也彻底瘫痪，无人管理。刘老师离开邳城中学逃回家中避难，七十年代初期，学校复课才回到学校继续教书，我从学校离开后，十多年师生未曾谋面。

原来刘老师是南京人，那是上个朝代的帝都。之所以挨整，与他家庭复杂的社会关系有关。在四十岁之前一直运交华盖，身上整天笼罩着恶魔般的阴影，是个被入另册的人，听起来令人唏嘘。

解放初期，他考取解放军总参的北京测绘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中。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毕竟是凤毛麟角，难得的人才。对这样的人还要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一纸调令来到徐州新成立的一个中技学校，校址在贾汪的一片旷野上。又辗转调回南京，先后在两所不同的高校任教。后来又被分配到江苏师范大学（原来的徐州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来到学院后不久又被分到东海县“社教工作队”，接受阶级斗争的考验。任务结束后却又被分配到邳县，开始说是要到条件较好的县城运河中学，不知是何原因却来到邳城中学，来后仅仅一年就又受到文革的战斗洗礼。

文革中、后期，老师依然在邳中教书，学校开始走上正轨，教师们以为教育的春天到来，凭着教书育人的认真、执着劲头，两三年的时间，刘老师又培养了一些数学冒尖的学生（这些学生里有的后来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1974年，一个小学生日记，很快引起了批判“教育回潮”的运动，时隔八年，刘老师又一次被贴了大字报。无非是扣上“走白专道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大帽子。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从容应对，很快有惊无险地渡过了。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前半生一直“走麦城”的刘老师也开始“咸鱼翻身”。我和老师又相遇在江苏师大（徐州师范学院）的校园里，我当时是恢复高考后物理系七七级的学生，他是数学系的老师，我们的两年数学课都是数学系老师教授的。十多年后的相逢令人感叹，只有特殊年代才会有特殊的事情。

老师对我非常客气，我曾经到他家里做过客，他的房间里摆满了专业书籍。他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文革还未结束时，在邳城中学就进行了初等数学的研究，省有关部门经常请他去进行学术交流，在数学系他的专业依然是初等数学研究，良好的学术氛围使他如鱼得水。文革后期，百废待兴，为了填补教材上的空白，他在数学系利用业余时间编写有关测绘学的书籍，那是他大学心仪的专业。不知翻阅了多少资料，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终于厚厚的两本底稿寄到出版社，令他猝不及防的是出版社寄来和他撰写内容相似的测绘学书籍，别人已经捷足先登，老师的心血付之东流，真的令人惋惜。

刘老师是一个手不释卷、勤于耕耘的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很有建树，有好多专著，职评的第一波就评上了副教授。在努力向正教授进军的途中受阻，因为外语多年被荒废，考了两次都未过关。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和他没有多少联系，不知后来怎样了。

改革开放后，老师顺风顺水，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尽职尽责，令人钦佩。老师伏案书房做学问的情景，勤奋好学的优秀品质永远激励着我。不知老师近况若何，刘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