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举国欢庆的1976年秋天，农村到处是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在入冬之际，邳县十余万民工浩浩荡荡开赴安徽泗县的沼沟公社，睢宁的凌城公社，泗洪县的劳改农场，宿迁的红旗公社。在这两省四县的交界处，打响了徐洪河工程的第一炮。这一年我刚好18岁，如果不去河工继续在生产队混工分，还不能拿到一个全劳动力的工分，按照生产队的传统规定，必须到大河工干一次回来，才能拿整劳动力的工分。有点像今天的成人仪式。那时河工离家又远，很多人不愿意去，队长安排我在家里收拾一天，明天一早去徐洪河工地。
和我一起去的共有7人，队伍的组成是小青年加老光棍。我们拉着平车装上搭草棚的材料，山芋萝卜又装了一车，跟着粮草辎重的队伍向目的地进发。据说这十几万人的队伍，先头在泗县干了起来，我们还在邳苍路上，200多里距离的路上，红旗招展，人流不断，灯火辉煌。我觉得能参加这样的会战，那真是摩拳擦掌，尤其是到了工地，听见机器轰鸣，炮声隆隆，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啊！
等干了起来，才知道这扒大河是老和尚吹单管，不是玩笛。三天重活干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见了人连打招呼的力气都没有，休息时没有仰看天空云卷云舒的闲情，晚上到工棚里衣服不脱，倒地铺上就进入了梦想。
最为艰苦的当数吃水，那么多民工加上当地群众，吃水只有一口井。这个村子叫潘山村，那时叫潘山大队，这井据说是潘仁美后花园的水井。此时潘家古迹荡然无存，前后潘山没有一家姓潘的人家，都说潘姓都逃往他处，没逃走的也改了姓。潘氏家族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潘仁美这个奸臣形象在舞台上被演了近千年，然而井水不差，清冽甘甜。只是吃水人多根本排不上队，那就只好饮用河水，后来河水干涸了，就饮用汪塘水。塘边鸭粪遍地，村上人也常到塘里洗尿布，对此我们全然不顾，只是民工中拉肚子的逐渐增多，带工的领导还说是不习水土。后来又有人食物中毒，在河底放炮伤了人，工地上的传说一时沸沸扬扬，说这是泗洪监狱里犯人没有干好的工程，当地老百姓说不知道犯人在这里死了多少。民工离家80多天了，有不少人想家，工程进度慢了下来。公社领导焦急万分，赶快组织开会，对民工进行洗脑，同时通知老家赶快来人问慰，一场潜伏的民工闹事风波才慢慢平息。
现在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劳动之苦，只说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早上5点起床，干到8点吃早饭，9点上工地干到12点，下午1点上去，晚上7点收工吃晚饭，是两头不见太阳。一天平均每人要挖土3方，运距150米，通过斜坡爬高14米。我们生产队没有任何机械，全凭铁锨，爪勾，平车，抬筐。劳动强度可见艰难！就是这样的劳动量我整整干了一个冬季90多天！这期间我只理了一次发，洗过一次澡，几件衣服的肩头，裤子的膝盖部位都磨透了，身上满是虱子，双手像松树皮一样开裂且布满了条条血口子，我想当年劳改犯也不过如此吧！今天想来觉得这事有点不可思议，那样的艰苦环境，那样的劳动强度，怎么没有一个逃跑的呢，是什么力量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呢？
在我心灵深处最为抹不掉的是，在那次徐洪河工地上，和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当时县委书记孔宪太的儿子孔健。他是当时在邳城下乡的知识青年，带着一个生产队的9个民工，和我们工地临边。休息时和我们一起抽烟晒太阳，开始时还风趣幽默的说些市井新闻，后来也就沉默寡言了。我记得他那时穿的是军用棉袄，肩上露出了棉花，头发几寸长如乱稻草一般，每天早上他比我们起的还早，刷牙以后喊弟兄们起来。晚上和我一起点火放炮，那时点火危险很大，他们结过婚的人都不愿意去做，我和孔健都是一个人点几个雷管，从来不知道害怕。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一次与我一起在徐洪河工地上的人，还有几人可以清晰的记得？与我一起并肩战斗的孔健同志在哪里呢？
往事如烟。在岁月的河流中我每忆此事，总是泪眼婆娑。而今我咀嚼和反刍这断经历，没有丝毫的埋怨，相反还要感谢那样的环境。那样的艰苦岁月必定磨练了一个青年人的意志，并将坚韧注入了脊梁，使我在今后的人生路上所受的种种不平和委屈都能一笑了之。真要感谢生产队的传统规定，那一次徐洪河工地的经历，使我真正的长了见识，也能完成了精神的成长，并为我成为一个正式的农民，拿到了合格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