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亮先生（前）在邳州政协大会主席台上
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每到父亲的祭日总想写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写起，那种忐忑和悸动总会伴随着对父亲的浓浓思念，直到近日整理他的作品时才将断续而将破碎的流年勾联起来。
对父亲的记忆是从196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开始的。那年我不满6岁，早晨天刚亮，一阵敲门声和吵杂的叫喊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偷偷地将被子掀开一条缝，从缝隙里我看见有十多个带着红袖章的青年手里拿着纸糊的比我还高的尖尖花帽子和写着字的大木牌子，挤站在我家不足10平方米的饭厅空间里；其中还有几个十二、三岁并经常到我们家玩的哥哥同学。奶奶坐在床上一脸茫然地看着，母亲抱着弟弟，姐姐拉着母亲的衣角像只惊恐的羔羊挤躲在母亲身后，哥哥紧咬着嘴唇呆呆地站在床边。母亲低声哀求说：“同学们，让他吃点饭再同你们走行吗？”他们毫不理会，将高高的帽子按在父亲头上，铁丝穿着的木牌挂在父亲的脖子上，然后用一根指头粗细的绳又套在脖子上；一个人牵着，几个人在后面推搡着，还有几个抱着从家里翻到的书跟在后面。从那天起奶奶再也没有下过床。以后一段日子每天都会看到他们敲着锣牵着父亲在我家旁边经过，每到这时我同哥哥、姐姐都会躲在家中静静地等他们过去很久才敢怯怯的出门。
时光象似被寒冷的北风冻缩似的在慢慢地爬行，全家人都在煎熬着，兄妹间没有争吵，更没有嬉笑和打闹，父亲被带走后很久我们都没有见到他。一天晚上，睡梦中的我被一滴凉凉的水滴惊醒，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父亲抹着泪从我和哥哥的床前走向奶奶床边，那是我见到父亲第一次流泪。
奶奶坐在床上，扳过父亲的头抚摸着父亲的脖子问：“打的重吗？”父亲说：“不重，骨头没伤着，只是有点皮外伤，您也看到了，不用担心！”父亲是当天晚上走的还是第二天早晨走的，我睡着了，就不知道了。自那以后直至腊月二十九晚上才见到父亲。父亲比以前消瘦了许多，背微微有点驼，但精神不错，说话时常常带着苦涩而慈祥的笑。那几天一连下着雪，母亲将炉子引了起来，炉子在奶奶床边，父亲坐在炉旁一边烤着猪头，一边同奶奶说着话。奶奶靠在被子上，身体愈来愈弱，但见到父亲精神明显比以往好了许多。听父亲说，这个猪头是父亲下放在张楼小匽村劳动的那家房东帮买得，房东是生产队长，全家对父亲都很好，而且公社发挥父亲特长，让他帮助公社组建宣传队，这样他就不用下地干农活了！清静温暖的小屋被满天的飞雪包裹的严严实实，我们每天依偎在父亲身旁听他给我们讲“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这种宁静温心的日子偷偷地持续到正月初二的早上，父亲离开家门。
初三雪霁，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打雪仗，哥哥带着我和姐姐躲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认真地堆着雪人，因为很少有孩子同我们玩。母亲不放心父亲，初六让哥哥到张楼去探望。我缠着母亲和哥哥非要同往，雪很厚，哥哥背着给房东带的点心，领着我沿运河大堤“嚓吱嚓吱”踏着厚厚的积雪，顶着呼啸的寒风向张楼走。太阳照在皑皑的路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在没有窥视和鄙夷目光的雪地上，我像只出笼的小鸟在雪地上奔跑飞翔，时不时会抓起路边的雪团砸向树上的麻雀。很快我就累了，一步也不愿走。哥哥很生气，但又没办法，只好背着我走一段，乌鸦在河堤下的老槐树上不时地“呱呱”叫上两声，涤荡去我心中的喜悦。见到父亲时，他们刚吃完饭，那时我才知道为了节省粮食，乡下人每天只吃两顿饭。父亲很高兴，房东全家都很热情，炒了碗豆芽给我们吃。吃完饭，怕母亲担心，哥哥带着我就返回了。其实当时看着父亲那慈祥而忧郁的目光，我很想留下来同父亲过一段时间，但父亲却始终没开口挽留……
