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有多少人迷茫，看不到希望。我记得那是个寒冬腊月，雪花弥漫的季节，西村稻改营东侧六保河工地上遍地是民工。工地广播大喇叭喊四类分子下河扒垅沟。那会，我们家穷，买不起胶靴，数九寒天父亲赤脚下去扒垅沟，我看到这种情况，心疼难受。我跑回家对母亲讲，母亲拿家里仅有的十多块钱到大孙街供销合作社给父亲买了一双深桶胶靴。我记得这双靴子可起作用了，我阴天下雨时穿，在沟里逮鱼捉虾穿着它也特别方便。
我们家1969年从山东迁回西村，到我1976年底离开西村的12年间，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就是父亲挨批斗的那天深夜，我一觉醒来，就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他们能不能让公安局来逮我？”母亲说:″怎么可能，你的历史问题，不是在1958年就平反了吗？”父亲说:″现在看这局势，真的不好说，要不是你们娘几个，我真不想活了。”我母亲宽慰父亲好长时间，后来我渐渐的睡着了。
早在1955年，也就是父亲工作后的第三年，西村和我们家有点过节的人，告我父亲有三条人命。当时，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派人到西村调查了解，给出结论是:三条人命即使有，都是因为倒租后当事人生病而死。当时，淄博市定为有间接导致死人有因果关系。所以，按历史反革命处理，免于刑事处罚。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负责的。于是，在1958年邳县肃反运动中，父亲的问题，邳县公安局到西村作了深入细致调查，推翻了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1955年的结论，对我父亲的定论进行了甄别。当时，原工作单位是回不去了，没有办法，邳县启用我父亲，到当时的工业学校任语文教师。可是没有想到1962年，国家为了减负，县工业学校解散，父亲又面临一次失业。这个时候，我母亲也在精减范围内，母亲被郯城实验二小下放至蓝山大队当会计。我们家从此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
1964年回家后，过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西村个别领导人宣布我父亲为未定性的″四类分子”，但享受所谓的″四类分子待遇，″这真是无稽之谈，那时候可把我们一家人欺负死了。
在我60多年的人生中，最难度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至1975年。这段时间我常常吃不饱饭，父亲带着我时常到六保河水中摸歪贝、逮鱼虾烧汤充饥。吃野菜、啃树皮是常有的事。有时饿得实在不行，父亲就烧白开水，拿上三两个黑咸菜疙瘩，喝上两碗开水充饥，反正能吃的都吃了。也就是这段时间，不能吃的我们也吃，我吃过死老鼠和死猫肉，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恶心死了。我三弟就是那时候得的感冒病，无钱及时医治而死掉的。可怜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从官湖医院拉着母亲和三弟的尸体回到杜场时，向人借把锨把三弟尸体掩埋在北大堰北边的堰坡上，当时只有母亲的痛哭声，连一把火纸都没烧。那时候，只记得我从外面拾粪回来，就有几个邻居的婶子大娘，到我们家来安慰我的母亲。那天特别冷，尖溜溜的西北风冻得我直打哆嗦，那时，我们全家到哪里看到希望呢？
“长者存，少者亡。”那年月，身体抵抗力差的三弟怎么也没有抗拒过去。三弟要是不死，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或许也能过得很好一家人，真是太可惜了。
现在我真的体会到，一个人置身在社会这个大海洋中，真是太渺小了，当暴风骤雨来临时，你只有躲避，不能和它抗拒。可我父亲生性秉直，不会拐弯抹角，还时常认死理。这样，无形中就遭到一部分人的厌恶。我记得，唐山大地震那年，暴雨成灾，我和父亲及西村的全体劳动力都在吴家沂河西大堤抗洪抢险。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父亲吃了三碗米饭，打饭的那个人嫌我父亲吃得多，说我父亲多吃多占，和我父亲吵架，他拿起铁勺子照我父亲的头部砸去。我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摸起抬扛就打。他们兄弟几个一起上，也被我打倒两三个。待村干部制止时，我大获全胜，从此，西村的人说我厉害。事后，父亲对我说:”你不能那样打，要是打死人了，咱就倒大霉了。”我说:”管那么多干什么？成天受人欺负，我受够了”。从那，我们的国家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我们家的日子也逐渐好转。我成人后，很少遭受到父亲那样的窝囊气。
我父亲平反后，我到陕南工作。父亲为了感谢在我们家最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办了两桌酒席答谢他们。没请到的个别人，他们很吃醋，时不时地地找父亲的事，经常发生口角，有时还动手打我父亲。这些人还以为和动乱时期一样，认为我父亲还是”四类分子″打过没事。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父亲把他们告到公安部门，使打人者得到应有的处罚，从此，他们收敛多了。
我调回邳县后，还有个别人欺负我父亲，我父亲就到县城找我想办法。按照当时的实力，我带几个朋友完全可以报复一下的，保证能把他们打的跪地求饶。可是我没这样做，而是在当时的运河乡，后李口子大队租了前后各两间房的一个小院，第二天就找人用三辆平板车搬到运河街来了。父亲还抱怨我没替他出气。我当时给父亲的解释是:”好鞋不踩臭屎，你和他的矛盾告一段落，他仍然有新的矛盾产生的。”果不其然，我的话应验了，他被人打得住院了。后来，经文化馆高馆长的介绍下，我父亲到县志办工作，从此我父亲过上了安稳日子。可是好景不长，1997年3月17日下午，我母亲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卧床7年零四个月零七天，于2004年7月24日早晨5点去世，期间都是父亲一人照顾母亲。这么漫长的时间，父亲从无怨言，常常对我们说，照顾你母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母亲去世那年，父亲八十四岁了。他常常感到孤独和失落，在我面前说:″你母亲比他小很多，却先别而去，怕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听到这话，我很心酸，心想，假如父亲得了母亲这样的病，我是否能象父亲照顾母亲那样去照顾父亲呢？我不敢说。但是，得把父亲接到我家来，好好的照顾他，这是我做长子义不容辞的职责。起初，父亲到弟弟妹妹家住上一两个月，因种种原因，父亲回家后从此不在上他们家去了。直到2018年12月15日下午八点十分去世都在我家。
父亲去世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他面前，我看见他老人家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98岁。
今天想起父亲离开人世间最后的一幕，我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真快，唉！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周年啦！
（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