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阳光总裹着股清苦的药香。我踮脚扒着榆木药柜,看父亲捏着戥子称茯苓,铜秤盘晃出细碎的叮当,混着院外的蝉鸣,一起漫进铺着青砖的堂屋。身为中医世家的老幺,我是泡在当归与陈皮气息里长大的,却也被宠成了不知愁的“小公主”——七个兄姊的旧衣改造成碎花裙,母亲偏要破例给我做条兰卡机锁边的裤子,这是我最值得炫耀的,每次穿上它,裤子不长,还总要把裤脚卷起来,让大家看到,同学羡慕的眼光,那叫一个贼辣辣滴,有一次我小哥要开班委会,想借我锁边裤子穿,那我哪里舍得,小哥就想了一招,小妹如果你借我锁边裤子,明天早上我请你喝带盐豆子的粥,还有炸油条,这可是大餐哦!我一听,好!一言为定,第二天早上我们姊妹俩来到校门口小粥铺,小哥拿出两毛钱要请客,我想一毛钱就够吃一顿早餐,我灵机一动说小哥可以把剩下的一毛钱给我,我就攒够两快钱啦!可以在班里称上爆发户啦,记得我娘还经常还在衣襟口袋里缝进几粒冰糖,连吹过衣襟的风,都甜得软乎乎的。
1973年的冬天冷得刺骨。五年级教室的煤炉总烧不旺,同学们的手全冻得红肿,冻疮裂着细小的口子。我总偷偷摩挲裤兜里那两块钱“巨款”——那是攒了半年的甘草钱,原是要攒着够交全年学费的。直到同桌小娟连着三天没来,班主任红着眼圈走进教室:“她爹砸伤了腿,医院要五块押金,家里实在凑不出……”
放学铃响时,我攥着用手绢包裹的两块钱巨款追出校门,纸币早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潮,仿佛还不舍得松手,“老师,先给娟子用!”我的声音比平时尖细,像只护着巢穴的雀儿。班主任蹲下来,指尖揉了揉我冻红的耳垂:“丫头,这可是你一整年的学费啊。”我忽然想起父亲给穷人赊药时说的话:“医家的铜板,得沾着人味儿,才值钱。”
隔天清晨,小娟的弟弟在校门口堵我,塞来一包温热的烤红薯。油纸掀开的瞬间,热气糊了眼睛,甜香里我忽然看见讲台上多了个铁皮罐,里面正滚着硬币的叮当响——最上面,压着李老师那支亮闪闪的新钢笔,那是她丈夫送的结婚礼物。
如今再想,那两块钱或许救不了急,却让一群孩子在北风里懂了件事:世间最金贵的方子,从来不在《千金方》的纸页里,而在扉页那句“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里,在把自己的糖,分给更需要的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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