1967年的春天，奶奶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母亲既是地主分子，又是右派，天天不是被批斗，就是下地劳动改造，每天都是日出而去，夜深才归。那天早上，哥哥端着饭到奶奶床前，叫奶奶吃饭，叫了几声奶奶都没有应。我们几个哭成一片，哥哥叫我和姐姐到田里去找母亲，我们两个一边哭一边跑，回来时奶奶已经带着对儿孙们的担忧、眷恋、恐惧和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哥哥到张楼报信，与父亲一起天黑才到家。父亲跪在床前，一把把抓着那零乱花白的头发哽咽地哭泣着，那低沉而压抑的憋泣，同母亲和我们的哭嚎声交织在一起，犹如悲壮的交响乐锤打和撕裂我们的心。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父亲流泪。
奶奶的尸体在家里放了五天，本来父亲想买口薄棺材将奶奶安葬在邳县。当时一口薄棺材要七十二元钱，父亲算了下自己当月的工资基本够安葬奶奶的，但还差10多天才能发工资。父亲找当时的造反派头头商量，想提前将工资借支出来。造反派研究了三天，最后仅同意借四十元给他。春天的气温一天天升高，房内的尸臭一天天浓烈，父亲只好向老家亲友求助，将奶奶送回睢宁双沟老家安葬。
年底造反派又将父亲揪了回来，因为张楼的群众对父亲太好。父亲被关在文化馆的宿舍里没日没夜地写检查，我们只有每周给父亲送换洗衣服时才能和父亲见面。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武斗开始前，父亲被揪到县文教局，在食堂专为造反派烧火做饭。也是这一年弟弟因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父母都被抓去批斗，弟弟感冒转肺炎没能及时医治，这些我们三个孩子谁又懂呢！父亲晚上回来抱着弟弟的尸体痛苦地捶打着墙壁，这是我见到父亲第三次流泪。父亲用一床小被包裹着弟弟，同哥哥一起将他葬在了县城边上的树林里。
武斗过后，对父亲的批斗少了很多，但对母亲的批斗和管治愈来愈紧，母亲的臂上每天都要带着写着四类分子的白袖章，天不亮就要起来打扫院子和街道，然后草草地吃点东西就下地干活，风雨无阻。我们家每个人只要出门，总是沿着路的边上低着头走路，生怕碰着别人引来麻烦和辱骂。
复课了，我和哥哥姐姐都上了学。母亲常偷偷地给我们说，我们家都是读书人，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父亲对此有他的想法，他鼓励哥哥学画画，他说画画是一门手艺，而且与政治无关，今后会少很多是非，受他的影响后来我也学了几年画。有时放学我会先到文化馆等父亲下班后一起回家，我们家离文化馆不远，大概不到半里地。父亲走路很快，跟在他的旁边，我总是要不时地跑上两步才能跟上。那时学校的班干部都是由同学民主选的，我虽然票数排在前面，但因父母的关系，最后只能当副班长。黄军装风靡的年月，我始终穿着由母亲衣服改的打着很多补丁洗的发白的大襟小兰褂；学校排练“收租院”，同学就是借这件衣服演出的，我的心里很受伤，但父亲却严肃地对我说：“衣服是外表，只要缝补整齐，洗干净就好。”母亲后来不知从那里搞的布票，买了布给我做了一件而且是黄绿色的外衣，为此哥哥姐姐都妒忌了很长时间。但父亲教育我们不要爱慕虚荣的话，却时常在我们的耳畔回响。
