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在西安发生了一件影响时局的大事。就在西安地区的抗日救国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之际，高崇民在西安出版的一个小册子《活路》，不幸落到蒋介石派往西安的特务手中，特务们欣喜若狂，以为拿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秘密联合主张抗日的具体证据。
8月下旬，国民党便衣特务在西北饭店逮捕了张学良邀请来西安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在押送途中，正碰上第17路军巡逻队，宋黎机警地大呼：“土匪绑架”，巡逻队将他和特务们一并截获，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一怒之下，以特务如此猖狂，竟敢逮捕他身边的人员，又恐省党部可能藏有其他秘密材料，当晚派兵包围了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这就是有名的“艳（29日）晚事件”。
11月28日，陕西各界在西安举行坚守西安胜利10周年纪念大会。这本是西安人民与17路军抗击北洋军阀的纪念活动。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高级将领和部分官兵参加了大会，张、杨二将军在大会上都做了激励两军将士团结抗日的讲话。这个大会，实际上成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东北军和17路军团结抗日的誓师动员大会。显示了张、杨密切配合作，共同抗日的决心。
1936年10月，蒋介石一面对张、杨威逼，一面加紧在军事上进行部署。他以“避寿”为名（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生日），由西安飞至洛阳，住了1个多月，进行筹谋策划。他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精锐部队约30个师通通调回，摆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一线，并增调国民党唯一的一支装甲部队驻扎豫西。又下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地机场和地面设施，陆续调集了以美国麦棉借款购买了100架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还调陈调元、朱绍良、万耀煌、陈继承、蒋方震、张冲、蒋作宾、邵元冲、蒋大钧等20余名高级军政大员，聚集西安待命。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前方督“剿”。
蒋介石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也准备密谋解决张、杨问题。与此同时，在南京，外交部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驻日大使许世英和日本外相也频频商谈。
经过内外部署，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于12月4日，两次来到西安。这时，他踌躇满志，其不可一世的气焰，达到了顶点。他以为这是最后一次“围剿”，可以完全消灭红军，“安内”大业就此完成，可以凯旋回京了。
蒋介石一到西安，就像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一是服从命令，东北军和17路军开赴陕甘向红军进攻，二是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当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但没有选择的余地。
12月7日上午，张学良向蒋做了苦谏，遭到训斥。下午，张学良回到西安，面告杨虎城：“劝说失败了，看来这样做不成，也许得换一个办法，为了仁至义尽，请虎城兄长再做一次劝谏。”
杨虎成认为蒋放下屠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没有希望的，但碍于张学良将军之托，要尽最后的努力。
8日上午11时，杨将军去了华清池，他对自己见蒋的态度和措词，行前都做了一番斟酌。他对蒋说，看国内形势，人心趋向于抗日，不抗日，国家不会有出路，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寻求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用兵。
蒋介石对杨的态度虽不似对张学良，但措词骄傲而严厉：“我决心用兵，有把握消灭共产党，红军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如果还要顽抗，我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他们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已将其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命令马少云（鸿逵）派骑兵截击，共产党只有投降一条路，别无他途。如果17路军兵力不足，进攻战线可以缩短。但如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可以放手撤换，我都批准。”
张、杨两将军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双方认为和平无望是不能再失时机（指两广事件），不能再失人心（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们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为抗日救国，即使牺牲两个团也值得”。
12月9日，气氛尤为紧张，国民党数十个高级将领齐聚西安，260余团约30万国民党部队压向陕甘。西北各界对蒋介石的道行遗施十分不满，尤以西安大中学生反对最为强烈。
黑云压城城欲摧，西北特支通过东、西救会，准备在9日发动西安的大中小学校学生和热心救国人士，纪念“一二·九”救亡运动1周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向蒋介石请愿。
张、杨二将军与8日接到报告，他们已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会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如果蒋介石因此而搬到其嫡系部队的防区，那将功亏一溃，使捉蒋落空。张学良急派参谋去找谢华。谢华不知张、杨的计划，反而引起误解，愤慨地表示：“这个运动无法停止。”
12月9日，西安各界2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当队伍经过东大街，警察开枪示警，打伤了竞存小学的一名12岁学生。消息传出，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惩办肇事的公安局长马志超。纪念大会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遂后决定：游行队伍徒步到50里外的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的卫队在霸河桥东头架起了机枪，一旦游行队伍上桥，就开枪格杀勿论。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流血，急忙赶到霸河桥西头，他看到学生们在凛冽的北风中，不畏艰苦，不怕流血，继续前进的情景，感动的热泪盈眶。一个东北学生激昂地质问：“张副司令，东北沦亡5年啦，你还忍心打内战吗？东北父老盼你打回老家去……”说罢放声大哭，接着一万多人同声大哭，风声哭声汇成一片，天地为之动容。张学良也被感动得流下泪来，他激动地表示：“我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的要求，我在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回去吧！”
