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暑气蒸腾，古人常遁入深山老林，伴古寺晨钟暮鼓，听清泉漱石、蝉鸣高树，与老僧手谈对弈，以棋局消解暑热。我既无此条件，亦无这般雅兴，加之目疾缠绵多日，读书已懈怠一年有余，提笔写字更是荒疏了三年。今日翻检藏书，心中愧意油然而生。偶然翻开《清史稿》，对康熙刻苦读书的感佩之情难以遏制，便顾不得医嘱，写下这几行浅陋文字，权当供诸君茶余饭后一笑。
自古英雄多起于少年，读书一事亦需趁年少。寒门子弟十年寒窗，发奋苦读，只为一朝扬名当世，仿佛读书便能换来世间所有。这种带着功利性的读书，史书上多有记载。范仲淹年少家贫，父亲早逝，靠寺中僧人施舍饭食度日。曾有皇帝到寺庙上香，同窗好友都争相前去一睹龙颜，唯有范仲淹端坐不动，他对好友说：“我读书求的是成才治世，日后自有被皇上召见之时，何必要争这一时？”后来，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想见皇帝自然不是难事。
康熙生来便是龙种，并非如今所说的“含着金钥匙出生”，而是“含着天下”——彼时大清帝国一统中原的大局已定，金钱与地位于他而言从不稀缺。但康熙深谙，权力若失去知识作为后盾，便会偏离法度；而读书，正是增长知识、开阔格局的不二法门。没有深厚的学识功底，皇权亦难稳固。
康熙八岁时，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扶持下，战战兢兢登上龙椅，按如今的学段算不过小学二年级，可他的阅读量早已远超同龄孩童。到十四岁独理朝政，约莫是初中二年级的年纪，他已将经、史、子、集与诗书韵律读了个遍。至中年时，他还系统研习西方的天文、历法、医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甚至跟着传教士学习外语。
那是一个崇尚读书与习得技能的时代。与康熙同时代的俄罗斯彼得大帝亦是个“学习狂”，他曾十七年不问政事，隐姓埋名跟着造船师傅学习技艺，积累航海知识，最终以武力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结束了近百年的海上纷争，让俄罗斯成长为当时极具扩张性的民族。说这些，并非是说书读得再多不如习得一技，而是想强调，读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意义何等重大。
日本人常说，一个国家、民族、家庭的兴旺，掌握在母亲手中——这话的深意，正在于母亲如何引导孩子阅读。中国古代富人的书房里，常挂着这样的条幅：“家有黄金上斗量，不如教子在书房，黄金有价书无价，书比黄金还要强。”即便是穷苦人家，也会几家凑钱供聪慧的孩子读书，盼着能出个读书人光宗耀祖。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大型机械制造设备被苏联尽数运走，连变压器都没留下；美国人则更胜一筹，抢走了德国的著名科学家与教授。然而短短三十年，德国便再度跻身世界前列。究其原因，正是德国虽失去了顶尖人才，却保留了国民教育的根基，民众的读书习惯、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从未丢失。
三十年前，当戏说历史的电视剧大行其道时，我曾写过一篇《书与电视》的文章。不少青少年读者通过编辑部转来信件，说我言辞过激，破坏了他们心中的偶像。我回复了其中一部分，我说，那是因为我太爱书了。
八年前七月，我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候机，见手拿书报默默阅读的多是外国人，而低头刷手机打游戏、旁若无人接打电话的，却多是同胞。那一刻，我像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般，为这个民族的不争气而心痛。
今日在公交车上，满车人不论老幼皆是“低头族”，都在刷短视频、刷抖音。我不禁为他们的前途担忧——这担忧不止于视力，更在于精神。精神若垮了，一切便都完了。恍惚间，竟觉得回到了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代，历史虽不会重演，却常有惊人的相似。
还是说说康熙吧。他为体察民情多次南巡，一次夜宿金陵燕子矶下，在船上秉烛夜读至次日凌晨鸡鸣，仍不肯释卷。侍从劝道：“圣上太过劳累，该稍作歇息保养。”康熙答道：“这是我五岁起便养成的读书习惯，早已乐在其中。”他又叹道：“常读书可知古人行事，能减少过失。我治理天下这些年，没出什么大错，正是读书的益处。”
康熙六十一岁时，巡幸京畿，见当地风气堪忧，竟有泼妇当街谩骂老人。他当即下谕：“朕巡幸京畿，见民生比从前好些了，但读书的人少了。风俗关乎大局，应在穷乡僻壤广设义学，劝人读书，以正风化。”在康熙看来，不止物质文明重要，精神文明更甚。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能有这般远见，即便在今日也实属难得。
我如今读书，纯属休闲，早已没了功利目的，不是为响应“终身学习”，也不是为“充电”，不过是想让自己说话能有点味道。黄山谷说：“人不读书，言而无味。”赵匡胤是马上皇帝，陈桥兵变后黄袍加身，经三次推让才“勉为其难”登上帝位。后人读史，多评这位北宋开国皇帝“胸有百万兵而无半点墨”。开国宰相赵普劝他读书，赵普自己尚有几分学识，他循循善诱道：“读半部论语，便可治理天下。”故而至今仍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我读康熙，觉得他的学识与格局，绝非“半部论语”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