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乡村，周围是生产队成片的高梁，高梁红了的时候，便引来成群的麻雀。那时的麻雀，在飞禽世界里，是最庞大的家族，它们总喜欢集体行动，黑压压的一片，在生产队的高梁地里，大模大样，一个个都吃得红光满面。队长说，拿铁锅、簸箕赶麻雀。于是老太太们便敲锣打鼓赶麻雀。我们那会儿没事干，跟屁虫一般跟在老太太后面瞎咋唬，趁机在老太太的铁锅上敲几下，疼得老太太们
赶忙夺去我们手中的木棍。一开始，麻雀们怪害怕，飞蝗般飞到田头的柳树上，不过几分钟，它们又一阵烟雾似地飞下来，边吃边欣赏老太太们的腰鼓表演……真没意思。没意思就走，到哪去？村头老柳树下卧着生产队的老牛，老牛们懒洋洋地甩着尾巴。趁老牛不在意，揪几根尾毛，打成扣，绕在高梁穗上，麻雀来投网，十有八九会被扣住。那会儿，用这种办法，一天竟捉住十几只麻雀，看着被捉住的麻雀，一向仁慈的小眼奶，就像恨小贼一样，骂得麻雀一声不吭。可有一件，这样捉麻雀，老牛们不耐烦，只要一见到我们的影子，便一骨碌爬起来，睁大眼睛瞪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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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事迹是最平凡、最普通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深沉、博大以及我对它的眷恋。少年时代的乡村，永远是养育我生命的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