运河大桥建的时候，革委会要父亲写一个反映建桥的剧本，父亲兴奋地忙碌起来，家里到处弥漫着“联盟”烟的味道。父亲烟抽的很多，一根接着一根，每天点烟用的火柴很少超过四根，为了省钱他，也经常买些烟叶自己卷烟或者抽烟斗，高兴时偶尔也会让我拿烟票去帮他买一包1角4分钱的“大铁桥”牌香烟。《彩虹飞架》剧本完成后一直没上演，后来听说一个建桥的工程师找到县革委会领导，说剧本里那位思想保守的工程师是写他的，他哭闹了很多次，最后领导就放弃了这个剧本。后来一段时间父亲不用天天写检查，就买了些木工工具，晚上或周日在家自制二胡和琵琶之类的乐器，那悠扬、悲伤的二胡声从他的指尖迸出，在寂静的夜空带着父亲对奶奶的无限怀念和愧疚飘向远方。
时光会抹去很多伤痕，家里的来人逐渐多起来，有说书艺人，也有年轻的作者。父亲总是认真地面带微笑听他们谈创作思路，并不时地同他们交谈，为他们修改剧本常常通宵达旦。吃饭时父亲会留他们在家吃饭。那个年月粮食很紧张，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但母亲欣然会按父亲的吩咐为来人做些吃的，并让他们吃饱，而我们家却经常吃菜拌饭，有时一锅饭也难见到多少米。每每看到我座在桌旁看着碗发呆时，母亲就会将碗底中剩下的一点米倒在我的碗里。记得土山公社有位姓沈的盲人艺人就是我们家的常客。
高子亮先生创作的小戏《一心为革命》被改编成花鼓戏
运动后期，邳县最热闹的地方是文化馆和“大鼓场”，每天晚上说完书以后，李保权，沈银太、秦德林等老艺人，都会到父亲的宿舍将他们新编的段子说给父亲听，父亲记下来后，会认真地给他们提议见加以修改。那时我常睡在父亲的床上，听他们讲旧社会艺人的一些奇闻轶事。
运动结束后，特别是母亲“平反”后，家里的生活好了起来，我们家搬到了文化馆宿舍。父亲更忙碌了，作者、演员、艺人、农民画爱好者经常会到我们家，父亲坐在法桐下，同他们侃侃而谈，琅琅的笑声充满院内每个角落。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人没有贵贱，每位青年的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只要能有微小的发光点他都会发现，并细心的呵护和培养。邳县的文化事业在他的带动下重新充满生机并走向辉煌。大批美术和文艺创作骨干脱颖而出，农民画继1958年后再次走向省内外，77年在南京省美术馆专门举办了邳县农民画展，文化部副部长著名美术评论家王朝闻，雕塑家刘开渠、省委书记许家纯、省长彭冲、省美术馆馆长吴俊发、省国画院院长亚明都分别参观了展览，那天我也到南京参观了展览，并见到了一些领导；省文化厅还专门指派江苏油画雕塑院长，雕塑家叶宗镐来邳县举办雕塑培训班。戏曲作品和节目年年在徐州和省汇演中获奖。每年有数十篇文艺作品在省市县刊物上发表。从1977年到1987年10年间，父亲创作的小说、民间文学，文史传记、评论和戏曲作品在国家省、市、县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他的剧本，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相女婿》《志群接鞭》《一心为革命》，还是文革后期创作的《画乡回春》《春雷》《闹捻营》《步步高》，到与他人合作的《三请老石匠》《华佗与曹操》《红桃图》，无不折射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艺术的追求。
父亲的戏曲作品，多以轻喜剧为主，他的现代戏每篇都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紧贴生活，宣传社会倡导的新时尚和新风气；以悲剧形势出现的作品《华佗与曹操》对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这不仅反映了父亲与人为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而且也体现了他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对所爱事业无怨无悔永不放弃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
1958年出版的《邳县农民画文集》收录高子亮先生两篇文章高子亮先生在邳州政协大会主席台上
