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节”忆“英雄”

桂香漫过青石街巷时，英雄节的红灯笼便一盏接一盏地，在城市角落温柔亮起。我踩着碎金般的银杏落叶缓步走，鞋底碾过叶片的脆响，与巷口老人摇着蒲扇的絮语撞在一起——“又到英雄节喽，当年你大伯他们……”这话像根细针，轻轻扎了下记忆，我循着熟悉的方向，走进邳州市淮海战役纪念馆。

木质展柜在暖光里静立，玻璃上还沾着几缕未擦净的纤尘。褪色的军帽檐上，弹片擦过的凹痕里嵌着点点褐色锈迹，指尖贴上去，仿佛还能触到硝烟的温度；泛黄的日记本纸页发脆，夹着的半片野菊早已枯成浅褐色，却仍能辨认出花瓣边缘细碎的锯齿，那是七十多年前战场野地的模样；最让人心头一沉的是那支钢笔，铜制笔帽磨得发亮，笔尖却弯了半截，凝固的蓝黑墨水在笔舌处结了块，旁边展签写着：“1948年12月，战士张明书致家人信未竟，赴前沿阵地牺牲。”这些静默的物件，像一枚枚浸了岁月的邮戳，轻轻触碰，便能展开那段英雄岁月里，满是烟火气与痛感的褶皱。

儿时对“英雄”的认知，是从奶奶的针线筐和大伯的旧木箱里生根的。大伯那只暗铜色花纹的木箱，锁扣是黄铜的，每次打开都要先转两圈，“咔嗒”一声才肯松口，随即飘出淡淡的樟脑香气，混着旧布料特有的、晒过太阳的温软气息。箱里整齐叠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领章上的五角星被岁月磨得泛白，边角却用细密的针脚缝补过——那是奶奶的手艺，她总说“星星不能掉，掉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秋日午后，阳光斜斜地洒在院中竹椅上，大伯会把军装小心平铺在椅面，取来软布蘸着温水，顺着布纹轻轻摩挲。遇到布面上磨出的毛边，他会停下手，指尖在毛边处反复蹭着，像是在摸一块稀有的玉。“你看这儿。”他指着肩头那块补丁，补丁是深灰色的粗布，比军装本身厚一倍，针脚歪歪扭扭的，“这是你大伯在雪地里缝的。”那年冬天，他们连队奉命穿插至敌军后方切断补给线，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棉鞋冻成了冰壳，走一步就“咯吱”响，像踩在碎玻璃上。宿营在山坳里的寒夜，风裹着雪粒子往衣领里灌，战友小王从怀里掏出个冻成石块的土豆，想啃一口取暖，牙齿刚碰上，“咔嗒”一声，半颗牙就崩在了雪地里。小王疼得咧嘴，却还想把土豆往大伯手里塞：“班长，你吃，我年轻扛冻。”大伯没接，默默摘下自己的棉手套递过去——那手套是奶奶织的粗毛线，掌心已经磨破了洞，“我是老兵，抗冻。”

后来战斗打响，小王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堡时，大伯正趴在雪地里掩护他。他看见小王的棉帽被流弹打飞，露出的头发上还沾着雪，看见炸药包爆炸的火光里，小王最后回头望了一眼他们隐蔽的方向。清理战场时，大伯在小王的口袋里摸出了那半块土豆，土豆上凝着血与冰屑，冻得比石头还硬。他把土豆揣进怀里，用体温捂了一路，冰坨渐渐融出湿意，渗进了里衣，却再也暖不回那个十七岁的少年。直到现在，大伯的衣柜里还放着那个土豆，已经干得缩成了核桃大小，用红布包着，和那副磨破的手套放在一起。

