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林传义，一回想起他来，脑海里不由地想起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父亲既不是伟人，也算不上什么英雄，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可以载入史册的辉煌业绩。但如果把上述诗句中的“汗青”比作我们做子女的心灵史册，那么，父亲的“丹心”，父亲的义肝赤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都在我们子女的心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每当忆起父亲，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处世和品德操守，连同一件件细微小事，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常听父亲说，我们的老家在山东沂南县岸堤乡的一个小山村里。因家庭贫困，父亲几岁时，我奶奶就因病无钱医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是靠他的嫂子，也就是我的大伯母抚养长大的。常言说：“长嫂比母”，因此父亲一生都把他的大嫂当作母亲一样敬重。
1945年，22岁的父亲就参加革命，投身抗日反蒋工作，并在1947年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调到鲁南兵工厂工作。全国解放后，他被调派到徐州利国铁矿任供应课（相当于现在的某某科）课长。并在当年和我母亲结了婚。1953年我出生后，便在利国铁矿安了家。
父亲所在的供应课外联业务多。他几乎常年出差在外，母亲没有工作又闲不住，便在矿上义务砸石子，义务到矿工食堂帮工。父亲常和母亲说：“我在矿上大小也算个干部，是干部就不能谋私利。你不是矿上的职工，义务帮工可以，但不能要报酬。”因此，母亲做啥都是义务的，从未拿过一分钱。有一次母亲在矿场帮工时机器皮带掉了下来，他上前去帮修，皮带挂上后突然运转，母亲被卷了进去差点送命。即使这样，父亲也没要矿上给的补助和报酬。母亲常常因他做事太呆板责怪他，而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母亲拿他没办法，也只得顺从他了。
1962年，父亲响应号召支援农村建设，被下派到邳县燕子埠乡任党委副书记。燕子埠地处邳县大西北偏远地区，贫穷落后，条件艰苦，母亲不愿去，就和父亲闹别扭，父亲只好一个人前去工作，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弟留在利国。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父亲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自己省吃俭用，再加上工作任务重，连累加饿，人又黑又瘦。每次回家母亲就心疼地抱怨他，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艰苦的地方，父亲总是说：“我是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啊。”父亲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当好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后来他又调到邢楼乡任副书记，母亲见他一个人在外生活无人照顾，实在太苦，又拗不过他，只得带着我们姐弟搬来邢楼。那时我已10岁，亲眼看见父亲天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几天不回家，心里总认为父亲不疼爱我和弟弟，加上母亲常数落他只顾工作不顾家，因此，在我幼小的心里，一直埋怨他不是个好爸爸。
1964年，父亲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我们全家也随着一起搬来县城。我记得很清楚，搬家时我们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全家四口人连同锅碗瓢盆和几件衣物被褥总共没装满一辆马车。我们从早晨上路一直走到下傍晚才到县城。记得走到街口新华书店时在那歇脚，我第一次见到新华书店漂亮的两层楼房，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高兴，心想，终于可以在县城里安家，过上美好的生活了。但随后的岁月，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美梦。
搬来县城后，我们被安排住进了老运河乡李口村高台子下面的机关家属宿舍。宿舍就两间筒子房。为了使内外有个隔断遮挡，父亲就用秫秸在中间夹起了一道“墙”，又在门外一侧靠墙搭起了一个半面棚当作厨房。从此，这里就成了我们的新家。没想到的是，宿舍处在低洼地段，只要一下大雨，屋内就进水而且房顶也多处漏雨，一下雨就得用大盆小盆接着。更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样的住房里，我们一住竟然住了20年。记得1972年下暴雨，屋内灌水一尺多深，能漂的家具全都漂了起来。当时父亲已调任农业局副局长，家里实在没法住了，母亲让父亲找县领导说说，能不能给换个地方住。父亲很坚定地说：“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去找领导，给组织上添麻烦。”但自己想来想去也没办法，最后他只得把我们全家安排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暂住，水退去后，又不声不响地让我们搬了回来。此时我们家里已添了妹妹和小弟，全家六口人挤在这两间房内实在太扁窄，母亲多次要求父亲向县委领导要房子，可父亲从未答应，总是说：“与老百姓相比已经很好了。”