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偃王的仁义王朝：运河肇始与文明碰撞
公元前10世纪，古徐国在淮泗流域崛起，其都城梁王城（今邳州戴庄镇）雄踞京杭大运河畔，成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徐偃王以“仁义治国”，筑城逾制（周长十二里，远超周天子王城），并主持开凿了华夏第一运河——这条以梁王城为起点、经彭城（今徐州）北通齐鲁、南达江淮的水道，比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早478年。徐国工匠以石斧与藤索劈开鲁南丘陵，引沂水、武水入泗，形成“以舟代车”的交通网络，使徐国“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疆域扩至苏皖长江以北、鲁南及豫东，成为西周中期唯一能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东方霸主。
然而，周穆王忌惮徐国崛起，联合楚军突袭。徐偃王为避生灵涂炭，携数万百姓北徙彭城武原山，留下“弃国以全仁”的千古传奇。梁王城遗址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与战车残件，无声诉说着这个“仁义之邦”的兴衰——其运河系统不仅是交通命脉，更是华夏早期水利工程的典范，比邗沟早近五百年确立了黄淮水系的贯通逻辑。
二、楚汉烽烟：彭城之战与运河绞肉机
秦末乱世，彭城（今徐州）因控扼古运河枢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05年，刘邦率56万诸侯联军攻占彭城，却因纵酒狂欢陷入绝境。项羽率3万骑兵自齐地回师，沿泗水、汴河水道疾驰南下，利用运河弯道实施闪电突袭。汉军溃败至睢水，“士卒十余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这场战役中，邳州古运河既是楚军快速机动的生命线，也是汉军尸横遍野的修罗场。
运河的战略价值在战后凸显：刘邦依托鸿沟水系（古运河分支）构建防线，萧何通过汴河漕运“转漕关中，给食不乏”，为最终垓下决战奠定基础。邳州段运河见证了楚汉双方“以水为兵”的博弈——楚军曾掘开泗水灌城，而汉军则依托吕梁洪（今徐州东南）设险固守，运河两岸成为绞肉机般的拉锯战场。
三、南北朝铁血：东徐州的攻防史诗
南北朝时期，邳州成为南北对峙的前沿，北魏在此设东徐州，南朝则以“南徐州”相抗。公元467年，北魏名将尉元率军南下，沿古运河攻占彭城，切断南朝粮道，迫使刘宋放弃淮北。梁武帝时期，名将陈庆之北伐，沿汴水、泗水进军，一度收复彭城，但因粮草不济功败垂成。
最惨烈的争夺发生在公元578年：南陈名将吴明彻北伐彭城，久攻不下，遂“堰泗水灌城”，使邳州段运河水位暴涨。北齐守军掘开河堤反击，洪水倒灌陈军营地，双方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展开肉搏，史载“积尸与堰平，水为之不流”。这场战役后，邳州古运河因黄泛淤塞，逐渐淡出军事舞台，却在民间传说中留下“浮尸千里、血染汴泗”的恐怖记忆。
四、明清漕运：三十年泇河之议与帝国命脉
明代，黄河夺泗入淮，邳州段运河屡遭淤塞。从隆庆三年（1569）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朝廷爆发长达35年的“泇河之议”：开泇派主张沿邳州境内泇河（古运河支流）开凿新航道，避开黄河险段；治黄派则坚持疏浚旧道。这场涉及数十位官员的朝堂博弈，核心在于邳州蛤蟃、周、柳四湖的水文特性与良城伏石的开凿难度。
万历三十二年，泇运河正式开通，在邳州境内绵延百里，实现“避黄行运”。河道总督翁大立曾描述：“自马家桥至直河口，舟行如梭，漕船无阻，千艘蔽日，樯橹连云”。清代靳辅治河时更称：“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邳州段运河成为京杭大运河的黄金水道，漕粮年运量达四百万石，养活了半个帝国的都城。
五、近代血色：水匪、炮船与漕运末路
晚清以降，漕运衰落，邳州运河沦为水匪乐园。同治年间，炮船统领余老五先以“护漕”为名劫杀商船，后在汉口开设烟膏铺，最终因血银暴露被斩于菜市口。这段真实事件折射出运河文明的末世图景：漕丁、盐枭、流民在河道两岸上演着《水浒传》般的暴力传奇，而邳州的“运河刀客”更成为苏北民间叙事的经典形象。
民国时期，陇海铁路贯通，古运河彻底失去交通主导权。1938年，为阻滞日军南下，国民政府炸开花园口，黄河水沿古运河故道肆虐，邳州段沦为“黄泛区”，昔日繁华的梁王城遗址被泥沙掩埋，直至20世纪末才重见天日。
六、运河文明的基因密码
邳州古运河，这条从夏朝九州雏形中萌芽、在徐偃王仁义梦中成型、于楚汉战火中淬炼、在明清漕运中鼎盛的水道，是一部流动的战争与文明史诗。其河道不仅是舟楫往来的交通线，更是华夏民族“以水为兵、以河为界”的生存智慧载体。今日梁王城遗址的断壁残垣与京杭大运河的粼粼波光交织，诉说着这片土地上“金戈铁马与稻菽千重”的永恒辩证——正如邳州民谣所唱：“左黑山，右马山，徐山坐落在中间；千年运河千帆过，淘尽英雄是碧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