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东汉画像石拓片，宽35厘米，长173厘米。该为武氏祠画像石其中之一。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黄易于嘉祥武宅山发现。采用凿纹减地凸面线刻技法，图像构图采用等距离鸟瞰斜侧面透视法。内容为孔子率众弟子问礼与老子。整个过程应该包括相约、相见、离去，三个部分。而石匠将孔子与老子见面的关键性场景定格于石面，再现两位智者的高端会晤。为相约与离去则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思想传承的视觉叙事

“孔子见老子”的典故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轻时曾“适周，问礼于老子”：问以丧葬之礼、仁义之道、为人之道。这一史实被汉代人转化为图像，本质上是对“道统传承”的视觉化表达。在汉代人的认知中，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开创者，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两人的会面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而是“道”的传递与接续。

画面中孔子的姿态往往谦卑恭敬，弟子们紧随其后，体现出儒家“尊师重道”“好学不倦”的理念。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向老子问礼的行为恰是这一思想的生动诠释。而老子手持曲杖的形象，既符合其年长的身份，也暗合道家“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主张。曲杖在古代常被视为智慧与长寿的象征，将其赋予老子，实则是对道家思想“深邃如老者”的隐喻。

更耐人寻味的是两人之间的稚童与雁。稚童推车送雁的细节，既点明了“相见之礼”，又暗含“薪火相传”之意。稚童代表着未来与希望，雁则象征着礼仪的庄重，三者共同构成“前代传于后代”“大道归于人心”的完整叙事。汉代人通过这样的构图，将抽象的“思想传承”转化为可感的视觉符号，让观看者在凝视中领悟文化延续的意义。

儒道融合的时代选择

汉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汉初奉行“黄老之学”，以道家思想治国，主张“无为而治”，促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但事实上，汉代思想从未真正“独尊”，而是呈现出“儒道互补”的特征——儒家建构伦理秩序，道家提供精神滋养，两者共同塑造了汉代人的价值观念。

“孔子见老子”的汉画像，正是这种思想融合的直观体现。在汉代人眼中，孔子与老子并非对立的学派领袖，而是共同推动文化演进的先驱。画面中两人的平和互动，打破了后世“儒道相争”的刻板印象，展现出汉代人“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山东沂南北寨汉墓的画像中，孔子与老子之间还刻有“太一”“西王母”等神仙形象，将世俗的思想交流与宗教信仰融为一体，进一步印证了汉代“多元共生”的精神格局。

这种融合背后，是汉代社会的现实需求。帝国的统一需要思想的凝聚，而单一的学说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儒家的“仁义礼智”为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道家的“天人合一”则为个体提供了精神慰藉，两者的互补让汉代人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了平衡。“孔子见老子”的画像，恰是对这种平衡的艺术化表达——既尊重儒家的现世关怀，也认同道家的超越智慧。

社会理想的隐喻表达

在汉代，“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行为，被赋予了“重建礼乐”的象征意义。经过秦末战乱，汉代社会急需恢复伦理秩序，而“礼”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画像中孔子的谦逊与老子的宽厚，构成了“礼”的具象化——既强调个体的道德自觉，也注重人际的包容互敬。这种“礼”的精神，既是对先秦礼乐传统的继承，也是汉代“以礼治国”理念的折射。

同时，画面中的“雁”也暗含深意。雁在古代被视为“信鸟”，象征着诚信与守时，而“礼”的本质正是“诚于中而形于外”。汉代人通过这一细节，将“礼”与“信”结合，表达了对“道德社会”的追求。从国家层面的“举孝廉”制度，到民间的宗族伦理，汉代社会始终以道德为核心纽带，而“孔子见老子”的画像，正是这种社会理想的视觉化呈现——一个以礼相待、以信相交、以德相传的和谐世界。

从思想传承到文化融合，从伦理规范到社会理想，“孔子见老子”的汉画像石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追忆，更是汉代人对“道”的追寻、对“和”的向往。在画像的线条与构图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思想巨匠的相遇，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兼容并蓄的胸怀、坚守伦理的信念、追求和谐的理想。这些精神穿越千年，依然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核提供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