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每到父亲的祭日总想写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写起，那种忐忑和悸动总会伴随着对父亲的浓浓思念，直到近日整理他的作品时才将断续而将破碎的流年勾联起来。
对父亲的记忆是从196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开始的。那年我不满6岁，早晨天刚亮，一阵敲门声和吵杂的叫喊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偷偷地将被子掀开一条缝，从缝隙里我看见有十多个带着红袖章的青年手里拿着纸糊的比我还高的尖尖花帽子和写着字的大木牌子，挤站在我家不足10平方米的饭厅空间里；其中还有几个十二、三岁并经常到我们家玩的哥哥同学。奶奶坐在床上一脸茫然地看着，母亲抱着弟弟，姐姐拉着母亲的衣角像只惊恐的羔羊挤躲在母亲身后，哥哥紧咬着嘴唇呆呆地站在床边。母亲低声哀求说：“同学们，让他吃点饭再同你们走行吗？”他们毫不理会，将高高的帽子按在父亲头上，铁丝穿着的木牌挂在父亲的脖子上，然后用一根指头粗细的绳又套在脖子上；一个人牵着，几个人在后面推搡着，还有几个抱着从家里翻到的书跟在后面。从那天起奶奶再也没有下过床。以后一段日子每天都会看到他们敲着锣牵着父亲在我家旁边经过，每到这时我同哥哥、姐姐都会躲在家中静静地等他们过去很久才敢怯怯的出门。
时光象似被寒冷的北风冻缩似的在慢慢地爬行，全家人都在煎熬着，兄妹间没有争吵，更没有嬉笑和打闹，父亲被带走后很久我们都没有见到他。一天晚上，睡梦中的我被一滴凉凉的水滴惊醒，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父亲抹着泪从我和哥哥的床前走向奶奶床边，那是我见到父亲第一次流泪。
奶奶坐在床上，扳过父亲的头抚摸着父亲的脖子问：“打的重吗？”父亲说：“不重，骨头没伤着，只是有点皮外伤，您也看到了，不用担心！”父亲是当天晚上走的还是第二天早晨走的，我睡着了，就不知道了。自那以后直至腊月二十九晚上才见到父亲。父亲比以前消瘦了许多，背微微有点驼，但精神不错，说话时常常带着苦涩而慈祥的笑。那几天一连下着雪，母亲将炉子引了起来，炉子在奶奶床边，父亲坐在炉旁一边烤着猪头，一边同奶奶说着话。奶奶靠在被子上，身体愈来愈弱，但见到父亲精神明显比以往好了许多。听父亲说，这个猪头是父亲下放在张楼小匽村劳动的那家房东帮买得，房东是生产队长，全家对父亲都很好，而且公社发挥父亲特长，让他帮助公社组建宣传队，这样他就不用下地干农活了！清静温暖的小屋被满天的飞雪包裹的严严实实，我们每天依偎在父亲身旁听他给我们讲“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这种宁静温心的日子偷偷地持续到正月初二的早上，父亲离开家门。
初三雪霁，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打雪仗，哥哥带着我和姐姐躲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认真地堆着雪人，因为很少有孩子同我们玩。母亲不放心父亲，初六让哥哥到张楼去探望。我缠着母亲和哥哥非要同往，雪很厚，哥哥背着给房东带的点心，领着我沿运河大堤“嚓吱嚓吱”踏着厚厚的积雪，顶着呼啸的寒风向张楼走。太阳照在皑皑的路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在没有窥视和鄙夷目光的雪地上，我像只出笼的小鸟在雪地上奔跑飞翔，时不时会抓起路边的雪团砸向树上的麻雀。很快我就累了，一步也不愿走。哥哥很生气，但又没办法，只好背着我走一段，乌鸦在河堤下的老槐树上不时地“呱呱”叫上两声，涤荡去我心中的喜悦。见到父亲时，他们刚吃完饭，那时我才知道为了节省粮食，乡下人每天只吃两顿饭。父亲很高兴，房东全家都很热情，炒了碗豆芽给我们吃。吃完饭，怕母亲担心，哥哥带着我就返回了。其实当时看着父亲那慈祥而忧郁的目光，我很想留下来同父亲过一段时间，但父亲却始终没开口挽留……
