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母亲“刘冬妹”的名字每月必定由邮递员送来一回，捎来给家里数人的生活费，那是母亲从上海寄的汇款单，上面写着我父亲“吴承李”收。我的母亲由她的亲戚介绍到上海去打工，自己节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钱让家中六口人度日。父亲主要由于自己身体上的原因（脱肛），把公家给他安排的就业机会推掉，从此做了一个没有工作的散淡之人，但全家日常生活的料理，却是他承担的，那时家里有五个人上学，两个中学，三个小学。母亲从上海寄回家的钱是三十元，这在母亲是尽了最大努力，然而摊到全家每人生活费则仅为五元。当时一个家庭贫困的中学生可从学校申请到的助学金，可以达到七元左右，这样算来，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在七元这条基本线以下。我哥哥和姐姐在省泰中上学，他们大约是申请过助学金的，以贴补家用。小时上学，“学杂费”并不高，以现在的眼光，那简直不算钱，然而每逢开学，父亲还是拿不出生活之外的钱来，总要拖着，陆续才能交全，那种窘境，想来很难受。后来，我姐姐考上北京医学院，我哥哥考上南京师范学院，而我另一个姐姐因体育上的特长，又录取南京体院，他们就不再要家里负担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三个人的日子要好过多了。几年之后，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每月给家里寄了钱来，这样，家里的日子，再不用发愁。普通百姓，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一步步这样过来，从没有希望，到有了希望，逐步得到了改善。这在我，是刻骨铭心的。从小，我从没怨过家里穷，似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能理解，因而心平气和、从容而快乐。
因为母亲的远在上海打工，至少我和弟弟从小与母亲的接触，比起那些一直依傍着母亲长大的人，是少得多，少到几乎没得印象了。即使我的哥哥姐姐，也是他们正在读中学时，母亲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不能留在他们身边。如今想来，我的母亲，是有她的伤心和决断的。我记得，有一年母亲从外面回来，我和弟弟似乎被什么阻隔着而不能与妈妈亲近，但心里是有那种自然的强烈的愿望的。我们心里甚至明白，这种迟疑与生硬是长期母亲不在我们身边的缘故。我母亲把我们俩拉拢到她的身边，说，靠起来！我们就那样与母亲靠到了一起。我们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这是妈妈！几天之后，母亲又回上海做工去了。我和弟弟二人在家里流泪。我年长些，想到这也无用，就先止住了，然而弟弟到底小些，他依然哭个不停。我叫他不要哭了，他跟我生气，我只好让他哭够。那时我的姐姐与哥哥都到外地上大学去了，家中除父亲之外，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小的，我母亲可能是出于一种不放心，特地从上海抽空回家来看我们一下的吧。
护佑蓝芩代用茶 先用后付 运费险 ¥59.8 已售5 购买 护佑健康 随着我从少年成了青年，陆续地，我听说了我的母亲多年来在上海过的日子。她只是一名工友，收入不高，寄回家的钱是她的收入的大半，剩下的钱只够她每天中午在食堂里吃一个青菜汤，以至于“刘冬妹的青菜汤”在单位上出了名。她还要省下钱来应付必要的人情，因为上海是有几位亲戚的，他们虽然总是关照她不要出人情，但她却总是一礼不缺。为此我上海的大姐一直讥嘲她，其实也是为她心疼吧。一九六八年冬，我作为中学生插队到农村去，我记得家中仍是我的父亲在操持，母亲仍在外地姐姐家中。父亲从哪里找出一只旧箱子来，送到外面去上了漆，又扛回来，我就带着这只衣箱，一条被子，以及一些书籍，下了乡。其时并无母亲为我送行或叮咛的场面。然而当时我也并未感到有这一缺憾。母亲不在我们身边，我是从小就习惯而不当作一回事的。
