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绮云与延安的第一台印刷机 （作者：张法民）

临走前，周副主席提出，希望他们在西安搞到一套印刷设备。原来，中央来到陕北后，印刷条件很差，文件只能靠刻写蜡纸油印，费时费工还不清楚。石印也不方便。过去对需要铅印的文件，不得不派人冒着生命危险送来西安印刷，印后运输更困难。宋绮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这个任务。”

宋绮云回到报社后，立即找来邵幼和、曹冷泉、杨宾青商量，《西北文化日报》社的设备是属于西安行营和17路军的，送党中央不妥。《西北画报》的全套印刷设备是报社私人集资购买的，因此决定将其包括对开机、铅字、铜模、照相器材等送给延安。

这套印刷设备，是由宋绮云发动报社职工自筹经费让曹冷泉、郭子刚到上海买来的，准备作为《西北文化日报》一旦被封时的备用机。股东们听说要将它送往延安，无不表示拥护。

为了把这套印刷机器顺利的运到延安，宋绮云找来郭子刚商量，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对报社其他人宣布:为避日机轰炸，将机器运往西安以北的三原县。第二步，再从三原县设法运到延安。

这时的西安，已经和1个月前的西安大不相同。国民党的有关机关也在恢复，白色恐怖的阴影已经笼罩着西安古城。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宋绮云，当然更为清楚，他们的报社对门是西安军警督察队，西邻是国民党的《西京日报》社，东面是国民党党部设立的刺探《西北文化日报》动静的饭馆，三面监视，出路只有报社最后面编辑部东边的厕所，但厕所后面的墙外，还有1户是居民。要把机器运出去，首先就得设法得到住户的配合。

他问郭子刚:“那个住户怎么样？可能会有什么麻烦？”

郭子刚考虑了一下说:“我看没有问题，过去我曾经在他家住过，关系亦好，人也正直，这事由我去说。”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与红军驻云阳办事处主任彭嘉伦取得联系。根据约定时间，彭嘉伦主任立刻派人开车至西安盐店街等候。

1937年1月30日晚上10点，那夜下起了小雨，路窄地滑，满街泥泞。宋绮云派印刷组长杨勇喜负责拆卸印刷机，由郭子刚带领姬景光、王复元、肖立章、郭日高、何爱祥等有一定觉悟的工人翻墙过去，先将两付半铅字一盘一盘的端出来，递到墙头外面，待印刷机卸完之后，再从墙头搬出来，经过广济街巷子再把它运到盐店街。雨天路滑，工人们满身污泥，但他们满不在乎，一直搬运了几个小时，完成了装车任务。延安来的同志对报社工人的工作甚为感激。

宋绮云考虑到光有印刷机还不行，为了尽快使机器投入工作，他动员了政治上可靠，技术优秀的党志英(原名党应孝)、唐永谦、胡文伯、李广元、刘清玉和工作人员李蔚然、姜尽如、张桂华一同前往，并委托李蔚然带队，随印刷机同到三原。

印刷机器运到三原后，安放在城隍庙街一处房子里。试机排印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一书。到了3月，才又将机器运往延安，安放在东关外万佛洞《解放日报》社。此时，周副主席已从西安回到延安，他把印刷设备的事，告之有关人员。财政部长林伯渠、《解放日报》社社长祝志澄等前来欢迎同车到达的16位技术人员。从此，《解放日报》由石印改为铅印，每日出版对开一大张。中央首长十分重视，毛主席、周副主席、博古、丁玲及吴亮平等经常到报社检查工作，周副主席还赞扬宋绮云想得周到，不仅送来了机器，还送来了技术人员。并告诉有关部门，对从西安来的工作人员予以特殊照顾，经常派人到西安去购买大米白面，每人每月还发工资30块银元。这种待遇，在延安各单位是极少的。

延安有了印刷机，大大改变了中央机关印刷落后的局面，也改善了中央对外宣传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