奶奶说，大伯退伍后很少主动提战场的事，只是每年清明，总会提前炒好半袋炒面——用玉米面和黄豆面混着炒，撒点盐，喷香——装在布袋子里去烈士陵园。他在小王的碑前一坐就是一下午，把炒面一点点撒在青草间，边撒边说：“小王，今年的炒面没糊，你尝尝……”风把炒面的香气吹得很远，有时会引来几只麻雀，大伯就等着，等麻雀啄完了，才用袖子擦了擦碑上的字，慢慢往回走。我曾拽着奶奶的衣角问：“大伯是英雄吗？”奶奶蹲下身，指着院外那棵老槐树——树干上有个碗口大的洞，是当年日军轰炸时留下的，可树枝照样枝繁叶茂，夏天能罩住大半个院子——“你看那树，根扎在土里，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都稳稳护着这方院子。英雄就像它，不言不语，却把根扎进了人心里。”那时我不懂，只记得大伯坐在槐树下抽烟时，烟蒂烫到了手指都没察觉，望着树洞的眼神，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后来在课本里，我遇见了更多“把根扎进土里”的英雄。初中学《两弹一星》时，老师在黑板上挂了张黑白照片，照片边缘都卷了边。烈日下的戈壁滩，黄沙漫天，一群穿蓝布工装的科研人员围着一台旧计算机，每个人的头发上、肩膀上都落着沙尘，像是刚从沙堆里爬出来，可眼里的光，比头顶的太阳还亮。邓稼先蹲在地上，用粉笔在石板上演算，粉笔头都快捏碎了，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在石板上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很快又被风吹干。那时的中国没有先进设备，他们就用算盘一遍遍核算，办公室里的算盘声“噼里啪啦”响，从早到晚不停歇。有人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饿了就啃口干粮——是用麦麸做的，剌嗓子——困了就伏在桌上小憩，醒来时脸上还沾着演算纸的碎屑。

有次核试验突发意外，放射性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阻拦，只身冲进了现场。他戴着薄薄的口罩，俯身捧起散落的核碎片仔细查验，指尖的皮肤很快就红了，却还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后来他的身体被辐射侵蚀，嗓子哑得说不出话，病榻上还握着笔批改报告，手抖得厉害，字都歪了，却一笔一划不肯停。临终前，他紧握同事的手，用气声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这份事业。”老师讲到这儿时，声音哽咽了，班里的同学都低着头，有人偷偷抹眼泪。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英雄不只在烽火沙场，那些在无声处耕耘、把青春与生命都献给祖国的人，同样是真正的英雄。

再后来，我在生活里亲眼见到了英雄的模样。2020年疫情袭来时，我家楼下的社区医院成了最忙的地方。白色的防护服在门口堆成了小山，医护人员进进出出，脚步匆匆，防护服上写着各自的名字，有的还画了小太阳、小星星。李医生家住隔壁单元，她女儿和我家孩子是同学，以前总跟着妈妈来我家串门，手里攥着个布娃娃，叫“小白”。可从大年初一起，李医生就驻守在医院，整整一个月没回家。有次我在小院门口遇见她女儿，孩子抱着“小白”踮着脚往医院方向望，小脸冻得通红，嘴里嘟囔：“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给我讲《白雪公主》呀？”李医生的丈夫站在旁边，手里拎着刚热好的粥，叹了口气说：“昨晚视频，刚说了两句‘宝贝想你’，就有病人要抢救，她匆匆挂了电话，连句‘晚安’都没说。”

三月初，小区出现了确诊病例，李医生主动请缨负责隔离区的诊疗。她每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爬十几层楼，为居民测体温、送药品。防护服不透气，爬两层楼就浑身是汗，内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贴在身上难受得很。有次我在窗边看见她，扶着楼梯扶手喘气，头靠在墙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可没过两分钟，又直起身子，继续往上爬。她脸上的勒痕很深，是口罩和护目镜压出来的，红得发紫，好几天都消不了。隔离区里有位独居的张奶奶，因为恐慌，晚上总睡不着觉，还老哭。李医生除了给她问诊送药，每天都会抽出半小时陪她聊天，用手机给她看家里种的茶花，说：“奶奶您看，这茶花都开了，等您好了，我带您去看咱们小区的樱花。”张奶奶出院那天，紧紧攥着李医生的手，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流：“姑娘，没有你，我真不知怎么熬过来。”李医生笑着摆手，眼角却红了：“这是我该做的。”那天的斜阳特别暖，为她的白衣罩上了一层金晖，那身衣服，像极了最明亮的铠甲。

如今，每次走过英雄纪念馆，我都会想起奶奶的话，想起大伯的旧军装、邓稼先的粉笔、李医生的防护服和那些为了祖国的解放而牺牲的英雄们。这些英雄，有的在烽火里冲锋，有的在实验室里坚守，有的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脚下的土地：大伯守着一个土豆、半袋炒面，守了一辈子的念想；邓稼先把生命献给了戈壁滩，让中国有了挺直腰杆的底气；李医生穿着白衣，在疫情里筑起了一道墙。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不耀眼，却始终亮着，照亮我们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