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杏树 ：刘凌

奶奶家门口，心里总会泛起一种酸溜溜甜丝丝的感觉，那是因为记忆里丁奶奶门前总立着一棵高大的杏树，每年我们都能吃到那树上的黄杏。

那是一棵歪脖前倾又努力向上发展起来的杏树，圆圆绿绿的叶片遮盖了分把地。主干不高，怕有小水桶粗罢。那杏是干壳杏，拇指肚大的果，圆圆的，红黄色，有的竟通体透红，好象没有什么汁液，熟透的掉在地上就能摔成两瓣，核很小，绝不沾肉，吃起来沙茸茸酸溜溜甜丝丝。杏熟时节，我们几个邻家小伙伴，上学前总要到杏树下绕一圈，见四下无人，互相示意一眼，就心领神会地各自退后十多米，目标杏树，一齐起跑，到得跟前，又一齐抬脚，用力猛踹树干――金黄的杏子就雨点似的“哗哗”落了一地，我们一个劲地低头猛捡，兜儿满了，手里再攥上几个，待得丁奶奶门响，我们早撒丫子跑了老远。

丁奶奶特别爱她这棵杏树，不许我们向上爬，更不许我们用脚踹，在它下边歇凉最好不要碰着树干。收杏的时候，在地上洒上一层麦草，用长竹竿顶着每一个枝儿晃动，而不是劈头盖脸地打。这棵杏树是丁大爹在解放第二年春天栽的。丁大爹当了几十年生产队长，历来是积极，吃食堂那当儿，他带头砸了自家的锅和鏊，送去炼了钢铁。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又举斧砍杏树，丁奶奶奋力去护，杏树保住了，丁奶奶左手小指却丢了半截。

很早很早以前，丁奶奶宅前就有杏树。据说那是光绪二十四年大灾荒，死了很多人，剩下的也大都逃荒走了。丁奶奶的公爹想出门找点吃的，摇摇晃晃走不了几步，就昏倒在路边，幸亏两个逃荒者路过，发现他还有气息，就把他抬到了杏树下喂牛的大石槽里，喂了几口凉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给他，猛抬头看见了满树的青杏疙瘩，就打了两兜倒在石槽中。就是这两兜青杏疙瘩救了他一命。后来老杏树死了，丁奶奶的公公又在原地栽了一棵，临解放那年冬天，国民党军在我村的东围栏驻扎，给硬锯了去叉树围子糟蹋了，丁大爹又栽了这一棵。

丁奶奶舍身护下的这棵杏村，最后却由丁奶奶亲手砍倒了，那是丁奶奶二女儿下葬的第二天。丁奶奶的二女儿巧儿，是我们村数一数二的好姑娘，要人材有人材，要活路有活路。不知什么时候她和插队的那个知青好上了。晚上，只要杏树下一响起他的口哨，她就一定偷偷溜出门去。一来二去，随着她的中部崛起，他们间的关系逐渐明朗化了，丁奶奶也差三落四地准备起喜事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位公社副主任不知看上了他哪一点，神不知鬼不觉地，他闪电般地和副主任那位同样中部崛起的千金登了记，又迅速地办好了回城手续。巧儿腆着肚子进城几次，最后一次回来的路上晕倒了，流产了。丁奶奶精心护理她半个月，巧儿能下床的那天夜里，却在门口那棵歪脖杏树上挂了布带……

又过了两年，丁奶奶说：门前杏树长了上百年，没有了到底空落落的，小日子就要有个酸甜味儿，还是栽个“念头”吧。丁奶奶栽的这棵杏树我没见过，听说，长得更高大更茂盛，结的果不多，个却大，小鸡蛋一般，青皮烂的品种，果皮还是青的，里边却早熟了，真正熟透了，果皮青白色，一包水，酸酸的，有点甜。我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会还是在那棵杏树下开的，会议结束时，丁奶奶的儿子还爬上树，砍了一大抱分责任田的界桩。以后丁奶奶家翻建楼房，宅子原想向前扩，杏树碍事。请示老奶奶，丁奶奶意思：留着。于是就留着。五年前村里搞规划种植，杂树一律伐光，门前栽银杏，院内种葡萄，它才无奈地倒下了。

现在，丁奶奶门前还有一棵茶杯口粗的杏树。那是规划种植的第二年，村支书升迁了，从四川调来的银杏苗也大部分死光了，各家院内的葡萄也没剩下几棵，丁奶奶的儿子又在原地栽了杏树。要不了几年，它又好结出那又酸又甜的黄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