让我平生为了母亲而心疼得泪水夺眶而出，明白我首先是母亲的儿子，而后才是别的什么，是在一种特别的环境里。那时插队的我，因为某种当时显得很正当的理由被隔离在远离尘嚣的地方，身边有几个人负责日夜“陪伴”着我，已经有好长时间了，预示着也许最为可悲的终结。一日，主持这项工作的人们，竟然把我的母亲带到了我的面前。一见母亲出现在门口，坐着的我站起来，泪如泉涌。我不是因为自己的可悲处境，而是想到我的母亲一辈子为儿女吃尽千辛万苦，我这么大的人了，还要让她这样为我担忧，被带到这里来，看到我这样可怕的处境，真是不该啊！我并不是产生了什么痛悔，我只是深感对不起母亲，做儿子的本该给母亲带来幸福与欢乐，却给她带来这样大的忧愁。什么叫作痛彻心扉，平生在那一刻是体会到了。然而，令我心中震撼和惊奇的是，我的母亲竟然那么平静，我的眼泪流成那样，她却没有一滴眼泪，她叫我坐下来，她从容地坐到我的对面，对我说，妈妈一辈子吃了说不尽的苦，但从来没有哭过。就这一句话，我只记得母亲说的这一句话了。她当时大约别的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她见我立即就听了她的话，止住了那种巨大的伤心，她也就不说了。她并不认为她能给我什么说教和力量，她只是叫我在面对厄运时，要有一种直面和坚强，这是一个母亲所最需要教给儿子的，别的如果无能为力，也就只能这样了。她没有流泪，我想，这也是为了我，在我的面前，她坚决不流泪。我相信，我的母亲会为一切能让人流泪的事情流泪，但不会为生活中所遇上的任何艰难困苦而流泪，她总是坚强地挺过去。平凡的母亲，在那一刻给我的，是最不平凡的；最平常的母亲，在那一刻给我的，是最可宝贵的；曾经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支撑着她和她这样的人的，就是这个，那是百姓的真理，那是平民的灵魂，那是生命的源泉。
母亲不识字、没文化，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一个好母亲而已，遇到什么事情，我是想不到会去征求她的意见的。然而，回顾起来，每每在关键的时候，母亲的一句很平常的话，却就让我听到了真理，起着一锤定音的作用，或者，会让我知道，母亲作为母亲，总是在注视着我们，把我们看得透透的，这时，我就明白，我有时简直就是无知，而母亲，明察秋毫。记得有一回，我逼孩子学习，正在一旁做着家务的母亲说，“个个都像你，哪来呢！”母亲的话，对我的劝说里有着对我的责备，老年的母亲指导了中年的我。我顿时想到，我确实犯了一个不能自觉的错误，就是我用对孩子不适合的标准要求了孩子。我小时候对于学习极其自觉，很小就似乎看到自己的一切是别无依傍而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的。学校要求的那些学习任务，在我不算一回事，我甚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安排了我的学习任务。我是这样的一个自负的人，我也就希望孩子能像我小时候一样自觉，但看到孩子并不能如我似的自觉，有时我就“无为而治”不下去，急躁起来了。母亲在一旁质朴的轻轻的那么一句话，充满着对孩子的爱护和对事物的理性，也含着对我的特性的了解，顿时就让我明白过来。
