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童年的底色，是徐州冬天里裹着风的雪粒子——不是轻盈的鹅毛雪，是砸在脸上能渗出生疼的雪籽，就像七岁那年闯进家门的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姐姐，也是我名义上的童养媳。
那时父亲随县委东迁，被分配到邳睢县毛庄区任农会长兼区长，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面。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三兄弟，最大的我也才七岁。灶膛的火总烧得有气无力，烟囱里的烟常被风吹回屋，呛得人睁不开眼。
一个风雪狂作的上午，门帘被猛地掀开，一股寒气裹着人闯进来。一个穿破棉袄的中年男人，背上驮着个比我矮半头的女孩，对母亲说：“妹子，这丫头是俺和宋区长定好的娃娃亲，以后就是你家大小子的媳妇了。”男人搓着手，声音被冻得发颤。我躲在母亲身后，盯着那女孩：头发枯黄，额前碎发结着冰渣，棉袄上补丁摞着补丁，发灰的棉絮从破口处露出来。母亲愣了半天，终于叹口气，把灶边的凳子挪过去：“先烤烤火，吃完饭再走。”
从那天起，我多了个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她瘦得像根没长结实的芦苇，却比谁都能扛活。八九岁的小姑娘，天不亮就跟着母亲去拾柴，露水浸透裤脚也不吭一声；下午挎着比她还高的竹篮去打猪草，总能把篮子装得冒尖；晚上母亲在灯下缝补，她就坐在旁边碾棉线，手指灵巧得不像个孩子。
我们村辈分讲究多，好多成年人得叫我“叔叔”，于是村里人总爱跟她开玩笑。有次她蹲在河边洗衣服，裤腿卷到膝盖，露出内裤上的破洞。一个侄子辈的媳妇走过来说：“小婶婶，裤子破成这样，咋不叫小叔给你做条新的？”她手里的棒槌顿了顿，抬头时脸上带着点羞涩，声音却清亮爽利：“裤子露个腚，愿俺男人不会挣。”河边的人全笑了，连蹲在旁边玩水的我都羞得赶紧跑开。我其实懂，她不是怪我，是怕母亲为难——家里的钱要留着给我们三兄弟做过冬的衣服，她的破棉袄被母亲缝了又缝，袖口短得露了手腕，也没提过一句。
那时候我比同龄孩子高些，皮肤也白净，村里老人常跟母亲说：“你家小子俊得像画里的，就是媳妇又矮又黑。”每次听到这话，姐姐就往我身后躲，我却故意把胳膊搭在她肩膀上，她得踮着脚尖，我才搭得舒服。可我就爱这么做，那时候哪懂什么丈夫和妻子，只当她是来家里常住的姐姐。有次我们去摘桑葚，她够不到高处的枝桠，我就背着她坐在我肩头。她的手抓着我头发，轻得像片羽毛，摘到桑葚就往我嘴里塞，甜得我眯起眼睛。还有一回我放学回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花生，说是帮隔壁奶奶剥花生换的，自己没舍得吃，全留给了我。
日子就这么在柴米油盐和零星的笑声里过着，直到1953年夏天，灾祸突然砸向这个家。南沟岩的老杏树结满了熟杏，母亲想摘些去集上卖，补贴家用。她搭着梯子爬上树，谁也没料到，踩在一根贴着树干的新枝上时，树枝突然断了，母亲从五米高的树上摔了下来，左眼和左手被树枝扎得鲜血直流。乡亲们赶紧用软床把她抬到区卫生所，等父亲从一百多里外的毛庄区赶回来时，母亲已经人事不省。一周后，因为没打破伤风针，母亲还是走了。
母亲一走，家里像塌了半边天。父亲看着我们四个孩子：最大的姐姐刚满十一岁，两个弟弟一个四岁、一个七岁。他红着眼去找县委的罗运来书记，请求调回本乡工作。没过多久，父亲真的回来了，成了乡里的农会长兼乡长。可他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姐姐的事——我们后来才知道，姐姐的父亲杨贵川是个叛徒。当年父亲在县武工队时，县委在巨山开秘密会议，就是杨贵川告的密，敌人包围了会场，十几个县大队的战士牺牲了。而杨贵川把女儿送来我家不久，也被政府镇压了，这些事，我们小孩子当时一无所知。
那天晚上，父亲把姐姐叫进屋里，脸色平静得让人害怕。姐姐站在屋中央，手紧紧攥着衣角，头低得快碰到胸口。父亲说：“你哥杨思毅明天来接你，回你自己家吧。”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却像冰锥扎在我心上。我冲进屋里喊：“爹！我不让姐姐走！她是我媳妇！”父亲瞪了我一眼：“小孩子懂什么？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
第二天早上，杨思毅真的来了。姐姐收拾好来时带的旧布包袱，跟着他往外走。她脸上没一点表情，走到我跟前时，塞给我一个用旧布包着的小包，我一摸就知道，是她帮邻居奶奶剥花生换的炒花生。我紧紧攥着包，看着她，她轻声说：“以后好好吃饭，别跟人打架。”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瘦小的身影慢慢缩成一个点，最终消失在村口的小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