学生们见张学良态度诚恳，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便同意不去临潼，于傍晚返回西安。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华清池行辕，多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均没有让张、杨参加，这不能不引起张、杨二将军的疑虑。此时的张学良发觉苦谏无效，自己对学生巳有诺言，不能再一次失信于他的同胞。
12月10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向蒋介石做了一次“哭谏”。他以无比的至诚，微言大义，希望能感动蒋介石。他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东北沦陷，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告警，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只会削弱抗日力量，决没有出路。”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却越来越不耐烦，厉声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剿共计划也是不能改变的。”
张学良的劝蒋抗日，至此已经绝望。下午回到新城大楼，他和杨虎城将军商量：“劝谏、苦谏、哭谏皆已无效，当前只有发动兵谏一途了。”
“好，为了抗日，我誓与副总司令共进退、共死生。挟天子以令诸侯。”
两人商定晚上宴请南京诸大员，在西安易裕社剧场观看秦腔演出的演出时，将蒋介石一网打尽，可惜，蒋介石推故没来。原定计划取消！
17路军的军事准备工作早在两天前便已开始。11日夜，在宋绮云到达前，17路军高级将领已陆续到了。宋绮云刚刚坐定，杨将军便宣布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副司令决定要硬干，要干就彻底的干，把蒋介石抓起来。”
深夜12时，张学良将军带领他的11员将领来了，一进门就半开玩笑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就拿绳子，将我和我的11员大将都捆起来。”孙蔚如将军站在一旁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
双方将领均已到齐，张、杨一同坐镇指挥。由17路军负责市区治安，并抓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军政要员，东北军负责临潼华清池捉蒋。由双方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宋绮云、黄菊人、应德田等人起草，向全国发表通电，说明兵谏原因、要求和主张。宋绮云负责撰写社论和发表报道，消息在《西北文化日报》发表，并为出版号外做准备。
在执行捉蒋人员出发前，张、杨均一再叮嘱：“你们对蒋介石都有仇恨，但这次是为了国家大事，必须保证他的安全，我们要的是活的委员长，任何人出了问题，都要军法从事。”已是12日凌晨1点，孔从洲电话问杨：“现在是几点钟？”杨告说：“时间到了。”孔从洲司令部连发3发信号弹。西安城内、临潼华清池，在同一时间，开始了行动。
具有划时代意义，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帝国主义要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而引起的国际国内关系变化的结果；也是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和蒋介石反动政策多年矛盾的产物；更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长期影响的结果。蒋介石忤逆时代发展潮流，违背全国民意，道行遗施，坏事做尽，“官逼民反”。事情过了头，做绝了，物极必反，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历史规律。
西京招待所的各中央军政人员和他们的随员、卫士300余人，除蒋鼎文翻墙逃跑被击毙外，全部被17路军俘虏。坐上客成了阶下囚。孙铭九率领东北军将士冲进华清池，与蒋介石的警卫连发生枪战，蒋介石在睡梦中惊醒，他来不及穿衣服，披上他的睡衣翻窗逃跑。孙铭九闯进卧室看见窗户是开着的，摸摸被窝还是热的，蒋介石的假牙还放在桌子上。孙铭九知道蒋是仓皇逃离，遂翻出窗外，向山坡上搜寻。行进大约500米处的山脚下，孙铭九看见全身哆嗦，蜷作一团的蒋介石。是害怕、是寒冷，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上午9时许，孙铭九将惊慌失神、狼狈不堪的蒋介石送到新城大楼。宋绮云看到，这个蒋介石与在王曲讲话的那个委员长，简直判若两人。
宋绮云期盼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从新城大楼急忙赶回报社，把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活捉蒋介石的消息和张、杨亲自审定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文稿及有关文件带了回去。
他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大家宣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编辑部欢声雷动。排字房立即动员起来，排版印刷“号外”，要让广大军民尽早知道这一事件的真相。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市全市各大报刊都噤若寒蝉，唯有宋绮云领导的《西北文化日报》连发两个号外。
第一号，内容是：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悟；
2、已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
3、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
4、此后国事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派人才，共同负起救国责任。
第二号，用通栏标题，登载了张、杨两将军对时局的八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印好号外，宋绮云又动员全体职工不顾疲劳、连夜作战，走上街头向市民免费散发。12日早晨，居民在睡梦中忽闻枪声大作，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当人们看到散发的号外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大街小巷，人声鼎沸，奔走相告，莫不额首称庆。
在“兵谏”发动的同时，张学良要刘鼎电告中共中央，同时，徐文雅也代表西北特支向中央汇报了事变经过，请示以后事宜。
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之前，特支做了以下工作：12日，经杨将军同意和支持，由童陆生、李木庵等以西救会名义查封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作为西救会办公地址。李木庵奋笔写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1个大字，把它贴在省党部门前的牌子上。门前围观群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尔后宋绮云又从报社派来一位诚实可靠的工人，负责传达室的工作。
