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傍晚五点半，我从台儿庄乘大巴抵达徐州火车站，夜间十一点半的卧铺票，中间空出五个多小时的闲隙——这般光景，上次来徐时也曾遇过。
我拨通了发小溪的电话。他在徐州工作，既是同学亦是前院邻居，得知我滞留，当即赶来陪我喝酒叙旧，直到把我送上火车才离开。等他到家时已过午夜，我们都年近七十，他虽比我小三岁，可他的家人与我，都忍不住为这份深夜奔波的情谊牵挂。心里反复念叨着：往后万不可轻易叨扰。徐州的同学、战友、朋友其实不少，但成年人的分寸里，藏着不添麻烦的默契。
先在候车室的小件寄存处，存好随身的重物，我便想着去戏马台走走。一九八八年春天曾来过一次，当时不过走马观花，却已觉是个好地方。至于云龙山、云龙湖、淮海战役纪念塔，反倒已去过好几回了。
去公交站的路上，记忆突然翻涌。一九八八年在徐州农行干校学习的那几个月，我总在火车站广场北侧坐一路公交去段庄，这条路的模样，竟还清晰得像昨天。我向一位中年公交师傅打听去戏马台的路，他格外热情，细细告知：“您得先走到后楼，转乘51路才能直达，坐我这趟车的话，还得再走一站路。”我还是上了他的车，车厢里起初只有两人——我和一位大妈，大妈坐了两站便下了车。又行三四站后，师傅特意提醒我：“下车往前走，第一个红绿灯左拐，再走二百米就到了。”我连声道谢，才踏下车门。
暮色里正是晚高峰，刚拐到路边，人潮与车流便涌了过来，徐州城的烟火气，在这一刻格外鲜活。抬眼望向西边，晚霞已染红了半边天，连戏马台的檐角都镀上了暖光，心情竟轻快了许多——总算从两日的愁绪里挣脱出来：前一日悼战友的妻子，后一日送葬五十六岁病故的三妹夫，连日的沉重，都被这抹晚霞悄悄熨平了些。
“西霞满天独自赏，秋风黄叶落大街。”天色渐暗时，城市的灯次第亮起，门市灯、临街灯、建筑轮廓灯，把夜色一点点焐暖。怕走岔路，我又向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大姐问路——徐州有个亲切的风俗，不论长幼，称呼女性为“大姐”总没错，哪怕长辈对晚辈、母亲对出嫁的女儿，也常喊“大姐”“二姐”。这位大姐车后座上坐着放学的小孙女，听我问起路，不仅指了方向：“朝南走，路西就是戏马台入口”，还特意叮嘱：“别朝西走，那边人多车杂，不安全。”一句话撞进心里，暖意瞬间漫开——她不仅指路，还记挂着陌生人的安全，这便是徐州人的热肠吧。
说起来，我虽算半个徐州人，过去对这座城却总带着些成见，皆因早年几段不太愉快的经历。
一九七九年，我当兵四年后第一次探家。四月的家乡该是杨柳泛绿、春花初绽的模样，我从天津转车时买了些东西，想带给家里的老人。可在徐州火车站出站口，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拦住我，说我带的东西超重。其实我带的物件并不多，也从无“超重”的概念，当下便有些生气：“你去打听打听，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哪有拦着解放军探家说超重的？我从几千里外回来，到家门口倒成了‘超重’？”她却坚持要罚款，问她数额，竟要二十元——要知道，我从辽宁瓦房店到徐州的火车票，也才十四块六。年轻气盛的我，没多想便把钱甩给她，带着气说：“不就是二十元吗？给你买药吃！”后来才琢磨过来，她八成是把这钱私吞了，连张手续都没给。那时火车站有相熟的战友，我却不愿为这点事麻烦人，只能自己憋着气。
再后来是一九八八年，在徐州农行干校学习，快结业时，我从邳县赶返校。因家属感冒，我动身晚了，到徐州时恰逢大雨，挤上了去段庄的最后一班一路公交。车厢里人多到挤不动，我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拎着东西，没留意一个小伙子下车时蹭了我一下。等他走了，我伸手摸上衣兜，才发现里面的钱、粮票、饭票，竟被偷得一分不剩。