1967年的春天，奶奶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母亲既是地主分子，又是右派，天天不是被批斗，就是下地劳动改造，每天都是日出而去，夜深才归。那天早上，哥哥端着饭到奶奶床前，叫奶奶吃饭，叫了几声奶奶都没有应。我们几个哭成一片，哥哥叫我和姐姐到田里去找母亲，我们两个一边哭一边跑，回来时奶奶已经带着对儿孙们的担忧、眷恋、恐惧和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哥哥到张楼报信，与父亲一起天黑才到家。父亲跪在床前，一把把抓着那零乱花白的头发哽咽地哭泣着，那低沉而压抑的憋泣，同母亲和我们的哭嚎声交织在一起，犹如悲壮的交响乐锤打和撕裂我们的心。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父亲流泪。
奶奶的尸体在家里放了五天，本来父亲想买口薄棺材将奶奶安葬在邳县。当时一口薄棺材要七十二元钱，父亲算了下自己当月的工资基本够安葬奶奶的，但还差10多天才能发工资。父亲找当时的造反派头头商量，想提前将工资借支出来。造反派研究了三天，最后仅同意借四十元给他。春天的气温一天天升高，房内的尸臭一天天浓烈，父亲只好向老家亲友求助，将奶奶送回睢宁双沟老家安葬。
年底造反派又将父亲揪了回来，因为张楼的群众对父亲太好。父亲被关在文化馆的宿舍里没日没夜地写检查，我们只有每周给父亲送换洗衣服时才能和父亲见面。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武斗开始前，父亲被揪到县文教局，在食堂专为造反派烧火做饭。也是这一年弟弟因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父母都被抓去批斗，弟弟感冒转肺炎没能及时医治，这些我们三个孩子谁又懂呢！父亲晚上回来抱着弟弟的尸体痛苦地捶打着墙壁，这是我见到父亲第三次流泪。父亲用一床小被包裹着弟弟，同哥哥一起将他葬在了县城边上的树林里。
武斗过后，对父亲的批斗少了很多，但对母亲的批斗和管治愈来愈紧，母亲的臂上每天都要带着写着四类分子的白袖章，天不亮就要起来打扫院子和街道，然后草草地吃点东西就下地干活，风雨无阻。我们家每个人只要出门，总是沿着路的边上低着头走路，生怕碰着别人引来麻烦和辱骂。
复课了，我和哥哥姐姐都上了学。母亲常偷偷地给我们说，我们家都是读书人，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父亲对此有他的想法，他鼓励哥哥学画画，他说画画是一门手艺，而且与政治无关，今后会少很多是非，受他的影响后来我也学了几年画。有时放学我会先到文化馆等父亲下班后一起回家，我们家离文化馆不远，大概不到半里地。父亲走路很快，跟在他的旁边，我总是要不时地跑上两步才能跟上。那时学校的班干部都是由同学民主选的，我虽然票数排在前面，但因父母的关系，最后只能当副班长。黄军装风靡的年月，我始终穿着由母亲衣服改的打着很多补丁洗的发白的大襟小兰褂；学校排练“收租院”，同学就是借这件衣服演出的，我的心里很受伤，但父亲却严肃地对我说：“衣服是外表，只要缝补整齐，洗干净就好。”母亲后来不知从那里搞的布票，买了布给我做了一件而且是黄绿色的外衣，为此哥哥姐姐都妒忌了很长时间。但父亲教育我们不要爱慕虚荣的话，却时常在我们的耳畔回响。
运河大桥建的时候，革委会要父亲写一个反映建桥的剧本，父亲兴奋地忙碌起来，家里到处弥漫着“联盟”烟的味道。父亲烟抽的很多，一根接着一根，每天点烟用的火柴很少超过四根，为了省钱他，也经常买些烟叶自己卷烟或者抽烟斗，高兴时偶尔也会让我拿烟票去帮他买一包1角4分钱的“大铁桥”牌香烟。《彩虹飞架》剧本完成后一直没上演，后来听说一个建桥的工程师找到县革委会领导，说剧本里那位思想保守的工程师是写他的，他哭闹了很多次，最后领导就放弃了这个剧本。后来一段时间父亲不用天天写检查，就买了些木工工具，晚上或周日在家自制二胡和琵琶之类的乐器，那悠扬、悲伤的二胡声从他的指尖迸出，在寂静的夜空带着父亲对奶奶的无限怀念和愧疚飘向远方。