13日，《西北文化日报》以精心设计之版面，报道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消息，西安各界之动态，以最显著位置，最好的制版，刊出了“救亡领袖”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半身玉照，对全国通电八项救国主张。
为了精制版面，使有关内容尽快与群众见面，宋绮云又是一宿未眠，爱人徐林侠叫女儿振苏送来的晚饭，仍原封未动地放在办公桌上。
事变后的第一件事，张、杨两将军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并推张学良将军为主任委员，杨虎城将军为副主任委员。宋绮云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下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西北文化日报》在事变前，由于特殊的环境和地位，为了不惊扰特务机关，争取合法存在，平时不多发表社论，而以作者署名，发表专文，以对重大事件表示的态度和立场。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各种政治力量态度的明朗化，以前那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做法，显然不和新形势下的要求。宋绮云根据西北特支及其领导下的“西救会”的意见和杨将军的指示，要加强报社评论工作，以推动事态向前发展。
宋绮云本来就才华横溢，在这即将“王师北定”之日，更是才气卓越，徛马千言。他以社论和专论形式，发表在《西安文化日报》的文章，就有数十篇之多，有的文章一反过去隐讳、含蓄之态，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实为无产阶级之政党，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之利益”。公开指出，“剿共”是“10年来错误之国策”，“兵连祸结10载未休，民众死伤不知几千几万，国帑耗费不知几兆几亿，结果如何？……”言者痛心，闻着当哭，夫以外侮如斯严重，国命如斯危殆，而蒋介石仍执迷不悟，将士谏之而遭斥，民众为之而遭杀，毫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一唯逞其私意，是何以能平人心？
事变的次日，《西北文化日报》同时发表了宋绮云的《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的报道和《何处是中国的出路》的评论，以及《昨日张、杨的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详细报道了“事变”的起因，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宋绮云在文章中指出：“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民众毁家纾难，不料蒋介石把持下之南京政府，仍本其一贯屈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之卖国政策，不敢言战，百般压迫救国运动。摧残救国战线，当此寇深国危之日，不积极出兵北上援绥，反调派260团以上之大军及数百架飞机，集结于西北，将从事大规模的内战，实行更大的中国人杀中国人之勾当。以此，西北各将领及数10万士兵忍无可忍，实行对蒋介石兵谏，促其省悟。”宋绮云在文章中断然指出：“不抗日，中国无生路，不反帝，中国无生路。南京政府到处扑灭抗日运动，屠杀爱国青年是认国人为仇，视敌人为父。在中国这种形势下，谁能抗日，谁即是中国民众爱戴的英雄，谁甘愿为日本的走狗，谁即是中国民族的敌人，即是汉奸。这种政变的特殊价值，是在把被压迫的中国，从汉奸卖国阵线过渡到人民救国阵线。事变的由来，完全是10年来蒋介石误国政策的结果。
篇篇讨伐檄文，写的痛快淋漓。宋绮云意犹未尽，同日继作诗《呼声》：
千万重的压迫，千万重的毒怨。
民情沸腾了，民情喷涌了。
火山上看谁再能施着压力。
4万万同胞，兴起！兴起！
我们去饮敌人的血，我们去食敌人的肉。
只要我们铁似的意志，
山可倾，海可倒。
时期到了，度过这血潮，
那既是倭奴授首的时候了。
兵谏捉蒋之后，宋绮云认为，省党部、宪兵团等特务机关，多年来盘踞西安，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罪恶多端，应予取缔。他本着除恶务尽的宗旨，在上篇社论之后，又在《西安文化日报》上发表了《彻底肃清汉奸，拿办法西斯蒂》的社论。强调革命的事变往往是反革命派极端压迫的结果。西北境上所有反动的大小汉奸，不知有多少，他们平日贪赃枉法，宣传卖国理论，陷害爱国分子，挂的是复兴民族的招牌，做的是害民卖国勾当。对这批阻碍抗敌救亡，妨碍爱国运动的法西斯蒂，要予以彻底的肃清，积极的查办，以谢国人。
文章登出之后，宋绮云立即投入这一工作。根据特支的指示，他带队接管了伪中央社陕西分社和广播电台，并把国民党的《西京日报》接管下来，改名为《解放日报》与《西北文化日报》并肩作战。为了更好的组织民众团体，放手发动群众，宋绮云派曹浩天、张益斋等同志，分头组织各行各业救国会，把各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如“木泥业救国会” “公务员救国会” “运输业救国会”等，支持张、杨将军的抗日救亡斗争。宋绮云还亲自联络西安新闻界的同行，组织了“西安新闻工作者救国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兵谏后，一切都沉浸在兴奋、激动、热烈、忙碌之中。百事待做，必须分别先后，宋绮云遵照党的指示，为释放监狱中关押的烈士进行交涉，终于打开了陕西省监狱，营救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
在被关押的人犯中，有中共党员、红军战士，也有思想进步的各阶层人士。这些人在监狱长期受到摧残。时值隆冬，他们还穿着衣不敞体的单衣，其中多数同志又非西安籍，怎么办？这任务又落到宋绮云的肩上。他回家告之了徐林侠，请她在妇女救国会中做些工作，帮助解决棉衣问题。为了给这些阶级兄弟搞到御寒的衣服，体现党的温暖和西安革命后的人际关系，他又走访了各救国会，并组织他们向广大市民募捐，购买寒衣180多件。并代表各界群众向这些遭受迫害与折磨的同志表示慰问。当出狱的同志穿着崭新的棉衣与各界代表见面时，许多人流出了激动的热泪，在场的人无不身受感动。
宋绮云还派出记者对他们做专题采访，并写出了《女政治犯访问记》《奔腾在大海里～政治犯速写》两文，在《西安文化日报》中做了报道。
12月17日，中共代表团来到了西安，对西北特支领导救国会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也赞扬了张、杨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同时，还提出要和西安的抗日群众团体见见面，要谢华、徐文雅、宋绮云、杨明轩等同志作出安排。
这期间，宋绮云的工作之繁忙，真可以说是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枕的程度。但他精力过人，除了办好报纸之外，他每天要往返于新城大楼和报社之间，活动于各救亡团体与红军之中，还要为中国代表团做好联络工作。
18日，宋绮云和徐文雅、杨明轩等，以救国会的名义，在长安县政府召开各救国会、各救亡团体负责人大会，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会议由西北特支负责人张文彬主持，从会场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西安各界的理解与尊重。
