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邳州文史资料，最让阅读者眼球为之一亮的是“邳州文化底蕴厚重”之类的赞叹之句。底蕴者，乃事物之内容、内在、内涵也；厚重者，乃沉淀物之深、之多、之丰也。对于初识邳之历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玄学”，是张扬炫耀之辞；然而，只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潜下心来畅游一番，就不难发现邳州历史文化早在六千多年前就融汇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之中。它不仅像长江之水——源远流长，而且像参天大树——根深叶茂，用“底蕴厚重”形容邳文化源之渊远、内涵之丰厚实不为过。
文化，乃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文明，犹言文化也；至于文学的原始概念当与文化、文明两概念的内涵等同。关于这，鲁迅先生说得十分明白：“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不想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弄清以上几个概念，我们就可以共同来探讨邳州的文化（文明）之源了。
目前，人类探讨历史（文化）之源的依据是古代遗址出土文物的整理与鉴定。那么，迄今为止中华大地上发现哪些文化遗址呢？
根据史料记载，迄今为止我国已发掘历史文化遗址十多处：最早期发掘的是北京西南48公里处的周口店遗址，它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遗址处出土的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化石、打制石器和用火遗迹等材料，证明了一百七十万年前我国已有人类居住；接着发掘的是河南仰韶文化遗址、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山东宁阳堡头村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山东章丘龙山镇的龙山文化遗址、江苏淮安的青莲岗文化遗址、甘肃和政齐家坪的齐家文化遗址、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湖北京山的屈家岭文化遗址、浙江余杭的良渚文化遗址、辽宁赤峰的红山文化遗址、江苏新沂西南马陵山区的花厅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皆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和山东宁阳堡头村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最早期遗址，经碳——14测定：仰韶文化约为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些。
现在，我们该回过头来寻找邳州文化之源（底蕴）了。邳州古代的文化遗址在哪里？它出土的文物在所有中国出土的文物中占着怎样的位置？
1960年至1976年，江苏省南京博物院与邳州市（是时为县）文化局先后对邳州市四户镇大墩子文化遗址和戴庄乡刘林文化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遗址中遗存的新石器时期不同文化层的文物，震惊中外，让世人瞠目结舌、刮目相看。尤其是彩陶器皿，堪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独有的艺术珍品。《江苏彩陶》（南京博物馆编）一书的前言中说：“以大墩子遗址出土的彩陶，数量最丰富，彩绘图案最绚丽，器形种类之多样，构图之精美，艺术风格之独特，同仰韶文化的彩陶一样，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艺术品之一。”大墩子、刘林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出土彩陶70余件，《江苏彩陶》一书共收入66张彩陶器物图版，邳州彩陶竟占52张。足见邳州彩陶在江苏彩陶文化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文化（文明）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地区的文明是一个地区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和试金石。邳州大墩子、刘林两处遗址的发掘，打破了“邳州为东海之滨冲积陆地，历史上无文化之源，它的文化充其量只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子支流”的无稽之谈；邳州大墩子、刘林两处文化遗址的发掘将邳州历史推演到了公元前六至七千年，它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它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争相比美，翡翠连珠。
邳州大墩子、刘林两处文化遗址出土的先人遗物很多，要想从这些遗物中梳理出邳州先人智慧的大脉络，实属不易。在这里，我们就其影响深远的邳州彩陶文化稍加阐述，和大家一起品评古老智慧的魅力与博大。
邳州大墩子和刘林出土的彩陶多为泥质红陶，质地细腻纯净，均为手工制作。它造型美观，工艺精湛：器表打磨光滑，大多着一层白衣或红衣。彩绘多为复色 ，即几种不同的彩色同时并用，组成一幅幅花纹图案，通常是在白衣上用红、白、紫、褐、黑等几种色彩，描绘多种花纹图案。因此，花纹图案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器形种类繁多，除了炊具外，各类不同用途的器物大都具备，钵、碗、盆、三足觚形杯、鼎、鬹形器、罐、盉、壶、缸形器、背水壶等，足以说明邳州先民当时对彩陶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邳州彩陶花纹图案变化多样，充分体现了邳州先人的无穷智慧。邳州大墩子、刘林出土的彩陶，花纹图案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为带纹图案，包括宽带纹、窄带纹、条带纹。这些纹饰一般装饰在圈足碗、盉、鼎、三足觚等器形上。具体做法是，先在陶器表面着一层白衣或红衣，或深红衣，然后绘彩。通常白衣者绘红带，红衣者绘褐色、黑色或白色彩带，深红衣者绘黑色彩带。彩带多绘于器皿的口沿、圈足等部位。纹样简单而素净 ，通过彩带与陶衣的色泽对比而取得鲜明的装饰效果。