时光会抹去很多伤痕，家里的来人逐渐多起来，有说书艺人，也有年轻的作者。父亲总是认真地面带微笑听他们谈创作思路，并不时地同他们交谈，为他们修改剧本常常通宵达旦。吃饭时父亲会留他们在家吃饭。那个年月粮食很紧张，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但母亲欣然会按父亲的吩咐为来人做些吃的，并让他们吃饱，而我们家却经常吃菜拌饭，有时一锅饭也难见到多少米。每每看到我座在桌旁看着碗发呆时，母亲就会将碗底中剩下的一点米倒在我的碗里。记得土山公社有位姓沈的盲人艺人就是我们家的常客。
高子亮先生创作的小戏《一心为革命》被改编成花鼓戏
运动后期，邳县最热闹的地方是文化馆和“大鼓场”，每天晚上说完书以后，李保权，沈银太、秦德林等老艺人，都会到父亲的宿舍将他们新编的段子说给父亲听，父亲记下来后，会认真地给他们提议见加以修改。那时我常睡在父亲的床上，听他们讲旧社会艺人的一些奇闻轶事。
运动结束后，特别是母亲“平反”后，家里的生活好了起来，我们家搬到了文化馆宿舍。父亲更忙碌了，作者、演员、艺人、农民画爱好者经常会到我们家，父亲坐在法桐下，同他们侃侃而谈，琅琅的笑声充满院内每个角落。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人没有贵贱，每位青年的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只要能有微小的发光点他都会发现，并细心的呵护和培养。邳县的文化事业在他的带动下重新充满生机并走向辉煌。大批美术和文艺创作骨干脱颖而出，农民画继1958年后再次走向省内外，77年在南京省美术馆专门举办了邳县农民画展，文化部副部长著名美术评论家王朝闻，雕塑家刘开渠、省委书记许家纯、省长彭冲、省美术馆馆长吴俊发、省国画院院长亚明都分别参观了展览，那天我也到南京参观了展览，并见到了一些领导；省文化厅还专门指派江苏油画雕塑院长，雕塑家叶宗镐来邳县举办雕塑培训班。戏曲作品和节目年年在徐州和省汇演中获奖。每年有数十篇文艺作品在省市县刊物上发表。从1977年到1987年10年间，父亲创作的小说、民间文学，文史传记、评论和戏曲作品在国家省、市、县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他的剧本，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相女婿》《志群接鞭》《一心为革命》，还是文革后期创作的《画乡回春》《春雷》《闹捻营》《步步高》，到与他人合作的《三请老石匠》《华佗与曹操》《红桃图》，无不折射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艺术的追求。
父亲的戏曲作品，多以轻喜剧为主，他的现代戏每篇都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紧贴生活，宣传社会倡导的新时尚和新风气；以悲剧形势出现的作品《华佗与曹操》对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这不仅反映了父亲与人为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而且也体现了他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对所爱事业无怨无悔永不放弃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
1958年出版的《邳县农民画文集》收录高子亮先生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