中国共产党对张、杨将军，东、西救会的负责人，以及西北特支的有关同志，作了大量说服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与张学良将军的会谈中，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对张、杨的爱国热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周恩来重点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利于抗日，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透彻、精辟的分析，紧紧地抓住了张学良的心。张学良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恩来的大公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卓越才能更加钦佩。
做杨虎城的工作，就比较艰巨了。杨虎城是爱国的，他对联共、反蒋和抗日的态度是坚决的。事变前，他曾多次同身边工作的亲信干部商讨如何捉蒋。他在决心捉蒋的12月11日晚上，曾经说过：“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其破釜沉舟的气概，溢于言表。但对捉蒋之后，又要放蒋的问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10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致立即杀蒋，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的。周恩来对杨的各种顾虑表示理解。同时，针对杨的思想情况做了解释。
杨虎城对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抱怨，表示钦佩，他表示愿意倾听、尊重和执行中共方面的意见。
我们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真理，而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所表达的思想，就像丝丝细雨，滋润着杨将军和宋绮云等人的心田。周恩来同志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层到中间干部，完善地完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重任。宋绮云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加者，从中受到了教育，并得到了提高，工作做的更加出色，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惊涛骇浪中应尽的责任。
蒋介石被扣后，国民党南京当局，就像被捅掉了马蜂窝，鸡飞狗跳乱作一团。12日夜11时许，才凑成了一个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议决：1、行政院有副院长孔祥熙负责；2、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5～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3、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常务委员的黄袍刚刚加身，亲日派何应钦的野心随着群兽无首时的混乱，顿时膨胀起来。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讨逆”的旗号，16日突然宣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继之，又颁布了一个对“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负隅抗命，扰害大局”的讨伐会，组成五路讨伐军，任命刘峙、顾祝同、卫立煌等人为各路军总司令，西进潼关。同时，又派飞机轰炸了陕西的渭南和华阴，一时，西安人心浮动。红军为了支持张、杨的正义斗争，保卫西安事变的胜利果实，以达逼蒋抗日的目的，毅然接受了张、杨将军的要求，做了相应部署，南下咸阳、渭南一带布防。为了加强三方面合作，支持张、杨的正义斗争。12月20日，红军副参谋长左权应邀来到西安。杨虎城把左权将军介绍给城防司令孔从洲。并告诉孔从洲：“‘双十二’事变后，南京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我们要做好防守西安的准备。为防有失，我请左副参谋长来视察城市布置和防卫工作，你要很好地听他指导。”然后，便一同乘车巡视西安城防情况。左权登城观看地形以及在郊外一些地段进行实地勘察时，十分专注、认真，并问及1926年杨部坚守西安与刘镇华作战的经过。回来后，又详细询问了兵力、装备及设防情况，审查修改了防卫计划。左权军事经验丰富，讲话简短明了，杨虎城将军深感满意，也深为敬佩，一再向左权副参谋长表示感谢。
为了答谢红军的帮助和密切西安各界与红军的关系，宋绮云参加组织包括特支负责人在内的救国会慰问团，到红军驻地进行慰问。这次他最感快慰的是，在红军驻地，受到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义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他们对国内外的形势，西安的现状与将来，讨论之精辟，使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独立作战的宋绮云大开茅塞，并为之叹服。12月20日，宋绮云又受杨将军的委托，和杨的军法处处长米暂沉代表17路军和各界爱国群众，对徐海东部第15军团进行慰问。宋绮云对指挥直罗镇一役，消灭东北军109师，为中央红军北上，举行奠基礼的徐海东军团长早就心向往之。在那里他受到徐海东将军、程子华政委的热情款待。他感到红军才是自己的家，每到红军驻地，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留连忘返。他多么想和自己的部队一起，严阵以待，惩罚那些敢于进犯之敌啊！但为了党的工作，他只能以红军朋友的身份与红军接触。每次工作完毕，他都依依不舍地离开自己的部队。
西安事变，使西安一时成为全国团结抗日的中心。西北特别支部已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建立陕西省委。12月25日上午，宋绮云接到通知，西北特支负责人和中共代表团一起，在谢华家里开会，听取中央对西北特支的决定。会上由秦邦宪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已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任务，从今天起撤销。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临时省委。原西北特支的成员，均参加临时省委工作。和蒋介石的谈判，是12月23日开始的。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在第一次会议上，他首先提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主张：