二类是植物花纹图案。其纹样有两种：一种由圆点、勾叶、弧边、三角形、线条等组成的叶纹连续图案；另一种是由花瓣纹、圆点线条、弧边三角形组成的花朵连续图案。这是一种概括性的工艺美术图案，主要装饰在钵、盆及个别罐、壶等器形上。其彩绘技法是，一般先在器表绘彩部位着一层白衣作底色，然后用红、褐两色彩绘勾叶纹图案或花朵纹图案案，画面连续交错，线条舒展，构图复杂有致，灵活而统一，取得良好的装饰效果。在一些彩陶盆的口沿上，也常以白衣为底，用红、褐、黑彩描绘相对半月纹图案，有效地加重了装饰气氛，但又不感觉繁缛。
另一类为纺织纹图案。有曲折线条纹、连栅纹、回纹、席纹、网 等。这类纹样多装饰在钵、盆、壶、罐等器物上。其彩绘方法，即先在器表着一层红衣，再用黑彩描绘花纹图案，或在器表着一层红衣后，在再需要绘彩的部位饰一周或两周褐色或黑色的宽彩带，而后又在宽彩带上用白彩绘制花纹图案，如曲折线条纹图案、连栅纹与禾束纹图案；也有用红色和黑色绘出两种形状相同的彩带，彩带之间又用彩线条勾勒，再在黑彩带上用白彩描绘回纹连续图案。这种通过加强底色及色衬以烘托、突出主要花纹图案的新技法，是邳州大墩子彩绘技法的一个新发展，是大墩子彩陶一个独具匠心的特色；而曲折线条纹、连栅纹、禾束纹、回纹等花纹图案，都是邳州大墩子先民独创的图案纹样，为其它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彩陶所不曾见。
还有一种八角星图案，常绘于彩陶盆上。具体做法是，先在陶盆的腹部饰红衣为底，周围绘有七个八角星。八角星应是植物花的变形与抽象，这是农业氏族喜爱的庄家之花。八角星连续下去，说明庄家之花越开越繁茂……八角星的周边用黑彩勾勒轮廓，中央为一方孔，两侧各有两道白彩竖粗线纹，腹下有一周白色弦纹，口缘饰白衣做底，绘红、绛紫间隔彩线，又绘弧线三角纹、线条纹、圆点纹。图案别出心裁，给人以富丽堂皇的感觉。这是彩陶中罕见的新颖纹样。除此， 邳州大墩子、刘林遗址中还发现一些彩陶片，上绘太阳纹、空心短柱纹，无不精湛绝纶、巧夺天工。
邳州大墩子、刘林遗址彩陶的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期考古研究中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收获。它的发现，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同中原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我国新石器时期文化的整体。
为了辩证这一观点的正确，考古学者将邳州大墩子、刘林两处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皿与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的彩陶作了认真地对比研究。他们发现，邳州彩陶与仰韶彩陶之间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如仰韶彩陶中以钵和盆的数量最多，花纹图案最繁复；邳州彩陶同样也以钵和盆的数量为先，且纹样最精美。邳州大墩子彩陶常见的敛口、宽肩、折腹的小平底钵，以及折腹盆的形制与仰韶彩陶基本相同；大墩子晚期彩陶中纹饰简单，平行线条纹的侈沿、大口、直腹罐和仰韶文化晚期的同类彩陶的器形、纹样几乎完全相同。两地彩陶造型、绘彩方面的诸多相似，清楚地说明邳州大墩子彩陶与仰韶彩陶具有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特点。
在花纹图案设计方面，邳州彩陶纹样中的植物花纹图案同仰韶文化固有的传统性花纹图案相同，且使用极为广泛，并同自己的花纹图样相结合，成为大墩子彩陶花纹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墩子彩陶图案在陶器上的部位同仰韶文化彩陶图案在陶器上的部位又都相同，彩绘都饰于陶器的口沿与肩腹部。这说明两地使用彩陶的人正处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他们的生活条件基本相同，在彩陶制作上相互影响、相互借鉴。
另外，在彩绘图案使用的色彩方面，邳州彩陶除了使用单彩外，还创造了多色并用的彩绘方法，因此彩绘图案的色彩大多鲜艳明快；而仰韶文化彩陶普遍使用红色或黑色单彩，晚期也有多色彩的出现，这说明仰韶彩陶深受邳州大墩子、刘林彩陶的影响，吸收了邳州彩陶用色的技艺。因为大墩子、刘林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在时间上处于大体相同的时期，地域又相距不远，且无高山大河阻隔，具备彼此交流、相互学习的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邳州彩陶文化和仰韶彩陶文化堪称中国新石器时期原始文化的连珠瑰宝，但尚不可以说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因为从古香、古色和年代久远方面，北京周口店遗址出土的猿人化石、打制石器和用火遗迹才是最久远的中华文明标志；文明是从物质开始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专家所认定的中国古文化之源，但不是唯一之源。我们之所以说它不是我国古文化的唯一之源，是因为自从有了文字，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史前文明的挖掘与探索。邳州今天没有挖掘出170万年前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不等于明天、后天，或永远寻找不到我国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这犹如物质的存在，不在阳光灿烂的地上，也许就在热流滚动的地下。
邳州——这块中华版图上的弹丸之地，居然有如此厚重的文化底蕴！生息在这里的英雄儿女们，让我们携起手、潜下心，共同探讨、解读邳州这部文化宝典的深邃与厚重，共同分享邳州这抔土上五彩纷呈、回味悠长的文化大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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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文化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