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牛棚，坐落在俺四队的东南角，几间破旧低矮的草房，便是它的全部。这里面，生活着三四十只老、中、青三代牛，两条驴，两头大水牛，还有一匹马。小时候，我们每天要去牛棚两次，交割割来的青草，队里会按照斤数给我们记工分。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队里传出一个大新闻——朱得利哥当上了饲养员。这消息一传开，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巨石，瞬间炸开了锅。当时，二老湾当队长，他一个大字不识，却满怀热忱、吃苦耐劳，一心一意为全队社员服务。当队长并没有什么额外好处，就是每年记365天的工分，每天按照一个棒劳力的标准，记十分。可队长的事儿真不少，全队上下大大小小、鸡毛蒜皮的事，都得他操心。大家都笑着问队长：“你咋让一个小青年去当饲养员呢？”（一般来说，都是上了岁数的人才干饲养员这活儿。）队长却认真地说：“只要能吃苦，一心一意干活就行。”
得利哥那年19岁，身高还不到一米七，圆圆的脸蛋黑黝黝的，皮肤也是黝黑的，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发自然卷曲，有人打趣说他像非洲人。他穿着一身黑棉袄、黑棉裤，脚上是奶奶做的黑布鞋，裤腰用黑色布带紧紧地捆着。这小伙子平时话不多，干农活从不偷懒，为人老实憨厚，也没读过书。或许，这些优点就是队长选他当饲养员的原因吧。
大家都认可这个诚实又能吃苦的小青年，可心里还是不理解，这么年轻，为啥要去干这份又脏又累的工作呢？每天起早睡晚，半夜还得起来好几次给牛喂草喂料，白天又要忙着收拾牛屋和牛圈，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苦差事。但经过一两个月的实践，得利哥干得有模有样，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饲养员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队里人渐渐认可了他，连喂牛的老人都夸赞他喂得好，干得漂亮。虽说大家认可了，可一想到他年纪轻轻就干这活儿，老少爷们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酸酸的。
我第一次见到朱得利哥，是他们家从大上海搬回老家的时候。在他家大门口，那时他才十二三岁。那年头，流行“城里七级工八级工，不及社员一垅葱”，他们家从上海搬回俺四队，拉了满满一大车时髦家具，村里的人都没见过，一个个羡慕不已。得利哥看着我们，不说话也不笑，只是用那双大大的眼睛静静地打量着我们这群小孩。他父亲叫朱道光，邻居们都尊称他为大叔，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住在我家西面，中间隔着一户陈家。道光叔带回一位洋气的上海媳妇，她高高大大、白白胖胖，国字脸，留着短发，皮肤白皙，可眼神却有些呆滞，不太能听懂北方话和当地话，只是简单地和乡亲们打了个招呼。
后来才知道，得利哥出生在北京他舅舅家，在上海长大，后来因为母亲被划为右派，才下放到苏北农村这个小山村。他母亲原本是上海一个大工厂的财务科长，就因为发表了一番对时政的评论，被上纲上线打成了右派。她一时想不开，精神就出了问题，道光叔逢人就说她得了精神病。我们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都挺害怕的，可时间长了，也就不怕了。她常常笑着和我们小孩打招呼，还会在烙煎饼的灰堆上教我们认字，在灰地上写着“毛主席万岁！”，然后耐心地教我们读和写。
他们家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有四口人，还有一个女孩是得利哥的妹妹。回村后，他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叫代平。春天的时候，能看到朱大婶子去湖里挖野菜，也常常看到她在路边挖茅草根，晒干了用来烧锅。道光叔对她不太好，她就跟队里人抱怨：“老朱老是打我。”有一年，她生了病，还生下一个女儿，可因为没钱及时医治，她就这么去世了。因为没钱买棺材，只能用一条苇席把她裹起来，头和脚都露在外面。下葬的时候，上海那边也没有一个人来。
