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上个世纪“人民公社”时期，我们生产队里的几个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栩栩然跃跃然。
一、小脚“队长”
人民公社刚开始时，由于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刮共产风浮夸风，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但是，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生产队的老百姓还是不怪天不怨人，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大家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相互之间团结友爱，亲密相处，社会十分和谐安定。今天想来，那个时期人的思想的确很单纯，觉悟前所未有，非常珍贵和难得。
1957年，我们生产队刚成立时有30多户人家150多口人。生产队长是宋振夫。按照辈分，我叫他“大爷”。不知什么原因，大爷的一只脚非常非常小，像旧时农村妇女裹着的小脚。因此，外号叫“小脚”。大爷虽然脚小，走路点着腿，但走起路来却很快。个头虽然不高，眼睛却很大，看上去很有精神。他的嘴里整天叼着一杆烟袋。烟杆虽然没有别人的那样长，但是烟袋却比别人的大。不抽的时候他就别在腰间，烟袋在屁股上摇来晃去。平时，有的队长动不动就睁眼骂人，但是他却只睁眼不骂人，只生气不发火，因为他有一杆烟袋。每每遇到烦心的事情时，他就掏出烟袋坐在那里一袋一袋的抽，直到消气时才坐起来。这杆烟袋帮了他很多忙，一直陪着他，须臾未曾离开。他在我们生产队当了近20年的队长，赢得了全队老少爷们的信任和支持。
生产队长是农村最基层的小官。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个官职再小的了。但是要把队长当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只干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最多的也就是三年五载。大爷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是公道、正派、无私和以身作则。
生产队的地是集体的，地里的活是公家的。因此，有的人下地干活就不是那么积极。队长往往要围着村子喊好多遍才行，即使到了地里有时也磨磨蹭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天早上，他就先把自己家里的人喊起来先走，然后再去喊别的人。到了地里别人不干他先干。不像别的队长，别人在田里干，他在田头站，指手画脚。要是遇到脏活、累活、苦活，他更是积极带头。有一年冬天扒汪泥，大伙都嫌冷不愿下去，蹲在岸上抽烟拉呱。他到了以后什么也没说，卷起裤腿拿起铁锨就下到泥里。干着干着连小棉袄也脱了，脸上直冒汗。大伙见了都纷纷跳了下去。
大爷是出名的种地能手，庄稼活样样精通。哪块地适合种什么，什么时间种，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生产队里的地有一大半是盐碱地，加上低洼，粮食产量一直很低。要是遇到大水便颗粒无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要靠上级救济和吃野菜树叶子充饥。大爷非常着急，常常夜不能寐。1962年，他利用冬闲的时间，组织大伙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把所有低洼的地都改造成台田种山芋。这一招果然很灵。到了秋天，山芋大丰收，个头长的特别大，味道又甜又面，家家户户都分了很多，院子里堆成了小山。夜里大家都忙着切山芋，田野里到处都晒上了白花花的山芋干子。不仅藏了满窖子鲜山芋，屋里也堆满了山芋干子，解决了一冬天和来年春天的吃饭问题。肚子吃饱了，人人都有了笑容。
公平公道难，无私无畏更难。大爷就是一个公平公道和无私无畏的人。生产队里的一根草、一粒粮他都没沾过，更别说贪腐。平时，队里分东西，有时按人口，有时按工分。在分配顺序上采取抓阄的办法，公开透明，不管是谁都一视同仁。没有特殊，没有厚薄。夏天，每当小麦打完进仓，晚上离开时，他当着大伙的面叫来管印的，把粮折里的小麦整平，然后盖上许多木印。锁好门后，把钥匙分别交给三个人保管。等到需要动的时候，再把大伙叫来验印。他生怕别人不放心，多少年一直坚持这么做。其实，大伙心里都有一杆称。因为他的家里大人小孩吃的喝得穿的都不比别人强，有时甚至比别人还差。仅凭这一点，大家就对他非常服气和敬佩。