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2、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宋氏兄妹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和平解决的督促，他们也不敢横生枝节，便代表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以上条件，当然在谈判过程中也不免讨价还价。经过两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6项条件：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双方谈判基本达成协议之后，周副主席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十分恐惧害怕的。他开始听到共产党的代表来到西安，吓得要死，他十分清楚，十几年来他镇压革命，残杀共产党人，可以说血债累累。在张、杨手中，或许还有1%活命的希望，共产党人一插手，这一线生机也就没有了。他脑子里出现了地主豪绅被斗争、游行、处决的场面不寒而栗。
事实却与蒋介石想的相反。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蒋介石对此感到十分意外。那天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谈话很直率，也很严肃。除了向他说明我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及去西安方面的意图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取灭亡。警告他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出路。蒋介石面容憔悴，无精打彩，但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却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激之意。表示了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战等谈判议定的6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和平谈判初获胜利。下一步应该是三方一起研究如何放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把谈判情况向东北军、17路军的高级将领和重要幕僚传达说明，也还要向广大群众做一番交代。因为，当时张、杨内部以及社会上还有人认为“不签字就放蒋是没有保证的”，甚至有人慷慨激昂地主张把蒋介石干掉。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介石签不签字，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签了字，他回到南京照样可以不认账，同样可以撕毁。所以真正的保证是全国人民坚决要求团结抗战给予他的压力；是国际和平阵线不能容许蒋介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方面的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蒋介石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可是，在没有统一认识之前，在还没有妥善研究好如何放蒋问题之前，张学良轻信蒋介石的谎言，急急忙忙便决定释放了蒋介石。12月25日下午3时后，张请杨和他一起去机场送蒋，杨虽极力反对，但因张的态度很坚决，杨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张学良同蒋介石夫妻同乘一车，杨虎城与宋子文、端纳合乘一车，悄悄的离开玄风桥高桂滋公馆，向西郊飞机场疾驰。当在机场，蒋介石看到一大批学生和群众队伍在欢迎绥远抗日将领傅作义将军时，误以为是对自己的示威，害怕群众留难于他，心中十分恐慌，便再次向张、杨将军恳求，许诺：“我答应你们6项条件，我以领袖人格担保。今后西北就交给你们了。”
当周恩来驱车赶到机场，张学良已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错误行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一来，虽然和平谈判取得初步胜利，但也使得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安处于极度紧张、复杂的局面之中。
25日晚上，宋绮云奉召来到新城大楼杨将军的办公室，只见杨虎城将军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神情十分沮丧。当宋绮云坐下后，杨将军便问：“张副司令送蒋委员长回南京，知道不？” “知道，孙营长告诉红军代表时，我在那里。”
“放蒋介石，我是同意的，问题是怎么放？何时放？自从1929年我陪蒋以来，看得多了。蒋阴险狡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是他的一惯作风，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缠不过他，哪一个没有败在他手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蒋的‘敌手’？副司令亲自送蒋回去，红军方面有什么反应？”
“孙铭九营长去的时候，大家很愕然，周将军曾责备孙营长‘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听孙营长讲，他也是10多分钟前，得到卫士报告的。周将军拉着孙营长即去机场。回来后，周副主席心情很沉重，他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红军是主张放蒋的，但要有3个行动条件：1、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2、全部中央军分向豫、绥两省撤退；3、部分的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听周副主席说，这3个条件今天下午要和张将军和你商量的，可是还没来得及！”
“汉卿抗日的心情是迫切的，但对蒋介石的阴险毒辣认识不足，对蒋的背信弃义缺乏警惕。这件事汉卿做的太轻率了。下午，他约我去金家公馆，提出他今天送蒋走，免得夜长梦多。决心既下，我没有能说服他，如果周先生在，他是能说服汉卿的。汉卿事前不和我讨论，也总应当和周先生研究啊！尽管周先生是主张放蒋的。”
杨将军根据自己的阅历，已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在慨叹之后，继续说道：“汉卿一走，东北军这个队伍谁也抓不起来，于孝侯名义上是头头，那只是名义而已，我这个代行职权的人，更是无能为力。但就军事方面力量而言，他们又是最大的一方，他们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东北军设计委员会，讨论一致的意见是：蒋介石不作出可行的保证，不能匆匆地放他，他们认为绝对需要的保障有3项：
1、蒋介石离西安前，必须把以潼关内的中央军撤走，解除对西安的威胁。
2、蒋介石离西安前，必须先释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以取信于全国人民。
3、谈判所通过的条款，必须有蒋介石亲笔签字，公诸报端，使他不致反复。可是张将军没有釆纳他们的意见。现在看来他们的中级军官和上层领导，意见甚不一致。今后加强“三位一体”团结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今天晚上请你来，也就是为了此事，事情我们既然干了，就要按预定目标走下去，张先生既委我以全任，就得勉为其难，气可鼓而不可泄，要注意‘三位一体’3个方面的反映，也要听市民群众的呼声，只有统一思想，才能统一步伐，等候张将军的归来。宋绮云，要办好报纸，要统一舆论，这件事便委托你了。”
周恩来副主席从机场回来后，便找了临时省委几个同志商量放蒋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与对策。交给宋绮云的任务也是如何加强舆论阵地，团结军民，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面。