我父亲中风躺倒在家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外地我的姐姐家。我从西门砂石仓库（那时我是该库职工）拖了板车，到街上老家去把父亲拉到砂库我的宿舍里。因为老家虽然有弟兄居住，但都是上班的人，不如我在砂库，既是我上班的地方，又是我居住的地方，便于随时照应到父亲。父亲虽然得到了随时照应，但有一天，父亲忽然说，打电话叫你妈妈家来。那时我才体会到“满床的儿女，不抵半床的夫妻”这句话，不管咋样，父亲觉得让他的老伴来照应他更好。而且，砂库是噪音极大的地方，我的所谓宿舍其实很小，只有十个平方米，隔成了两间。这样，我的母亲从外地赶回，我把父亲又送了回去。从此，我的母亲照应病榻上我的父亲，一对夫妇，在漫长人生路上，行进到了老年相依为命的岁月。记得那一天，晚上我在砂库感到心中无端有点不安，就穿起棉大衣，对我妻子说，父亲怕是不行了，我得上街去看看。我骑了自行车，冒着凛冽寒风，到城里的老家，给父亲看夜。谁知就在这一夜凌晨两点，我一分一秒地看着父亲断气，这时寒夜寂静，人们正在深睡。我用泰州土语的“爸爸”二字喊着父亲，因为平时我大约几乎没有叫过，这时我感到要叫父亲一声。我的母亲睡在同一房间的另一张小床上，就在父亲脚头，这时惊醒，立即起身，并且说，不要叫他。我明白了，这时候要让亡魂安静地走他的路，不要惊动，以免感伤。这是很人道又很无奈的一种要求，完全是为刚刚撒手人寰的死者着想的。母亲起来了，我让在一旁，这时，出现了令我震惊的情景：我的母亲竟然默默地和衣躺到了我的刚刚死去的父亲旁边，整个小小的身躯蜷缩在父亲的头前，那静静地蜷卧父亲头前的母亲，虽无一声啼哭，心中的悲伤凄凉，却是任何激烈的动作和千言万语所不能表达的。几十载贫苦夫妻的路程，终于到了这样生死分手的时候，其中又有着多少不可言说的悲哀。我把一对老伴这样生死分手的情景，写在了我的小说《街民》里（《收获》一九八七年第六期）。
父亲七十五岁去世。十七年后，母亲病体不支，住进医院，服侍她的，是一位雇来的素不相识的外省农村妇女，名叫小红，姓潘，有五十多岁，看上去是一辈子吃苦耐劳过来了，并且仍在吃苦耐劳之中。小红日夜相陪我的母亲，她所做到的，超乎“服务周到”之上，简直胜过一位女儿对母亲的服侍。在我母亲临终的那一刻，只有我一人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我的久已躺着的母亲忽然自己坐了起来，披起衣服，然后两手把医院的那白被单拖扯着、拖扯着，在手中弄来弄去、弄来弄去，脸上带着微笑，满是慈爱。我说妈妈你做甚的？母亲似听不到我的声音，她不抬头，一边手中依然地弄着白被单，脸上洋溢着喜庆，一边说，小红要出嫁了，小红要出嫁了。我一听，这话说得不正常。这时的母亲是处于某种幻觉中了，被她的双手胡乱扯来弄去的白被单，在她眼中一定成了有着鲜艳花样的衣料，她正在给小红做新嫁衣呢。我用手试探地拖扯白被单，母亲这时紧紧地抓着，不让我拖走，没有抬头，还笑了一下，继续她手头的“工作”，好像我只是身边一个顽皮的孩子在打扰她呢。我仍然试着拖扯，这时她急了，皱起眉头，生气了，然而仍未抬头，只是把双手往下一掼以示警告顽皮的小孩，手中仍未松开那“新娘子的衣料”。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一警告，听凭幻觉中的她去完成她的心愿。她又一次在“嫁女儿”了，多么幸福的感觉啊。可是，只一会儿，母亲就无力地躺倒下去，进入昏睡。小红从外面进来，我把刚才一幕说给小红听，小红笑了，笑得那样开心、纯真。后来给母亲送行时，我弟弟上了那一辆专运遗体的车，他以让我不会介意的方式，叫我到前面的小车上去。我看出了我弟弟的心思，他是要让他一人单独地最后陪着母亲。我成全了他这一心愿，谁让他是最小的一个呢，他是在要求最后的补偿。
作者简介：
沙黑（吴双林），海陵人，国家一级编剧。八十年代以来，著有《街民》等中短篇小说数十万言，以及《李明扬与李长江》《四月南风》《旧庄遗事》等长篇小说，《冀州记》《板桥应试》《拇指姑娘》等戏曲剧本，以及《水浒新论》《诗话板桥》《艺海行舟》《艺海刻舟》等。