大爷很会使用人，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常常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分配任务。凡是体力壮的干重活，体力弱的干轻活，人尽其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当时，我们学生放暑假后，他就安排我带着他们薅草、打农药。我最喜欢的是给棉花打农药。当时我已是初中生，能看懂说明书，知道怎么配药，怎么用药。背着喷雾器觉得很神气，在棉花地里一打就是一上午也不觉得累。打完后，我们就脱个精光，一头钻到大汪里，洗个痛快，非常惬意。我们最不爱干的就是到高粱地里打秫叶。七、八月份，正值酷暑季节。特别是高粱地里，密不透风，更热更闷，常常热得喘不过气来。有时，我们干脆脱得光光的，一丝不挂。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干一阵歇一阵，不断地跑到地头小河沟里喝水洗澡。队长见了不但不批评，还表扬我们。我们干得就更起劲了。
大爷还是一个热心肠。他把生产队看成是一家人。不管谁家的事他都管。大到个人婚事，小到油盐酱醋柴，他都得考虑。当时，我们村有几个大龄青年因为家里穷，说不到媳妇，他就召集几个能说会道的女同志商量，鼓励她们回娘家说媒。并答应说成了给奖励。果然，这几个人很快都娶上了媳妇，干起活来劲头更足了。我们村有一户人家不会过日子，有时撑死有时饿死，到处借的都是债。为此，他就采取办法控制他。分粮食时不一次给他，分期分批的给，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家不断顿。平时要是谁家婆媳之间、弟兄之间闹点小矛盾，只要他去很快就能解决。大家在一起同劳动同甘苦同欢乐，相扶相助，从不斤斤计较，相互攀比，相处十分融洽。
“文革”结束那年，大爷因病突然去世。每天清晨，村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高亢嘹亮的喊声，再也看不见他叼着烟袋在村里奔波忙碌的身影。大家很不习惯，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
2、“大力神”
“大力神”名叫宋友明。是我的近门二老爷。二老爷的命非常苦。解放前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陇，靠要饭为生。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和两个妹妹靠母亲要饭养大。解放后，家里分了土地，盖了两间又小又矮的茅草房子，一家人才安定下来。从小他的一只眼患了眼疾，由于没钱医治瞎了，只有一只眼能看见东西。由于又穷又瞎，一辈子没有找到老婆。后来两个妹妹先后出嫁，他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
别看他只有一只眼，但是身体非常强壮，力气非常大。虽然不能象鲁智深那样倒拔白杨柳，但他的力气大却非常出名，连公社的干部都知道。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如鱼得水，高兴的不得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两个人抬不起的东西他一个人抱起来就走，人家挑100斤，他挑200斤。人家越是夸他，他干的就越欢，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他的力气就更大，常常让人目瞪口呆。麦收的时候，队长安排他赶大车，到地里拉麦子。他赶车的技术非常好，牛很听他使唤。车子想拉到哪儿就能停到哪儿，拉的又多又稳。但这还不是他的强项。队长主要是想让他装麦子。每当大伙把车子上的麦子堆高后，别人都装不上去了，他开始“发疯了”，抓起麦个子一口气就能扔上去十几个，站在车上装车的人应接不暇，连喊慢点慢点。但越是喊慢点他就扔的越起劲，直到不能再装了他才停下。
白天小麦在场上打好后，晚上要转到场屋里，运小麦的工具就是我们当地用柳条编的“笎子”，一“笎子”能装80多斤，劲小的两个人抬，劲大的一个人扛。而他确能一手拎一个。特别是到了晒小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雷阵雨，每当这时，全队的男女老少就一拥而上抢粮食。这更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一手拎一个健步如飞。大家都给他鼓掌。有个妇女还跟他开玩笑说：“快点快点，扛完我给你说媳妇。”