自从周恩来副主席来到西安，宋绮云便在周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下进行工作。他那多年来郁积在胸中的悲愤，有如8月中秋的钱塘怒涛，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他不顾疲劳，通宵达旦地工作，根据事态的发展需要，连续发表《一二·一二兵谏的伟大意义》《剿共工作之停止与抗日联军之成立》《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南京飞机政策的错误》《还想挑动内战吗？》《从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到自立抗战》等社论和专评。这对稳定局势，澄清思想，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红军“三位一体”的建立和发展，对鼓舞斗志，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放蒋后，任务更加艰巨。西安各界对张学良将军亲自送蒋回南京，尤感意外。当张学良将军被狡猾多端的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扣留于南京，消息传来，更是莫衷一是。南京当局一方面派大军进逼，另一方面挑拨离间，收买瓦解，再加上西安潜伏之国特，托派的破坏，形势步步逆转，西安军民各界彷徨迷途，幸赖中共代表团，在这艰险时刻，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维持着“三位一体”的团结。
宋绮云针对社会上的思想波动，尤其是针对部分人的“事变一事无成”的悲观论调和无所事事的消极态度，写了《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的社论。再次阐述这次张、杨发动“兵谏”之目的以及蒋介石之许诺：“张、杨两将军双十二义举，并非对蒋委员长个人有所嫌怨，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反对他在这国难日深的时候，只知从事内战，而不立即发动对日抗战的误国政策。”
“在蒋留陕期间，张、杨两将军无日不恳切进谏，蒋亦深切认识西北军民所提主张为确切不易之救亡要图，业于25日离陕赴洛之前表示全部容纳，并在飞机场临飞之顷刻，向杨主任表示6点具体意见：
1、命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此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由某个人负责。
2、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3、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4、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之国家。
5、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
6、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责。
宋绮云在该文中对放蒋问题，也做了精辟分析，说明“捉蒋”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放蒋”也是为了伟大的目标；自蒋留陕后，南京方面初则沉闷，继则分为主和、主战两派。主和者多为真正爱护蒋氏个人或倾向于接受主张之人；主战者则多为代表恶势力之野心家，感情冲动者，封建的报复者及挟外力以自固者，他们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甚至不惜勾引外力，向西北革命势力进攻。他们不顾蒋氏安危与否，将开始蛮干。如果这样，一个残酷的内战，势将不能避免，我们要彻底废止内战，内战不幸而逼着爆发，亦是我们所不愿的。其次，南京政府在以救蒋、护蒋为名积极主战的氛压之下，势必走向日本帝国之牢笼，而变成十足的亲日政权，汉奸政权、卖国政权。如果这样，不啻给我们多树了一个劲敌，给日本扩大势力范围。现阶段的中国，如果变成西班牙的局面，亦是我们所不愿意的。因此，旬日来南京局势之变化，不得不叫我们在策略上之决定有所变更。现在蒋氏既已承认错误，接受主张，张、杨两将军请其返京，实为最妥当之决定。不但张、杨兵谏救国之大义彰昭，而蒋氏之悬崖勒马，可为国家保留元气……遏止南京亲日派之建立卖国政权，减少革命势力遭受打击，顺利展开人民救国阵线起见，请蒋返京，容无错误！”
宋绮云在这篇社论中，充分说明革命策略必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辩证观点和群众是决定成败的哲学思想：“革命之策略固应随时间与空间而决定，同时，革命之进行，亦必须是理智的、意识的、决不能感情的、取巧的，故革命胜利之最大保证，并非是个人的、一时的，而必须是群众的、持久的，只有群众的持久的斗争，才能保证革命之最后胜利。此次双十二事件之爆发与转变，我们应赞扬张、杨两将军之英雄行为，可是我们仍不能放弃最主要的广大的群众路线。唯有争取广大的群众路线。才能与张、杨之武力适当配合，才能开展双十二之救亡运动，才能推动全国的民族斗争，才能保证8大主张之彻底履行。我们并不是不信任蒋委员长之慷慨诺言，而是敬告大众不能放弃自己的主要任务。”
为了让群众对困难、曲折，有所思想准备，宋绮云作了：“蒋委员长抵京后，意料中之困难，亦将不免。”的设想：“如日本当局，必将有许多外交上之威胁，南京亲日派分子，必将以种种方法煽惑、包围。如此，则今后之艰苦奋斗，恐将加倍于今日，此则我们不能不从速强壮自己，保卫自己。在我们排除侥幸心理，不放弃群众路线之策略下，应有如下几项之努力；1、继续发展群众运动；2、加紧各党各派合作；3、积极建立西北军、东北军、红军间之密切关系。唯有在此三项努力之下，可以充实及巩固西北联合阵线，扩大及促成全国联合阵线，救亡大计或不至于流产！
自从蒋介石被扣以来，南京方面的飞机，除送来炸弹以外，也空投了一些宣传单。如某大学教授罗家伦领衔之传单；还有帮闲、反动报纸之文章。莫不围绕“安内攘外”而信口雌黄。
“安内攘外”是蒋介石的反动国策，是欺骗群众，混淆是非的一张画皮。在当时的西安，也颇能迷人耳目，欺骗部分群众。再则，张、杨两位将军举行兵谏，也是为了反对和纠正蒋介石这个为了消除异己，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媚日卖国的“安内攘外”政策。事关斗争焦点，必须据理力驳。
12月18日开始，宋绮云把对“兵谏”的报道，逐步转向对“安内攘外”为中心的批判。他接连写下了《辟“安内攘外”之谬论》《辟蒋介石之准备论》《与罗家伦的一封信》等文章。他确切指出“安内”实质，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结果是同归于尽，而无力攘外。
16日，杨虎城将军在广播演讲词中有云：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眼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什么“攘外”呢。言语极沉痛悲切，足令我们的4万万同胞猛省！
宋绮云进一步指出，内战是蒋介石排除异己造成的，“安内攘外”实际上是“按内让外”。
“蒋介石的残忍屠杀，排除异己的政策，与卖国的外交、贪污的政治，一方面酿成10年循环不已的内战，一方面逼迫造成红军抗日。因此，内而不能安，外而又有祸！其罪恶铁案如山，不可胜数！”
“自‘九·一八’以后，在蒋介石所控制下之南京政府，一再向日本投降，而日本继续向我国积极侵略，如《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冀北协定》《何梅协定》，出卖国权，全国公愤。近则防共协定，事告成就，而绥远之战又起。协定何时能已……”
“若言‘安内攘外’，而蒋介石日努力于排除异己之工作，岂安内之道乎？日驱中国人以杀中国人，又岂攘外之道乎？诺言‘准备’，而蒋用大量之血肉，以从事内战，所‘准备’者又为何？”