后来，我弟妹作为知青下放农村，我1977年结婚离家，父母和小弟仍一直住在这里。1983年宿舍拆迁没地方住，不少人找县领导安排住处，父亲仍然没找组织，而是自己出面借李昂家的一间房住了一年多。新房建好后，他仍然不去找领导要房，直到他调到环保局工作，才被安排住进了建委新建的60余平米的宿舍楼。在这里，父亲一直住到去世。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在工作中从不挑三拣四讲价钱、谋私利。记得刚搬到县城不久，全国开展“社教”运动，县里抽调父亲去赣榆县搞社教。母亲嫌他走得太远，劝他能不能找领导说说调近一点。父亲又搬出那句口头禅：“党员干部就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干工作哪能挑三拣四。”母亲无话可说，只得让他去。到赣榆后，由于工作繁忙劳累，加上水土不服，吃不惯当地的饭菜、虾酱，结果得了肺结核不能工作，才被组织调回修养。身体刚有好转，他又去车夫山搞社教。当时没有班车，他骑着一辆大架自行车赶几十里路去工作，由于路途远，他十天半月也不回家一趟。记得那时生活艰苦，家中吃不起好饭菜，整个秋冬季节家里顿顿用价钱便宜的萝卜做菜。有一次父亲回家，我噘着嘴抱怨说：“顿顿都炒萝卜条子菜吃，实在是吃够了。”父亲当即神情严肃地说：“你这个丫头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明天你跟我到乡下看看老百姓都吃的啥。”第二天，父亲果真骑自行车把我带到了车夫山他寄住的一个农户家中，吃饭时一看，吃的是又黑又粗的煎饼、就的是黑咸菜英子。父亲当场教育我说：“就是这样的饭菜，还有许多农户吃不起呢。”从那以后，我好像突然变得懂事了，再也不嫌弃家中的饭菜孬了。那时全家六口人都靠父亲一人工资养活，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记得我们姐弟几人从未买过一件成品衣服穿，都是母亲买较为便宜的布回家亲手剪裁缝制，一件衣服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又三年。鞋子也都是母亲用旧布糊成靠子纳成鞋底，再做上鞋帮。鞋子做好后，父亲再剪上两块旧自行车外胎，在鞋的前后头钉上掌子护住鞋底才能让我们穿。生活实在撑不下去了，母亲就到建筑工地给人家提泥包、打小工挣几个钱补贴家用。母亲时常责怪父亲不能帮她找一份稳定像样的工作。直到七几年，父亲才不得已向县领导提出了此事。当时县领导研究后打算把母亲安排到机关里做事。父亲当场反对说：“她没文化，又没工作经验，决不能进机关。”后又商量让母亲去服装厂当工人父亲才同意。母亲到服装厂后经常加班，一加班我们在家就吃不上饭。虽然又苦又累，母亲还是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只是没干几年，厂子就倒闭了。母亲下岗后，父亲再也没给她找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运河大桥兴建期间，父亲从农业局被临时抽调到建桥指挥部工作。为了抓质量、赶进度，他天天骑着自行车赶路上下班，真正是早出晚归，废寝忘食。一天，他在大桥上安排施工，一位骑放平板车的民工突然失控将他撞倒，父亲当场被撞成脑震荡连带耳膜破裂出血。抢救治疗后虽然保住了命，却从此落下了头疼和耳聋的后遗症，过后有人劝他申请评定工伤。他说:“我人没被撞死就很知足了，现在能踢能蹦能工作，评什么工伤呀！”结果就没有申请，但他却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对待子女，父亲更是严格要求，他时常教育我们，人要学得一技之长，凭本事立身处世，报效国家，不能依靠父母吃老本，要自立自强。在我们姊妹几个找工作上，他从不托关系、找门路。我高中毕业后，正值县丝绸厂招工，我凭着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进厂当工人。我爱好写字画画，参加过几次县文化馆举办的培训班。后来南艺招生，文化馆推荐我去，各项考核都通过了，南艺来函调人，当时丝绸厂的书记不让走，找借口不给我出介绍信，我想让父亲出面疏通一下关系，父亲就是不答应、不出面，结果我就没去成，失掉了一次深造的机会。我走上领导岗位后，父亲又时常在耳边敲警钟，告诫我当领导首先要做到清正廉洁、不谋私利。我也一直把父亲的教诲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一路走来，牢记父亲的教诲，严于律己、埋头工作，从不为个人的升迁晋级托关系、投门子。直到退休还是个副科级。虽然待遇不高，但我却活得磊落坦荡、知足感恩。我的弟弟妹妹们也都通过个人努力走上了自食其力的工作岗位。直到我中年后，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才真正感悟到，父亲不为儿女做嫁衣、不给儿女找门路、不为儿女谋私利的高尚品行和良苦用心。
1998年10月1日，75岁的父亲因病去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当时，父亲好多的战友同事以及县市领导都来为他送行。在追悼会上，当我听到主持人在悼词中对我父亲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时，禁不住热泪滚滚。父亲用他一生的身体力行，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严格自律、不为名利，忠诚于党，忠于人民的高风亮节，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应有的荣誉和评价。这也是父亲留给我们子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看看当今反腐惩贪查处的那些大小贪官的下场，我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可钦可敬的父亲感到由衷地欣慰和骄傲。父亲如果地下有知，也应是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