二老爷力气大能干活，但吃得也特别多。1958年生产队吃食堂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放开肚皮吃饱饭。这时期也是二老爷最高兴最得意的日子。到了开饭的时候，大伙排队打饭。别人拿的是小磁碗，他拿的是小瓦盆。一瓦盆能装好几碗。打饭的怕他吃不完浪费没给他打满，他不愿意，非要人给他盛满。打饭的说：“你要是吃不完我往你肚子里灌。”过一会，当别人吃完来打第二碗时，他也来了。打饭的不相信，说：“你就在这锅边吃，吃完再盛。”打饭的看着他吃，果真他又喝了一盆。做饭的几个妇女都笑死了，说他比猪还能吃。队长说：“猪只能吃不能干，他能吃能干，我们队里要是多有几个这样的就好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每年冬闲时，就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青壮年到外地扒大河，妇女和老人在当地扒小河，场面非常壮观。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大伙肩挑杠抬，飞来跑去，劳动热情非常高涨。现在农村的水利工程基本还是保持那时的格局，没有多少变化。我二老爷就最喜欢到外地扒大河。因为那里管吃管住。
扒大河是二老爷展示自已的最好舞台。每一次都能评上先进，得到公社奖励。他在公社出名就是扒河扒的。1965年冬天扒徐洪河时，他第一个报了名。工地离家十多里，吃住在工地。他带着一床棉被和他的“宝贝”小瓦盆就去了。每一次只要有他去，带工的心里就踏实多了。因为公社是按照生产队为单位分配任务，天天考核，落后就要批评。当时生产队里只有5辆平板车。其中当然有他一辆。别人拉车需要有人帮，两三个人拉一车。而他却不要别人帮，一个人拉还轻来跑去，拉的都比别人多。他不但力气大而且手还非常巧。每当车子、抽水机坏了他还能卸下来修理。
有一次垄沟塌方，泥土把抽水机的管子堵上，无法排水。垄沟里很快积满了水，有半人多深。数九寒天，水里结着厚厚的冰。水不排掉就无法施工，几十口人都在那里清闲着，村队干部急的团团转。这时，二老爷上前说：“你们给我打半斤散酒，我下去挖泥。”大队干部赶紧派人到集市打来一斤散酒。他把酒倒在碗里，一口气喝完，迅速脱下棉袄，卷起裤子就跳到水里。他用铁锨一口气把管口周围的泥都掏了上来。等他上来，脸冻得铁青，浑身打颤，带工的赶紧让他到被窝里暖暖。他说：“不用，拉几车土就暖和了。”
工程完工后，他又一次评上先进，而且是县里的。他参加了县里召开的表彰大会，得了一张奖状和一个搪瓷脸盆。回到家里，他把奖状贴在后墙上，把带着梅花的搪瓷脸盆放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
二老爷非常孝顺，是一个大孝子。对老母亲照顾得非常周到，一直活到90多岁。平时吃饭，他都是先紧母亲吃。等母亲吃饱了他才吃。冬天，他经常到外地扒河。碰上路远的，他就隔三差五的利用晚上回来看看老母亲，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就赶回去。有时他向干部请假，干部就开玩笑说：“人家有媳妇的回家看看，你又没有媳妇去家干嘛。”他说：“俺没有媳妇俺有娘。”有一次，工地食堂蒸山芋吃，他觉得非常好吃，悄悄将一块山芋揣入怀里，夜里摸黑赶回家，把山芋交给母亲。母亲流着泪心疼地说：“你干一天活那么累，还想着我，以后不准回来。”
二老爷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不但力气大，手也巧。不管谁家建房子、修房子、红白喜事他都不请自去。那时农村建房子需要拉很多泥土，是重活，他不嫌累不嫌脏，干活很卖力，一个人能顶几个人用。因此，大家都非常喜欢请他帮忙干活。他常说：“留劲干什么，又不能当钱花。”不管是公家活还是私人活，他都是一样卖力。我们队里几乎所有人家的活他都干过，谁家的饭他都吃过。大家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大家。
二老爷50多岁时，另一只眼也渐渐看不见东西。我父亲带他到县城，分别到县医院和中医院检查治疗，虽然吃了很多药，也没能治好。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加上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乡亲们没有忘记他的贡献和恩德。轮流照顾他，没有让他受一天罪。