得利哥当了饲养员后，每次见到我，总会热情地说：“你到牛棚来过夜吧？我教你识字。”我答应了，偶尔在夏天的雨夜，我会去牛棚住上一两晚。那里面，半夜能听到牛吃草的声音、撒尿的声音、蚊子嗡嗡的声音，还有雨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草的腐烂味、牛粪味、牛尿味，混合成一股刺鼻的气味，熏得人难受；空中有蚊子不停地叮咬，地上还有跳蚤咬人，那环境，真不是人能待的。可得利哥每晚都要起来好几次喂草添料，早上等牛吃饱了草，还得给每头牛饮水，饮完水把牛拴在牛栏外，等着耕夫下地干活。之后，他又要打扫牛圈，接着铡草、炒饲料，这活儿，没点吃苦的精神还真干不下来。
冬天的时候，我去牛棚的次数就多了。晚上，点着昏暗的煤油灯，我就在灯下把自己学过的字教给得利哥。他偶尔会抓一把半生不熟的茶豆（这是牛料），我们俩就着吃，人饿的时候，吃着也觉得挺香。冬天到牛棚过夜的人不少，老老少少都有，大家就钻进麦草里，只露出个脑袋睡觉。外面北风呼呼地刮着，可牛棚里却充满了欢声笑语。那时候我就觉得，贫穷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心里没有希望，人要是失去了希望，那才是真的完了。
得利哥喂了将近三年的牛，后来却因为生病不再做饲养员了。他生病的原因很离奇，也分不清真假。听他奶奶对人说：得利哥每晚都住在牛栏，一到半夜，就有一个美女来敲他的牛栏门，这美女半夜来，鸡叫就走，每天夜里都来和他幽会。儿女情长，春宵苦短，可这样一来，得利哥白天还要忙着收拾牛圈、铡草、炒饲料，再加上夜夜不得安眠，他的身体就吃不消了，变得面黄肌瘦、无精打采，队长只好让他回家养病。队里人都在传，说牛栏屋后边以前真埋过一个十八岁的美女，是为情自杀的，难道真的是她变成鬼来找得利哥了？这世上的事儿，有些还真说不清楚。他奶奶又是找神仙看病，又是找中医抓了好几个疗程的药，他才慢慢好起来。身体恢复后，他就参加队里的劳动了。
后来，得利哥娶妻生子，住在我老家房后。他的妻子只有一只眼睛，个子不高，却特别能吃苦，也很会过日子，精打细算，勤劳又善良。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他们夫妻恩爱，儿女也很可爱。生产分田到户后，他们夫妻俩在田里辛勤劳作，追肥、打药、浇水，庄稼长得比别人的都好，收成自然也比别人多。一到农闲，得利哥就和队里几个人合伙打石头，这一打就是二三十年。靠着自己的苦干、实干，他们盖上了新屋，儿子结了婚，女儿也出嫁了，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可谁能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得利哥才六十出头，一场车祸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村上人不仅为他母亲的遭遇流过泪，这次又为他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大家都为他的命运感到惋惜。车祸结束了他天天打石头的日子，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只愿他在那边能安息。
有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如果当年他留在上海，如果当年他留在北京他舅舅家，如果他母亲能早一日平反，如果他回到农村后父亲能重视他的文化教育，那得利哥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呢？但一切的如果都只是假设，一切的推理也都只是零。得利哥在这个小山村生活了一辈子，受苦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这就是现实，命运的选择由不得人，也由不得自己。那个小圆脸、大眼睛、卷毛头发、黑皮肤的小男孩，从大上海来到这个小山村，又从家乡的黑土地上离去，消失在茫茫田野里，真不知道该为他哭还是该为他笑。但我的心里，常常为他叹息。牛棚夜话，朔风呼啸，那豆油灯的光亮，还在我的记忆深处闪烁。那个年轻的饲养员，队里人都记得，他是一个好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