“箕豆同根，相煎何急！使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争不已，必断送全民族之生命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此为全世界人士共同之感觉也！法国学者彭纳特曾谓：′为中国党争不已全世界亦将有被日本蹂躏之虞！’外人亦为我危矣，何吾之懵懂耶？”
张、杨二氏鉴于国难之严重，非停止内战不能国存，再三诤谏，蒋氏不予采纳，迫于爱国心切，举行兵谏，固春秋大义之所许也。抗日救国为全国人民共同之要求，亦全国人士所应有之行动，而先生谓为‘中奸人挑拨离间之计’，少具天良宁肯出此语！”
请看10年“剿共”，10年“安内”蒋介石之成绩：
“某外人谓，蒋介石10年来屠杀青年超过30万！白骨已如山矣。而在战斗中之牺牲者还不在此数。此岂安内之道乎？至于利诱威迫，排除异已，使全国各党各派皆不得相安，有人谓蒋介石非‘安内攘外’，乃‘按内让外’也。言虽幽默，而亦真实也。
宋绮云在文章中针对“先安内，而后才能攘外”的反动观点，严重指出：谁能“攘外”，谁就能“安内”，一味强调“安内”，其结果必然是“亡国灭种”，这次“兵谏”就是蒋介石“安内”蛮干所逼出来的。
“我国现况正如杨主席所谓‘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能攘外而后能安内，谁能‘攘外’，谁就能‘安内’，这是事实！也是真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强调：”在中国全国人心里，抗日鼎沸之际，谁‘攘外’，谁就能‘安内’。中国国内各党各派之矛盾，在抗日统一之目标下，才能淹没，这是全国有识之士所共见的，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多年来苦口婆心，劝其抗日以图存，攘外以安内，蒋介石反来蛮干到底，才有此次逼不得已之兵谏！”
宋绮云进而以雄辩的历史事实，来阐明因“攘外”达到举国的团结，因“攘外”而统一了国家。
“由‘攘外’而‘安内’，在历史上的确不胜枚举。如拿破仑在法国革命时，国内党派之分歧、社会之扰乱，甚于中国之今日。拿破仑统帅大军大呼：‘为法人争光荣’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击破欧洲各国军队，国人皆敬其功，而听其指使，法国遂获统一之局矣。
“吾人须知若求‘安内’，必须各党各派联合而后使可相安。外敌之来，而后始可攘了。如当欧战时法国国内社会主义各党各派，皆不满意其政府从事残酷之战争，但因德国相迫之甚，各党各派皆高呼‘保卫祖国’，而赴疆场以击破强敌。又如最近法国共产党（第三国际系统）与社会党（第二国际系统）鉴于国内外法西斯阵线的威迫，于是两党合作，以打倒法西斯为共同目的，订正了‘统一战线同盟’，此后又结合了各种左翼团体称为‘反法西斯活动协作委员会’，即现在所谓‘人民战线’。去年‘人民战线’感于德国之压迫，并其国内法西斯蒂之猖獗，‘人民战线’要求政府解散法西斯团体武装。政府亦感于‘人民战线’的声势浩大，法西斯遂被消灭。其后‘人民战线’又吸收了社会民主主义系统的劳动组合（C，C，T）及左翼的劳动组合（c，c，T，U），于是‘人民战线’拥有百余万群众，为政府的支柱。本年选举，‘人民战线’获得了空前的大胜，社会党领袖被选为左翼‘人民战线’内阁。共产党不愿参加内阁，但仍相约在外作内阁的支柱，共同拱卫政府，此正可为我国之师也。
“法国各党各派之所以能结合形成‘人民战线’，拱卫国家，为国内外法西斯之压迫必然的结果。与中国人现状正是相同。假使法国某党派抱着‘安内攘外’之野心而摧残他党，则今日法国已为德国之殖民地矣。”
文章最后，宋绮云以蒋介石10年“安内”代价，揭穿他卖国媚日的骗局：
“数年来，蒋介石所消耗于安内之金钱，何止万万元！所消耗于安内之生命，何止千万余矣！以此抗敌，何敌不摧？蒋介石又曾以准备而欺骗国人，其所谓准备者，皆准备排除异己，亦可谓准备的‘安内’，非准备以攘外也。今日与日本订一密约，明日与日本订一协定，所谓‘内’，亦将成‘外’矣！如东三省非在我国之‘内’矣，热河察哈尔非在我国之‘内’矣，整个华北亦将非在我国之‘内’矣，不知蒋介石将何以‘准备’而‘安’之而‘攘’之乎？”蒋介石之卖国理论，一则曰“安内攘外”，一则曰“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到何时？全国人民像“大旱之望云霓”而翘首以待。”虽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哪个不愿打倒日本鬼子，全国士兵哪个不愿杀死日本鬼子。” “至于‘准备’纯为蒋介石欺骗民众之名词！若言‘准备’则应团结全国之人力财力，以作为对日抗战准备，而蒋介石排除异己，不惜牺牲千万人之生命，数百万元经济以作内战，如向陈济棠挑战，以夺取粤汉铁路之海口、广州，是抗日之准备么？又如19年中原血战、双方牺牲100余万之生命，是抗日的准备么？如蒋介石消灭抗日最努力之19路军是抗日的准备么？续以无数之生命血肉而剿共，是抗日的准备么？蒋介石的走狗目前正在本省各县以飞机轰炸，也还能说是抗日的准备么？绥远战事方烈，何以不见中国飞机前往战线轰炸日本人？吾人敢相信以蒋介石所谓消耗于剿共及内战之数千万人之生命与数百万元之金钱，已足以抗日而有余！
故蒋介石之所谓‘准备’，一则为其投降日本之掩护，一则备以排除异己！如此张、杨二氏对蒋之兵谏，纯为使其觉悟，共同抗日，决无意对其加害，正大光明，全世界人士之所共谅。而蒋介石之走狗何应钦叫嚣于首都，拟举西指，从事内战，虽仅狂吠，其心可诛！这也还能说是抗日么？盖蒋介石之走狗，仅知其有对外卖国之领袖，而导其走向升官发财之路，不知有国家，不知有民族，他们还需要抗日？更不需要谈‘准备’！蒋介石之走狗，每以阿比西尼亚抗意失败，作为‘准备论’之有力的旁证。这实在是恫吓民众抗日之情绪的。阿比西尼亚数百万之人口，不足当中国1%，领土不足当中国1省，有新式武器之军队仅为10万，飞机不过数架，不足当中国1%。中国有训练的军队200万，超过日本1倍，且东3省伪满军队，皆为中国之同胞，正待中国军队之进攻而反正。复有接壤之俄国，正待与中国握手，而打破法西斯阵线之包围。况英美远东之生命线，将尽为日本所夺取，而思图报复。只要我国能树人民战线之旗帜，胜利是我们的，如操左券也。而蒋介石甘愿作法西斯之走狗，故致全中国人民之生命，不能逃出日本帝国主义之爪下。所准备者为何？准备亡国而已！
蒋介石究竟是“准备”抗日，还是镇压抗日？这也是有目共睹：“蒋介石秉政10年，无时无刻不进行着残杀异已的工作，使全国人民人人自危，这是“安内”的方法？
“蒋介石执政以来，大兴党狱，动辄以‘反动’‘共产’‘赤匪’等名称加其身，实行亚洲野蛮时代的方式来毒害。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拷打刑具，种类繁多，开历史中未有之新奇。10年来被残害的青年，将近80万，被屠杀的民众，不下数百万（有统计为700万左右），实行焚书坑儒，全国穷乡僻壤，凡有监狱者，均有大量政治犯，统计数目，也有200万。这些人均是国家栋梁，民族精华，应一律释放，保存民族元气。”
“而蒋介石偏驱遣数百万士兵，专杀中国人！全国青年到处呼喊抗日，请愿抗日，蒋介石则饷之以机关枪扫射！老如马相伯年近百岁矣，行将就木，因提倡抗日，则竟将其押京监视！如著名学者蔡绮云、陶行知等，或驱之于海外，或囚于牢狱！或视若寇仇！是诚全国人皆不若蒋介石聪明欤？而蒋介石偏一再向日本帝国投降，出卖领土，出卖主权。且蒋介石虽善于继续出卖，而日本帝国主义则仍继续侵略。这纵令蒋介石所豢养之走狗来答复，也不能有理由为蒋介石宽恕！”
张学良被扣后，西安局势复杂化。幸有中共代表团在西安，他们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和处理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问题。