2008年春天，二老爷离开人世。全村的人都为他送行。还专门为他修了墓。逢年过节，他的墓前总是有人烧纸。我也从未拉下一次。
3、“女汉子”
“女汉子”没有名字，只知道她丈夫姓聂。我们队里就她一家姓聂。按照老亲关系，我叫她表奶。表奶长的白白胖胖，个头不高，敦敦实实。她性格豪爽，好说好笑，胆大泼辣。他的丈夫是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性格和她相反，见人就笑，说话轻声细语，胆小怕事，从不得罪人。外号“老好人”。而表奶却有三好：好开玩笑，好管闲事，好出“风头”。
我们最喜欢和她在一起干活。她到那里那里就有欢乐。一边干活一边说笑，不枯燥不觉累。不知不觉活就干完了。有一年夏天，在麦场上打小麦，刚打完一场，大伙在一起休息。这次不是别人先挑衅她，而是她先鼓捣别人。一个劳力坐在那里聚精会神的抽烟，她捧起一把麦糠悄悄从后边放到人家脖子里，搞得人家浑身刺挠挠的。这时，几个喊她表婶子的劳力一拥而上，迅速把她按在地上，有的解她的裤腰带，有的赶紧用木锨铲起麦糠往她的裤子里放。她急在地上滚来滚去，越滚越刺挠，一边滚一边骂。等她站起来，麦糠从她的裤腿里不断往下撒，越蹦撒的越多，大家越看越想笑，一直笑到肚子疼还想笑。
闹归闹，笑归笑。可她办起正事那可是非常认真。她热爱集体，对集体一心不二。那时干活全凭自觉，队长也不能一天到晚在那里看着。干活时，特别是天热的时候，有个别小青年躲懒，经常跑到树荫下乘凉。有一次，一个好躲懒的人躲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她再也憋不住，就说他几句。这个人很不高兴地说：“你管天管地，你还管拉屎放屁吗？”表奶本着脸说：“我管不了天也管不了地，单管那个拉滑屎的。大家要都像你这样，吃什么吃，拉什么拉，连喝西北风也喝不到。”说的那个人闭口无言。从此大家叫她“二队长”，只要她在就没有敢躲滑的。
1958年，生产队吃食堂。秋天，山芋下来时，在大锅里煮山芋吃。吃饭时，有的人乱吃乱扔，满地扔的都是熟山芋。表奶看了非常生气。见到学生扔时，她就批评说：“你老师是怎么教你们的，浪费可耻，以后不能乱扔。”见到大人扔，她就说：“你才吃几天饱饭就洋眼了，讨饭碗才丢几天，这样下去还得要饭。”在她的监督下，浪费才有了迅速好转。
1959年是搞浮夸搞形式刮共产风最严重的一年。当时公社号召“拉夜战”。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组织男女老少夜间下地干活。大队在我们生产队搞试点。要求在干活的时候，还要不断呼口号，以振奋精神，显示劳动场面热烈。队长本来想安排一个中学生带着呼。表奶说：“小孩能呼什么，我来带着呼。”队长说：“你又不识字能行吗？”“我呼给你听试试。”说着说着就呼了起来。她的嗓门确实非常高，呼的非常好，大队干部很满意。一次，夜里组织沤绿肥。大队通知说，今夜公社要来检查。让我们队准备好。“拉夜战”其实就是搞形式、摆样子，没有真干的，检查的一走就散了。队长提前安排一个人在村口望风，什么时候来，让他跑来通知。大伙都在那里聊天等着。为了保险起见，队长又安排练了几遍。等到半夜，几个公社干部骑着自行车来了，大伙迅速拿起工具开始干活。这时，表奶也攒足了劲，举起胳膊，带头呼了起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万岁！”把“公社”两个字丢掉了。当时她吓坏了，羞得不敢抬头。队长当着公社干部的面批评她，公社干部笑笑说：“也不算大错，下次注意就行了。”这时，表奶大着胆子跟公社的干部解释说：“平时我呼的都对，今天一紧张就呼错了。”说着说着就举起胳膊重新高呼“人民公社万岁！”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从那以后，平时好跟她开玩笑的人见了她就喊“人民万岁。”她也总是边笑边骂“你娘个×”。
“王罗锅”
王罗锅名叫王宜中，是我们生产队喂牛的。由于他长期跪在地上弯腰铡草，在水里弯腰淘草，所以，他的背很早就累驼了。而且弯曲的非常厉害，比“刘罗锅”还罗锅。按照老亲关系，我该叫他表大。表大也是个苦命人。解放前家里非常穷。由于营养不良，长的又黑又矮又瘦。平时沉默寡言，老实巴交。直到30多岁才和一个四川要饭的女子结婚。从成立生产队那天起，他就开始喂牛，一直喂到“大包干”。
