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国人从上到下，几乎都有确信，在我们身边，隐藏着数不清的特务，他们或刺探情报，或杀人、放火、投毒、搞破坏，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全国人民，无论老幼，始终把反特之弦绷得紧紧的。
上小学时，一次与妹妹在路边发现了五分钱硬币，我们立即意识到，这是特务扔下浸了毒的钱，以毒害革命事业接班人，尽管五分钱当时可以买二支铅笔或五颗糖，但受党教育多年的红小兵决不上当。为了避免意志不坚决的小朋友受害，我们用脚将硬币踢进路边的水沟里，使特务的阴谋彻底破产，我们很为自己的革命警惕性自豪。
如此保持革命警惕性的并非只有我们这些小学生，大人们也是如此。1978年前后台湾当局经常用气球飘来反动传单，有时还会撒下给“大陆同胞”的慰问品——包装精美的饼干，拣到者不少，尽管当时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没一个敢吃，大都连传单一起交到公社，所以说台湾当局的这一举动在眼睛雪亮的群众面前显得十分愚蠢。
上初一时，小镇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怪人，就像现在经常见到流落街头的弱智人或精神病人。不久大街小巷都在传说这是一个特务，发报机装在牙里，破口袋里装着照相机及侦察到的情报。不久这个怪人从镇上消失，有人说是潜逃了，有人说亲眼看到被公安局开着吉普车抓走了。
我们还听说过县里破获了一个特务集团，某公社某大队的一个村庄，全庄青壮年几乎都是特务，组织严密，上下级分明，特务暗号是在堂屋门口挂一串干眉豆。有一家还没被发展，看人家都挂，他也在门口挂了一串，当晚就有人送钱来，并安排任务，这人嘴不严实，泄了密，由此一起特务集团案告破。人们恍然大悟，怪不得这庄男人很少在家，全庄人都这么富裕（九十年代后我才明白此庄乃邳州早期劳务输出发祥地），原来是干特务的勾当！
我实初中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与我关系特别好，自毕业便没见过面，后来听说他不幸得了精神病。去年夏天我偶然与他相遇，他急步走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老同学，有二十年没见面了！”一点不错。“咱们同学中，就你混得好了。”思路清晰，语音通畅，我怀疑传言的真实性了。可是，接下来：“你到咱公社来，可得小心，特别小孩要看好，王某某（村支书）是特务，他家的地道里有无声手枪，有脚镣手铐，五毒针，见到机灵的小孩抓去，带到地道里打毒针，以后就成了受他控制的特务了。”我一阵悲哀，为同学，也为国人的过去，退回二十年，谁会认为他说的是疯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