在当时形势下，西安方面最要紧的是内部团结，只要东北军、17路军、红军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军事上作有力的部署，政治上采取正确方针，不仅可以迫使蒋介石履行他抗日救国的诺言，也有希望营救张学良。周恩来和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17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1月5日向南京发一措辞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将军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文说：“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争，只要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这封感人至深的电文，博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对蒋介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周恩来与两军的高级将领，共同商定组成三方面联军，拟定了联军的作战方案。根据这一计划，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集聚，开进了咸阳、蓝田一带，东北军和17路军也部署了迎战阵势，作好可战可和两手准备。
面对西安方面的强硬态度，加之国内舆论的压力，蒋介石还不敢贸然轻举妄动。在联军作了有力的军事部署之后，杨虎城两次派人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随后蒋介石也派人到潼关进行谈判。
然而，潼关谈判还在进行中，西安内部便在蒋介石的政治攻势下，发生了分化。
东北军中一批青年军官，是抗日骨干，是支持张、杨实行联共抗日，以至捉蒋的可靠力量，对张学良将军有特殊感情。张被蒋扣留后，他们群情激昂，极为愤慨，主张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这种悲愤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懂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伟大战略决策深远意义，因而反对和谈，并且越走越远。另一方面，东北军大多数老一代将领，认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但也有少数将领，以主和为幌子，暗中向南京输诚。他们消极等待，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种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消极悲观情绪。为此，宋绮云写了《各救代表大会后提出5点意见》《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到自力抗战》等文章。文章中说：自“25日以后，一般人存着两种心理，以为：1、蒋已完全接受，必能安全实行；2、我们的主张已有人负责，不需要我们努力了。这两种心理，都是极要不得的，前者是等待主义，后者是偷懒主义。等待于偷懒，在一切事业上都要自招失败的。”接着文章又指出，“在负责人中要解决两个重大问题：1、统一战线问题。‘双十二’既以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之要求而爆发……此后，此一战线之工作路线，亦应始终是统一的，路线若不统一，则将各自为战，结果是中敌人之计，各个击破”。2、群众路线。发动群众问题，革命是离不开群众的，没有群众，不能叫做革命。” “只有斗争，才能粉碎敌人之进攻；只有斗争，才能打破面临之困难，只有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可是，斗争力量的中心在哪里呢？这无疑的是在民众。民众为一切力量之源泉，民众为一切革命之动力。唯有与民众结合，与民众一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它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历史转变。宋绮云在这期间，面对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面，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不负杨虎城将军所托，主张《西北文化日报》，在宣传战线上勇猛战斗。仅他亲笔撰写的文章，就有五六十篇之多，对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巩固事变取得伟大成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周副主席的肯定与赞扬。由于《西北文化日报》报道正确及时，市民争订，所以它的发行量在事变期间，从原来的五六千份，一跃而达到18000多份。
在1937年1月的最后几天，和战形势不断出现反复。由于南京政府的节节进逼，汉奸、特务以及托派分子的煽动，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以孙铭九为首的几个少壮派首领，拟定了枪杀王以哲，何柱国的计划。于2月2日晨突然下手，杀害了王以哲将军。东北军的内部矛盾，使西安地区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幸赖中共代表团在西安，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犹如久经风雨的舵手，机智勇敢地驾驭着在惊涛骇浪中飘荡不定的航船，迎着暴风雨的袭击，在险恶的环境里，经过60多天艰苦曲折的斗争，在“二二事件”后不久，南京、西安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
尽管蒋介石狡猾奸诈，对于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和开展抗日战争并无诚意，但是西安事变的事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反共内战政策是行不通的，如若再打内战，势必危及他的统治地位。同时他也不能忘记，他是因为接受了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全国人民都睁大眼睛看着他如何实现他自己宣称的“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就这样，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的提案；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西安方面8项主张的提案；汪精卫则提出“剿共”政治决议案。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会议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过去的错误政策，但国民党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做了某些改变。在对内政策上，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国民党中亲日派以及蒋介石之手，先消灭共产党而后吞并中国的美梦，因“西安事变”和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而破灭。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为团结抗日呕心沥血的中共党员宋绮云等，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抗日有功之士，将被载入抗战史册，为世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