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而提出的邳州40字“新民风”，不仅体现了新时代新形势下对邳州新民风的新要求，也是对邳州优良的传统文化的继承，更融入了邳州特有的红色文化基因，具有鲜明的邳州特色，因而得到邳州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深入学习，认真践行，培养新市民新民风主体意识，自觉为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贡献力量，已蔚然成风。
如何弘扬邳州红色文化，塑造邳州当代新民风呢？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初期，邳州就涌现出了以解慕唐，娄梦侠，李超时，宋绮云，徐林侠等英烈为代表的一大批红色革命者，素有“红邳县”之称。他们是最优秀的邳州人，体现了当时最优秀的邳州民风，形成了独有的邳州红色文化现象。那么，塑造当代邳州新民风，也应该从邳州红色文化里寻找传承基因，并为邳州新民风注入红色文化基因。
新民风开章明义要求市民要“遵纪守法“，而那些革命前辈无不是遵纪守法的典范。当然，他们遵守的是共产党的纪律，遵守的是共产党制定的法规条文，反抗的是国民党的反动王法。为了严守纪律，他们可以献出生命。我的外公娄梦侠烈士曾担任中央苏区江西省国家政治保卫局长，在红军长征后行使中央保卫局长的职能，掌握大量党的机密，被捕后，面对非人折磨，他严守党的纪律，宁死不屈。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具有优良邳州民风传统的好市民，就应该向先烈学习，严守各项法规纪律，使我们的社会风气风正月清。
毫无疑问，“知书明礼“是良好民风形成的基础。邳州民间历来就有诗书传家远的家教传统，邳州的英烈们更是自幼习书，饱读诗书，即使家庭再贫困，也要进学堂读书。正是因为知书明礼，他们才可能从邳州农村走出去后，很快融入时代大潮，出类拔萃，成为革命活动的优秀领导者。宋绮云以其博学做过西北报主编，任杨虎城秘书，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独特贡献。他的儿子小萝卜头在狱中坚持读书，幼小年纪就参与狱中革命斗争。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时代，更应该多多读书，形成全民读书的社会风气，让书香飘逸邳州，让每个人都成为知书明礼的城市文明使者。
邳州人历来纯朴善良，而英烈们更是“宽厚仁爱”的典范。他们都有一颗善良慈爱之心，正是因为忍受不了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而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参加革命最早的活动就是把家里的财粮分给穷苦百姓，想方设法接济穷人，如娄梦侠烈士就常拿家中店铺里的东西分发给穷人。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而不惜牺牲生命。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们的鲜血换来的。这样的情怀不是最伟大的“宽厚仁爱”吗？我们今天也要发扬这样“宽厚仁爱”的精神塑造新民风，要在社会上提倡扶贫助困、助人为乐的民风，让邳州大地充满爱。
“存荣知耻”是邳州红色文化的灵魂。那些投身革命的年轻人，是邳州近现代史上最早的觉醒者。他们最早明白剥削压迫、贪污腐败是最大的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幸福而牺牲，是最大的光荣。中共邳州特支书记解慕唐烈士31岁壮烈牺牲，红军14军政委李超时烈士25岁英勇就义，中央苏区中央执委委员、江西省国家政治保卫局长娄梦侠烈士29岁慷慨赴死，宋绮云小萝卜头一门三烈，共和国最小烈士小萝卜头牺牲时年仅九岁……时代不同了，但为人民服务还是最大的光荣，一切有违人类文明的行为，依然是耻，因而英烈们的楷模作用，永远也不过时，依然应该是我们新民风的灵魂。
“克勤克俭”也是红色文化的亮点，邳州英烈们都是两袖清风，为革命而克尽勤勉，生活上降低到最低水平。解慕唐牺牲后只给家人留下一封遗书、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李超时牺牲后也只留下一副眼镜与一块毛巾。娄梦侠牺牲后，警卫员千里迢迢捎回给家人的，也就是几本书与几件旧衣物。如今生活富足了，但勤劳致富而不能为富不仁，勤俭持家而不能铺张浪费，只有这样，才能对待起牺牲的烈士，才能真正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更美好。
革命先辈们对自己“克勤克俭”，对他人则“乐善好义”。娄梦侠在敌军追剿的危急关头，毅然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别人，终使自己被捕牺牲，这是革命者的大义与善良！而在今天的社会中，时见遇危不扶、遇难不救的冷漠现象，这就是“乐善好义“传统的缺失。继承革命先辈们的“乐善好义”精神，激发社会正能量，是塑造邳州好民风的应有之义。
尽诚守信，同舟共济，是革命者最基本的素质，也是革命成功的基本保证。当年邳州的大批有志青年，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立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一生无悔，甚至不惜舍身取义。他们精诚团结，风雨同舟，在二十年代就在邳州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涌现出一大批坚定的革命者，为邳州赢得了红邳县的美誉。今天我们建设更美更强更富新邳州，创建国家级文明城市，更需要全体邳州人民精诚团结，努力奋斗，更需要树立尽诚守信、同舟共济的新民风。
红色文化曾在邳州这块大地上抒写了壮丽的时代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红色文化也会在新民风的塑造中显示出她的强大生命力，结出更为美丽的精神文明之果。
（作者为邳州政协常委，娄梦侠烈士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