回到干校时，几个学友正在屋里闲聊——我们邳县来的十一个转业干部，当时都在这儿学习。我苦笑着说：“今晚真倒霉。”他们立刻接话：“是不是被偷了？”我点点头：“一分没剩。”嘴上笑着说“别怕，还有三天就结业了，大家有钱有粮票，我这不算啥”，心里却堵得慌：家属感冒怕花钱，连针都不愿打，省下来的钱，竟被小偷摸走了，越想越不是滋味。可再懊恼也没用，洗漱后便睡了。第二天一早，学友们都笑我：“东西被偷光了，还能睡得这么香？”我倒看得开：“不睡觉，东西就能回来吗？”一句话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探家，在徐州火车站转车去台儿庄燕子埠，在长途候车室里，一个无腿的残疾人用手爬犁撑着过来要钱。我给了他一元，转头却见他撑着爬犁去路北的烟店买烟。没过多久，他又回到候车室乞讨，旁边一位旅客指给我看：“你瞧他抽的啥烟？”我定睛一看，竟是当时卖七毛七一包的“可可”香烟——那年头，公社书记抽的最好的烟，也不过是五毛一包的“大前门”，一元钱足够吃一顿饭，包子才两毛一个。那一刻才明白：善心要给真需要的人，这样的“残疾人”，不值得可怜。
另有一回，大年初六，我和妻子去云龙山还愿——儿子考上了东南大学，总得去谢一谢。在去云龙山的公交上，一个小偷把手伸进了妻子的挎包，妻子察觉后没作声，只是一把将那只手推了出去，继续坐着没动。到云龙山站下车时，那小偷竟带着两个人也下了车，许是怕我们报案，见我们往山上走，才悻悻地转向了别处。
还有次更气人的：妻子想买件羽绒服，在邳州的大小店铺转了个遍，不是嫌颜色不对，就是嫌做工不好，总能挑出毛病，我陪着逛得不耐烦，她却坚持：“去徐州买，大城市肯定有我满意的。”结果她独自去了徐州，不到十一点就给我打电话，声音带着慌：“不好了。”我一听就猜着了：“是不是被偷了？”她说试衣服时，七百块钱全没了。我又气又心疼，嘴上却故意逗她：“让你得瑟，邳州没你穿的？非要去徐州！别回来了，徐州有云龙湖，你跳进去得了！”她反倒被我逗笑了。我赶紧问：“还有路费吗？”她说另一个口袋里还有些零钱，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过去的徐州，总绕不开“脏乱差”三个字：小偷多、乞讨的多、坑蒙拐骗的也多。火车站前的黑霸、黑店，更是把这片地方搅得乌烟瘴气，让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连康熙大帝那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都曾被人安在徐州头上，我虽没考证过真假，却也默认了这座城的“粗粝”。
可这次来徐州，所有的成见都被彻底推翻了。
在戏马台转了一个多小时，夜幕中的古建筑亮起了灯，红灯笼挂在飞檐下，幽静里藏着几分神秘。抚着斑驳的墙面，仿佛能听见当年的《大风歌》在耳畔回响，能看见汉高祖在台上练兵阅兵的模样——这座英雄城市，自古便浸着英雄气。据专家考证，徐州历史上大小战役打了两千多次，淮海战役中，六十万解放军战胜了装备精良的八十万国民党军队，更是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偶见几对情侣在灯下拍照，我也掏出手机，拍下戏马台的夜色——几十年过去，这里早已不是记忆里的模样。
从戏马台逛到户部山，一家大酒店的墙上，亮着两行暖融融的字：“我在徐州想您！我在徐州等您”。路边的小吃店、饭店都亮着灯，不同的招牌在夜色里闪烁，菜香从敞开的门里飘出来，勾着人的食欲，店里坐满了食客，满是烟火气。
转着转着竟迷了路，连公交站也找不到了，直到看见“徐州地铁二号线户部山站”的灯牌，才松了口气——想着地铁总能到火车站。我在地下室出示了《军人优待证》进站，盯着线路图看了半天，却没找到去火车站的站点。正犯愁时，问了身边一个微胖的年轻小伙，他笑着说：“大叔，您跟我走就行。”他身边牵着一位姑娘，许是女朋友，又或是小夫妻，两人手拉手，模样恩爱又憨厚。他带着我从二号线转乘三号线，一直送到徐州火车站，还仔细告诉我该从几号口出站。我连声道谢，姑娘笑着挥挥手：“大叔拜拜！”
这次来徐不过短短几小时，可处处都能撞见善意。原来爱一座城，从来都是先爱上城里的人——徐州的变化，早已是天翻地覆。过去的脏乱差不见了，城市在变美、变亮、变文明；人也在变，多了礼貌，多了爱心，多了分寸。这英雄之城、拥军之城、文明之城，正变得越来越靓、越来越暖。秋风掠过路边的黄花，我忽然生出几分眷恋：真好啊，我的老家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