要喂好牛，最难得的是准时。特别是夏天农忙季节，天一亮牛就要下地干活。为了赶在下地前喂好，每天鸡一鸣他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是全队起得最早的一个。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也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他都准时准点把牛喂好。决不能让牛空着肚子下地。“文革”十年动乱，有一段时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连农村也受到严重影响。人们象疯了一样到处串联，全国各地到处乱跑，一天到晚造反闹革命，全国秩序大乱。就在这种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下，他也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别人能到处乱跑，他不能，生产队的十几头耕牛在那里张着嘴等他喂。他仍然和往常一样铡草淘草，准时喂养。你造你的反，我喂我的牛，一直坚守在牛的身边，从未缺过一顿。几十年，他一直就在那里默默地铡草、淘草、喂牛、清理牛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容易吗，不容易；平凡吗，不平凡。一般的人就很难做到。
别看他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做起事来却非常仔细，干什么都一丝不苟。不但能准时喂牛，而且非常注意卫生。夏天他喜欢在汪塘边的树荫下铡草。别人在上面用力铡，他抱着草跪在地上不断往铡口里续。铡一刀续一次，很有节奏，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别看这活简单，稍不留神就会出事。等把草全部铡完后，他就趟到水里反复清洗。特别是青草根部的泥土不容易洗掉，他就用手一点一点搓，什么时候洗清水了才罢休。从不马马虎虎。这事虽然没人在跟前检查监督，但靠的是良心和自觉。他一直就是这么干，没有眼睛盯着他。所以，我们生产队的牛个个膘肥体壮，很少生病。
牛屋里的卫生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夏天，牛屎和牛尿需要及时清理。否则，屋子里很难进去人。干这活又脏又累，一般人都不愿意干。我们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牛屋里清理打扫。然后又一粪箕一粪箕的躬着老腰往外背。也许他的驼背与干这重活有关。由于他经常打扫，所以牛屋里一点味道都没有。每到冬天的夜晚，生产队的男人们就自觉聚到那里。一边烤着火，一边围在火堆旁抽烟侃大山。
为了更方便照顾牛，经队长同意，他把家从老宅子上搬了出来。紧挨生产队的牛屋盖了两间草房，日夜守在牛的身边。有一年夏天，一头黄牛的眼睛发炎，招来很多绿头苍蝇趴在上面。他不嫌脏，端来一盆清水，里面放上食用盐，用毛巾反复清洗。洗好后，他就蹲在牛的身边，不停地给牛拍打着苍蝇。
母牛生犊子是他最快乐的事。每当这时，他就高兴地日夜守在牛的身边，寸步不离，生怕出了差错。最苦的是碰上冬天生犊子。天寒夜长。要是碰上难产的，他就更苦了。夜里连眼都不能眨一下。有一次，一头牛从头天傍晚就开始要生，一直到第二天吃早饭时还未生下来。他急的团团转，不是因为自己一夜未睡，而是担心牛的安全。好在他经验丰富，及时大胆地把手伸进去将小牛的腿拉出来，才保证了“母女”平安。对“月子”里的母牛，他照顾的无微不至，经常用拐磨磨豆浆给母牛喝。比照顾她“月子”里的老婆还细。每逢这时，有人就跟他开玩笑说：“德中，又添了一口。”他听了也就笑笑，什么也不说。
生产队里的每一头牛，都是他的命根子。几十年朝夕相处，感情特别深厚。对它们的年龄、脾气和身体状况都了如指掌。有一年夏季农忙时，一头老牛由于年岁大了，一连几天吃的都特别少。下地时，他跟耕地的再三交代说：“这头牛给咱出了一辈子力，现在老了，没有力气了，这几天吃的也特别少，耕地时勤歇歇，不要再用鞭子抽打了。”到了中午，他不放心，就到地里看看。这时，耕地的正一鞭接着一鞭的抽打。老牛气喘吁吁的趴在地里爬不起来。看到这一幕，他心疼极了，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的他竟然跑上前去和耕地的大吵起来。耕地的骂他：“牛是你爹，你护着它。”他气得什么也没说，把牛从套子上迅速卸下来，牵着就往回走。回到牛屋，他端来一盆凉水轻轻放到牛的面前。牛通人性，不吃也不喝，两眼直瞪瞪的望着他，不一会，两眼竟溢满了泪水。表大看了心疼的抱着牛头，眼泪也直往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